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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
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
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
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
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
“移民都搬完了。
”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
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
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
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
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
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
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
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
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
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
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
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
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
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
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
“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
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开始补偿较低，移民每闹一次，补偿就提高一点。
王显刚同时表示：
三峡移民补偿偏低。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确定，三峡工程移民静态投资概算为400亿元；
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增加移民概算近80亿元（均为1993年5月价格）。
目前的移民总数，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已近130万人。
身处移民工作一线15年的宋国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
“计划经济时期搞的库调（作为补偿依据的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市场经济时期搞的补偿。
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持异议者担心国家财力难以负担。
主建派则提出开发性移民、“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方针，称这具有前期投入较少的优势。
“为什么移民补偿低、跨度长达十几年，还能如期实施下去？
”王显刚自问自答：
“正是因为以县为基础的体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层的。
三峡工程实行移民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国家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乃至具体单位、个人。
何克昌却怀疑基层的操作。
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经注册登记的“高阳镇移民监视协会”，何任会长。
何克昌向本刊记者解释立会目的：
“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员趁火打劫。
”他称，国家拨给移民平均每人3万元的搬迁费，被逐级克扣。
三峡移民资金计算复杂，对十年前的个案争议，当事双方各执一辞。
宋国富说，不清白的人难免有，但直接侵占人头费的事“太傻”，“一个连长敢扣士兵的军饷吗？
2007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
同时，审计发现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主要是超规模使用。
何克昌对地方政府不满，亦有私情。
其母库调时在世，搬迁前去世，“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这样的人）得了补偿，我没有得到？
”他至今不能释然。
宋国富说，不排除有错补案例，但“怎么能用错的比对的呢？
何克昌称，“移民监视协会”只监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迁。
而有当时的目击者称：
官方主持的动员会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动员会”随之召开。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监视协会”成员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诉。
法庭审理认为：
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为，高阳镇移民工作一度无法进行。
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宣传动员，才使移民工作恢复正常。
同年8月，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何克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处刑3年。
另外3人以同样罪名处刑2年。
《法制日报》随后的报道称，此案为“三峡库区首起扰乱移民工作秩序案件”。
“钉子户”
生活在深山处的坝上，人们出去见过世面的不多，当船员的何克昌算一个，上过高中的陈七三也算一个。
三峡工程上马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
高中毕业的陈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电厂开推土机，“三千块一个月，比我们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1997年，陈七三回乡跑运输。
此时搬迁之声渐紧，尤其是1999年国家加大外迁后，“时间紧、任务重，心理接受都来不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为主。
但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
