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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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汉代地主田庄的经济文献《四民月令》一书多次出现“曲室”、“作曲”、“酿春酒”、“渍曲酿冬酒”的记载。
与酒业生产相应,两汉酒风之盛承前代余绪,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高祖衣锦还乡把酒唱《大风》是鼓动汉代酒风的一把明火。
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光武中兴等汉代的富足之世为酒风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尽管每遇到灾荒之年,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以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但是这根本无法遏止如火如荼的酿酒和饮酒之风。
无论是宫中朝堂的达官贵人,还是民间士林的细民九流对酒都极为热衷。
王粲《酒赋》说:
“暨我中叶,酒流犹多;
群庶崇饮,日富月奢。
”《汉书·
食货志》曰: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汉代一度实行的“榷酒”之政(即酒类由政府专营)也无法彻底施行。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面对如此兴盛的酒文化,汉赋作为当时文学样式的杰出代表,就历史地承担起了反映汉代酒文化兴盛的使命。
二、汉赋中的酒
在现存汉赋作品(含残篇、残句)中(本文论及赋作时以龚克昌《全汉赋评注》为基本的文本依据),以酒名篇者有邹阳、扬雄和王粲的同题之作《酒赋》3篇。
此外尚有言及酒事者共约30篇,其中“酒”字出现了约60处,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诸如酿酒的原料和方法、饮酒的场合与功用、滥饮的弊端、饮酒的礼仪和习俗、酒器、名酒的品类和特色等等。
这些都构成了汉代酒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辞赋中涉及到的酒种类繁多,其中基本分为酒类、醴类和醪类。
邹阳《酒赋》说:
“清者为酒,浊者为醴。
清者圣明,浊者顽骏。
”汉赋中不少地方都是酒、醴并提,这里已经比较了二者质地的不同:
酒之色泽清澈,而醴之酒体则比较浑浊。
又张衡《南都赋》:
“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
”“醴”而称“甘”,表明是甜酒。
《汉书·
楚元王传》:
“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
”在功能上,酒、醴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在各种仪礼中,虽然酒、醴并陈,但相比而言,酒使用的场合比较多。
如前,以“圣明”譬喻清酒,以“顽骏”指称浊酒,可见“酒”应是用于正式场合的。
这与《诗经》的时代大不相同。
《诗经》的时代以醴为尊,酒次之,醴多用于祭祀和国宴。
如《诗经·
小雅·
吉日》写周王田猎后会饮诸侯:
“以御宾客,且以酌醴。
”而酒多用于一般场合。
汉赋中的酒除了称为“酒”或“醴”的外,还有“醪”。
如枚乘《柳赋》:
“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
”桓谭《仙赋》:
“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
张衡《南都赋》:
“若其厨膳,一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
醪敷径寸,浮蚁若薪。
”“醪”的基本词义是汁滓混合的酒、带糟的酒,但在更多时候则释为味道醇厚的酒。
此外,汉赋显示当时的人们好饮色浓味厚的酒,而且往往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美酒。
邹阳《酒赋》曰:
“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自薄,青渚萦停。
凝醇醇酎,千日一醒。
”“凝酵醇酎”意谓味道浓厚的酒。
“沙洛渌酃”等各种酒之所以为名洒,就是因为其酒味浓厚。
三、汉赋中酒的文化功能
从酒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周,酒礼已经成勾相当严格的礼节。
酒行为自然纳入了礼的轨道,洒礼必须体现出贵贱、尊卑、长幼等各种关系。
这时的酉更多的是与酒能致人迷狂因而具有通神效果的祭祀、巫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尚书-酒诰》有言:
“‘祀兹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在周公颁布的这一《酒诰》中,他以文王代言人的身份下达戒酒命令,明确指出,上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因此严禁“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即使是位尊如康叔,也要“刚制于酉”。
_4j这是在借天的威灵来巩固世俗的权威。
随着天之威灵的真实面目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君权神授”仅仅成为维护统治所需要的宣传口径,人间英雄(帝王)可以完成对现实的强力统治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们更倾向于借助“礼”来建立帝王在k间的权威,而“礼”必须落实于各式各样具体的事勿上,酒即是其中之一。
于是在秦汉以后,随着礼乐文化的确立与巩固,酒文化中“礼”的色彩也愈来愈农,严格的酒礼显示出的是世俗权力,昭示着森严的等级,这与此前酒所附有的神巫特征大异其趣。
叔孙通在汉初制作礼仪,对当时及其后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对酒礼的严格规定也是如此。
据《史已·
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日: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高帝日:
“得无难乎?