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
且后靠的坡地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
巫山县培石乡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
“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
”原水电部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是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朱镕基主持调整政策，加大外迁力度。
12.5万人的三峡农村移民外迁计划随后出台。
尽管2001年修改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仍为多种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间，但据库区移民干部介绍，为完成外迁计划，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暂停了。
当时的陈七三不解：
“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这条路，就像吃饭，光吃肉，也会有人不爱吃。
”他还比较，重庆市内的江津区等迁入地，虽然比高阳的经济条件要好点，但“南溪镇移民可以迁到上海”。
移民官员王显刚说，外迁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阳县数位参与当年动员工作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外迁任务最重的高阳镇，县里70多个单位去对口动员，其他工作皆为之让道。
199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动员和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外迁计划落实到户。
“清库时间一到，如果还不愿搬，只得依法强制执行。
”一位移民干部说，云阳县和高阳镇的移民任务年年都按计划完成，“必须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据当地移民干部介绍，高阳镇强制搬迁、销号但未经当事人签字之数，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库时有80多户、300多人。
历经数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户、44人尚未签字。
陈七三是当时被强制搬迁者之一。
他说，自己“多读了几年书，见识广一点，钻研移民政策的时间比县委书记还多”，其他移民便常来找他探讨，“不知不觉成了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
虽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狱之前，陈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讨论移民话题，但没有加入“移民监视协会”。
“协会成立没经批准，有些问题。
有没有作用，我也怀疑。
”陈七三说。
后来两人来往越来越少，陈七三觉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们针对地方政府”，而他“不攻击政府、领导”，只要求继续多渠道安置。
陈七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队赴京上访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国务院三峡办、国家信访局，获得的答复是：
按地方政府的做法办。
“回来后还想不通”，陈七三说，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时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访，这一次还找上了中纪委，他作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纪委大门等候时，有附近的居民问陈七三等人：
“三峡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吗？
还有上访的？
回到高阳
2001年11月，在万州长滩三峡监狱服刑期间，何克昌晚上入厕时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库前夕，他位于高阳村2组的一楼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没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着跛瘸的左脚，回到高阳，但回不到曾经的家。
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迁后的高阳新集镇。
他回忆，返乡之初，有近百个移民前来看望，给他戴红花，送锦旗，捐钱物。
亦有地方官员试图与之“言和”，他拒绝了。
儿女条件不宽裕，夫妇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
高阳镇副镇长王天敏介绍，鉴于何克昌的实际困难，在2006年、2007年，镇上都送给他一千多元慰问金，以资其所住这套一居室的租金。
对这“不带条件”的慰问，何克昌没有拒绝。
但接下来慰问金没有继续，“就那两年，”何克昌说起这个，有些耿耿于怀。
当地政府并未放弃与何克昌的接触。
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与何的大儿媳是高中同学，自称“做起工作来容易些”。
数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说，此人性格比较“刚”。
“文革”期间，他曾是其单位造反派头目，在当地名噪一时。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克昌确认了此事，“斗过一两个领导。
“他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比较讲义气。
”王天敏说，他曾请求何克昌别再去闹事、上访，尤其在“非常时期”。
何表态说可以，“既然领导这么关心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出狱6年来，何克昌再未越级上访，只是常去镇政府。
他对本刊记者说：
“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
但他仍会接待或联络各路记者，整理申诉材料乃至个人回忆录，他说：
“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有变化。
”声音不大，语气坚定。
宋国富与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镇上走访，在县城接访，到北京接返，难计其数，“他现在对我个人已经没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内心世界，还做不到。
只念过两年书的何克昌，一开始就不承认是“移民领袖”，而是“移民的服务员”，现在更觉年老势弱，因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与之联络的“代表”们越来越少。
何克昌继续关注着中央政策。
2007年，国务院三峡建委调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没线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项目，陆续获得补偿。
他记得过去家里新建过一个室外楼梯，日前再度向镇上干部要求补偿。
镇上干部答复：
“写个申请，应该没问题。
“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执行。
”何克昌反复念叨。
决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狱之时，陈七三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陈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云阳县委书记的王显刚找陈七三去县委办公室谈话，陈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还是受埋怨”。
他回忆：
“王书记说：
我们移民为三峡工程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付出的牺牲，党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有些个人要求没法完全满足，只能往前看，通过搞发展来弥补。
我当时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现为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的王显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干部对移民应将心比心，“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
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他说，凡是到重庆市来集访的移民，基本没有胡搅蛮缠的，其诉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不能开口子，只能在严格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辅之以帮扶手段解决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陈七三应王显刚之请，写成有关高阳移民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十建议书，署名“高阳移民”，面呈王显刚。
第一条建议是：
希望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决克服“高阳移民是刁民”的认识。
王显刚与他逐条探讨。
尽管并非每条都达成共识，但县委书记此举，已让他感觉受到莫大的尊重。
“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陈七三开始觉得，再坚持下去有些“没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访干部宋国富此时主动与他结成干亲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动走动。
“我这个人脑壳比较开窍”，陈七三说，“已经耽误十几年了，不能再在这个事上耗费精力。
2004年6月，陈七三决定不再纠缠过去，放弃此前农转非、自谋职业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迁销号合同上签了字。
“他很精明，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
”王天敏笑言，“但我们确实是想有意培育出一个移民致富带头人，引导移民搞发展。
陈七三签字销号，在移民中引发震动。
有人跟着签字，有人则称他为“叛徒”。
他回答：
“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看。
走得好，你们可以跟着来；
走不好，你们可以汲取我的教训。
决意朝前走的陈七三选择了养猪，因为觉得“搞工业、搞旅游都不太现实”。
因蓄水淹没，缺乏合适的养猪场所，镇上干部帮他6次选址，终在另一村“协调”出一片土地。
还助他获得3万元贷款，并从移民后扶项目资金、库区治污资金里拿出钱来，为其猪场修建饮水管道、饮水池和沼气池。
对高阳镇剩下的14户迄今未签销号合同的移民，云阳县和高阳镇政府也准备同样予以个案处理，逐步化解。
陈七三的猪场逐年扩大，规模已达两千多头存栏容量。
他把本刊记者领到楼顶去看后山正在扩建的猪场，描绘他未来的蓝图：
建成一个养殖小区，给其他“没稳定”的移民搭好舞台，让他们唱自己的戏，“大家一起发财。
他说：
“拖了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还不服输。
但出路总会有的。
”□
宿松：
艰难的融入
在他的院子里，栽着从老家带来的花椒树，还有叫做“六叶尖”的烟草，他用废纸卷起一根，“还是这个好抽，劲大，又便宜”
两年前，邹永松和殷刘红结婚，成为复兴镇里的新闻。
三峡移民娶上当地姑娘，这在当地是第一例。
“开始我妈妈还担心我会跟他跑回巫山。
”殷刘红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例，被当地移民干部屡屡提及，视为来之不易的成绩。
2001年8月，包括邹永松一家在内，千余位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的三峡工程移民，外迁到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
迁入之初，即发生震动不小的“宿松事件”。
在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看来，此事发生在外迁过渡期，也是不稳定期的一个代表性事件。
“现在稳定情况总体不错，”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融入当地社会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初来者
为三峡工程135米蓄水做准备，2001年8月22日和29日，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新春村、河口村共246户、1087位村民，分两批抵达宿松县复兴镇的两个安置点。
安徽地方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
“移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一排排规划整齐的二层小楼房就是他们的新家。
但就是房与地的问题，很快引发纠纷。
在华阳河农场二分场安置点，沿着中心道路比邻而居的宁河、新春两村移民，入住后发现分配到的住房与耕地距离不一，发生争执，多次到镇政府集体上访。
时隔一年，经迁入地政府与农场协调，重新划定耕地并分配下去，这一争议方告平息，此乃后话。
在房地距离争议相持不下之时，又有移民就居住点道路规划提出异议。
24户宁河村移民的住房门前道路只有8米宽，比其他道路窄了4米。
本刊记者今年6月前去采访时，仍有移民对此表示不平。
据迁入地政府人士介绍，搬迁之前，规划设计单位提出以菜园地补足门前道路，已得到迁出地政府和移民代表的认可。
入住之初的两个月，抓阉分得该道路两侧住房的移民并未发难。
但两个月后，移民开始就此逐级上访，要求补偿“损失费”。
时任复兴镇副镇长的胡翀向本刊记者介绍：
“我们请示了上级部门，上级答复不能乱开口子，否则会影响国家的三峡移民政策。
2001年12月13日至14日，谈判未果的移民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是为宿松“12·