”叔孙通日:
“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
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
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
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
……至礼毕,复置法酒。
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
觞九行,谒者言“罢酒”。
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
竞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其中“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是指对那堂不符合酒礼的官员要采取制裁措施。
汉代对酒礼向重视和执礼的严格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孔臧在其《杨柳赋》中亦叙酒礼为“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酒礼已经成为治理国家的“典章”的一部分。
礼书》中说:
“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
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集解》引郑玄解释:
“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鱼为俎实,不膈孰之也。
”可见,在重大祭典中酒是不可少的祭品。
统观汉赋作品,赋家写酒,更多的是从饮酒的生理作用,从酒满足口腹之欲的饮食功能出发,这是汉赋酒文化的逻辑起点。
诚如扬雄在《太玄赋》中所说:
“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
”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下,汉赋中的酒展现了其文化功能。
1.调和人伦
以酒成礼,并以此来调节人际关系,是汉赋中最为着力描写的酒文化内容。
举凡展示帝王的“恩荣”、敦睦同宗同好的友谊、论功行赏布酒犒劳军中将士,乃至心怀殷切举觞致诚意中之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记载有多次“大酣”,这是汉代皇帝经常使用的向臣民施恩,笼络、褒奖臣民的办法。
文帝本纪》载文帝即位时诏告天下:
“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酶五日。
”《集解》引文颖日:
“汉律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
”《索隐》引《说文》日:
“酶,王者布德,大饮酒也。
”汉赋对此则有更多具体形象的描写。
试看班固《两都赋》中藩邦大定绥靖内外后天子大宴群臣的情景:
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
内抚诸夏,外绥百蛮。
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
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
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
列金翼,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
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钩,管弦烨煜。
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韶》《武》备,泰古毕。
四夷间奏,德广所及。
傣侏兜离,罔不具集。
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
降烟煜,调和气。
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旨酒万钟”以美酒之量多衬场面之大;
与乐相和,鸣钟列鼎,煌煌庙堂“食举《雍》彻”,彰显帝王气派;
曲终人散,“皇欢浃,群臣醉”,君臣相得,酒之于人伦,其功卓荦。
张衡在《南都赋》中则将酒调和人伦的作用放到宗族宾朋的层面上来展现:
若其厨膳,……酒则九醒甘醴,十旬兼清。
醪敷径寸,浮蚁若辨。
其甘不爽,醉而不酲。
及其纠宗绥族,榆祠蒸尝。
以速远朋,喜宾是将。
揖让而升,宴于兰堂。
珍羞琅矸,充溢圆方。
琢调狎猎,金银琳琅。
侍者蛊媚,巾博鲜明。
被服杂错,履蹑华英。
儇才齐敏,受爵传觞。
献酬既交,率礼无违。
……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唏。
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纠宗绥族,稿祠蒸尝。
以速远朋,喜宾是将”即是对酒的调和这种功能明白表述,调和当然是有效的,其结果是“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其他如孔臧《杨柳赋》日:
“于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洗觯酌樽,兕觥凄扬。
”扬雄《蜀都赋》日:
“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
侯罗司马,郭范垒杨。
置酒乎荣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
”都是如此。
酒为血性男儿之饮,将士驰骋沙场当然少不了它赋予的能量,斩将骞旗之后的犒赏当然也少不了它。
张衡《西京赋》这样描写征战将士凯旋后纵酒为欢的情景:
“割鲜野飨,犒勤赏功。
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醴,方驾授饔。
升觞举燧,既醇鸣钟,膳夫驰骑,察贰廉空。
炙焦夥,清酤皴。
”
2.献谀神灵
神灵,作为古人心目中不可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外在力量,一直受到人们小心翼翼的侍候,岁时年节的供奉、形式多样的活动都必不可少,而酒往往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
杜笃《祓楔赋》中说: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
用事伊雒,帷幔玄黄。
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酞川。
……巫咸之伦,秉火祈福。
浮枣绛水,酹酒酿川。