13”事件。
事发后数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负责人赶赴安徽表示，移民中“特殊公民”、“平均主义”思想严重；
移民留恋家乡、适应陌生地确有困难；
迁出地政府的难处和苦衷需要体谅。
“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来到宿松的移民，每每骄傲地向本刊记者提起他们的家乡。
大昌古镇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畔，有着1700多年历史，兼军事与航运之利，是古时陕西、湖南、四川等地商贾云集之地，保留大片明清古建筑，为三峡地区旅游胜地。
大昌自古不乏移民，今人多称祖上于“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
但迁入多，迁出少，当地流传：
“大宁大昌，不思家乡。
此处耕地虽少，但人气旺，许多当地农民有自己的技能与副业，如驾船、摆摊、开餐馆等。
“我在老家，家里只有一亩半地，即使不种地，也有余钱。
”河口村移民卢忠长说。
三峡工程的到来，改变了一万多名大昌人的生存状态。
“三峡工程‘造谣’（当地用语，意同传言）造得很早，毛主席在世时就‘提倡’过。
”64岁的张全魁回忆，199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查，此时便听说三峡工程一定要搞，有人还不信，“毛主席都搞不成，现在哪个搞得成？
黄发明就是怀疑者之一，他当时到处借钱，想建一套砖木结构的新房。
有干部劝阻他说，顶多住七八年，而且新建房屋不补偿。
但他还是建了。
到1990年代后期，“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动员在库区渐趋密集。
“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河口村移民郑本仕说。
本刊记者所访移民，几乎都有类似表示。
得知去向时，已时日无多。
“刚提倡搬迁时，讲过可以后靠，可以自谋职业，”郑本仕说，“外迁只讲了一年多，就要走了。
1999年国家移民政策调整，加大农村移民外迁计划至12.5万。
经一年多试点，移民外迁于2001年至2003年大规模展开。
据多位移民干部介绍，三峡农村移民前期工作淡化外迁的原因，一是高估了就地后靠安置的容量，二是过去数十年水库移民外迁有多次失败教训。
后来人多地少矛盾凸显，再加上前期搬迁进展有限、三峡工程蓄水在即，遂加大、加快外迁力度。
“必须分秒必争”
2001年，巫山县二期外迁移民任务为1万人，大昌镇承担一半。
宁河村涂永龙本想继续留在老家码头做生意，“好像后靠名额满了”，他别无选择。
河口村卢忠长考察过湖北当阳，看中了，当时还能自主外迁，拖了一下，便只能在政府的组织之下迁到安徽宿松。
宁河村邓子贵在迁出之前，满心犹疑。
丈夫和女儿都是二级残疾，夫家四兄弟只有她一家需要搬迁，“我们去了怎么办？
就我一个人能做事。
“干部说会搬富，不会搬穷，我听了就有些高兴。
”她向本刊记者忆及此事。
新春村黄发明担心超生得不到补偿，动摇之际，得到母亲的鼓励，他解释：
母亲“年轻时在长沙住过三年，说外面肯定好些。
农村老人有这种思想的很少”。
宁河村邓生明的母亲即为反例。
其母当年78岁，“身体壮得很”，也无家庭纠纷，搬迁前撒手人寰，生前常对家人说：
“去到外面，死得连鬼都不认识”，“安徽人当年还逃荒到我们这里来”。
新春村有着40多年村社干部资历的张全魁，自认不同于一般群众，城里的三弟不让他走时，他说：
“我是党员，要带头走。
移民代表在搬迁前去迁入地考察回来，变数又生。
他们将迁入的宿松县、华阳河农场是安徽省的重要粮棉基地之一。
张全魁觉得这里的土地比老家好，交通也更方便，考察回去后帮干部们一起动员，“有人还说我是干部的狗腿子”，但“农村人讲感情，先从做亲戚的工作开始”，局面逐步打开。
河口村的移民代表在考察时却觉得迁入地条件不如预期，回来一讲，更增动员难度。
卢家军即是其一，他称当时被盯得紧，晚上不敢回家，就躲到墓洞里，后来是他父亲签的搬迁合同。
2001年7月，在宜昌召开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提出：
“现在距三峡水库蓄水仅有二十三个月，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分秒必争，加快移民工作进度。
是年底，大昌镇超额数百人完成外迁任务。
迁入宿松的移民说，他们走进新居时，“墙是湿的，地还粘脚”。
宿松县三峡办主任刘福祥认为夸张了，不过是“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
“拿出了最好的地”
“移民干部有很多心酸，需要关爱。
”巫山县移民局局长王祖乾对本刊记者说，“挨打挨骂，在库区到处都有。
这句话是2008年8月在巫山时所说。
其时，三峡工程即将首次进行175米试验性蓄水，百万移民搬迁工作亦基本完成，尽管接下来仍有“漫长的安稳致富过程”，王祖乾还是觉得松了口气。
在大昌镇移民集中外迁的2001年，王祖乾任该镇镇长，河口村移民当年8月29日迁入宿松县复兴镇，他是护送干部之一。
那是他人生中罕见的经历——在招待所里，他被移民围困两天两夜，躲在床垫之下，后经当地政府救出，躲入汽车后备箱中方被带离现场。
事情起因，是先行抵达的移民要求退还超房型面积建房款。
迁入地受托为移民建房后，有部分房屋实际面积略微超出协议面积，移民为此付了款，后来经争议之后获得退款。
但当时争议之中，移民的诉求越来越多。
刘福祥说，移民刚来时，情绪较大，随时都能找到导火索，酿成不稳定事态，2001年12月13日发生的冲突是最激烈的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
“讲老实话，移民来了，矛盾肯定多了。
”复兴镇原分管移民工作的副镇长胡翀对本刊记者说，接受移民安置之初，基层政府感到有些为难，宿松整体经济条件虽强于巫山，但同在国家扶贫序列。
“国务院下达任务后，各级政府都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对待。
”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说，安徽省承接的三峡外迁移民任务为8000人，实际接收8094人，尽管安徽经济并不发达，这些年省内各级政府补助、帮扶三峡移民的各类资金，人均八九千元。
1999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做好三峡工程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
迁入地人民政府要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经济相对发达、土地容量较为充裕的地区作为外迁农村移民安置区，将移民相对集中安置到县、乡，分散安置到村、组。
受访的安徽移民干部解释，选择宿松作为安置地之一，主要是考虑到土地调整之便，以及迁出地政府和移民要求沿江之利。
双方认可后，迁入地政府与华阳河农场协调，“农场拿出了最好的地供移民挑选”，具体安置点位于宿松沿江区域，比北部山区条件好。
从农场购地后，宁河村、新春村移民共600多人被安置到华阳河农场二分场，400多河口村移民被安置到华阳河农场一分场，现分属复兴社区和同兴村管理。
复兴社区也给移民让出一小部分土地。
当地农民人均6分地，而移民有1亩，“心疼也没办法，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过来的。
”复兴社区会计王赛白说。
“移民比我们当地人勤快多了”
“12·
13”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是春节，安庆市、宿松县政府特意组织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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