”祓楔是从先秦时代即开始流行的古代民俗,每年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祭祀以除妖灾去污垢的仪式。
此后春三月的上巳节即来源于此。
古人以好酒之心推测,神灵也应是嗜酒的,而人投其所好就会得到神灵的庇佑;
酒可以使人麻醉、致幻,从而通神,与神亲近,更好达到人的目的。
《说文解字》解释“哟”酒为:
“攸服以降神也。
”张衡《观舞赋》说:
“音乐陈兮旨酒施,击灵鼓兮吹参差。
叛淫衍兮漫陆离。
于是饮者既醉,日亦既昃。
美人兴而将舞,………‘灵鼓,鼓名,古时祭地祗时用。
”酒会之上有错综抑扬不绝如缕的音乐助兴,气氛热烈,人神杂处的神秘感与和谐感在酒与乐的交融中漫衍开来。
3.祭祀祖先
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酒也是其仪式活动现场的必备祭品。
孔臧《杨柳赋》中说:
“合陈厥志,考以先王。
赏恭罚慢,事有纲纪。
洗觯酌樽,兕觥凄扬。
饮不至醉,乐不及荒。
威仪抑抑,动合典章。
退坐分别,其乐难忘。
”可见酒在祭祀场合被纳入到严格的法度中,而且对饮酒的量也有一个基本限定,即“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量化的限定,而是考虑到个人能力差异的人性化规定。
从反面来说,饮酒一旦至于醉而流于“荒乐”,则意味着对祖先的不恭和亵渎,那可真是罪莫大焉。
张衡在《东京赋》对酒的这种功能有更为明显和细致的描写:
“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
蒸蒸之心,感物曾思。
躬追养于庙祧,奉蒸尝与龠祠。
……灵祖皇考,来顾来飨。
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结合在一起的。
扬雄《蜀都赋》:
“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
沥豫斋戒,龙明衣,表玄毂。
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
”娱神祀祖也是在调节关系,只不过是调节人与神鬼的关系。
可见,着眼于调节关系或者说伦理化是汉赋中酒文化的典型特征。
清者圣明,浊者顽骐。
”以人之道德品行譬喻酒之质地高下,伦理化的判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以酒设喻也往往与此相关,张衡《东京赋》:
“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罔然若酲。
”其次,酒的功能也是有层次的。
既然酒是礼的重要内容,而礼的基本功能是“别同”,所以酒对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意义。
邹阳在《酒赋》中说:
“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
”可见在作者的眼中,不同的饮酒者目的各异,“庶民”饮酒是为了取乐,而“君子”则是礼节的需要。
所以,既然酒是礼的一部分,则酒承载了大量礼的内涵,有节制的饮酒才是快乐的,滥饮则适得其反。
孔臧《杨柳赋》说:
“饮不至醉,乐不及荒。
”张衡《东京赋》也说:
“好乐无荒,允文允武。
四、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
可见,对待酒,我们固然要有对大杯痛饮、花天酒地给予批评的价值判断,但是对适度的饮酒所带来的精神愉快、人伦和谐和人神共欢,我们则要超越价值判断,走向追求快乐的审美判断。
赋作在汉代是受到朝野广泛推崇的文体,尤其是受到官方肯定而使其具有相当多的政治色彩,从而赋予酒以大量政教、礼教的内涵,酒承载着很多的社会化情感,则个人私情受到抑制,个人出处穷达的小情绪,往往被国家政治教化的大道理所“淹没”。
我们看到汉赋中置酒罕言愁,言愁则很少涉及到酒。
在汉赋中,酒和愁甚至是格格不入、对立的文化元素。
对此《史记·
乐书》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所谓“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
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
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在汉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酌酒为欢的描写。
枚乘《七发》曰:
“列坐纵酒,荡乐娱心。
景春佐酒,杜连理音。
”傅毅《舞赋》曰:
“溢金晷而列玉觞。
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
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
”张衡《东京赋》曰:
“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
……我有嘉宾,其乐愉愉。
声教布浸,盈溢天区。
”在汉赋兴盛期的赋作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即使到了汉末建安时期,赋家写酒,也多是借酒畅叙欢愉之情。
徐干《车渠槐赋》为咏物之作,其中“盛彼清醴,承以琱盘。
因欢接口,媚于君王”明言“欢”情;
刘桢《瓜赋》乃奉曹植之命而作,其中“凭彤玉之几,酌缭碧之樽”写帝王宴乐之情。
在抒发悲愁之情的赋作中则“酒迹”罕至。
董仲舒《士不遇赋》、刘彻《李夫人赋》、《秋风辞》,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反离骚》等抒发悲愁之情赋作,都言未及酒。
张衡《思玄赋》据作者自述为“宣寄情志”之作,《南都赋》有言:
“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
弹筝吹笙,更为新声。
寡妇悲吟,鹃鸡哀鸣。
坐者凄欷,荡魂伤精”;
蔡邕《述行赋》充满“郁悒而愤思”之气,也都言未及酒。
即以建安赋而言,繁钦《愁思赋》写“士感时而情悲”,其《弭愁赋》直以消愁为题,王粲《登楼赋》写有志难骋、久客异乡的愁绪,都未借酒浇愁。
王粲《酒赋》惜为残篇,然揣其辞意,其旨似在历叙酒史,并与曹操之禁酒举措相应,无意关涉酒之哀乐之情。
纵观两汉愁情赋作,例外的只有两位女子有置酒言愁之作,班健仔(祖)的《自悼赋》说“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
班昭(孙)的《东征赋》说“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
这可能与女子的社会角色有关。
在男性赋家的赋作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写法。
这种情况与两汉赋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及生存状态密不可分。
在两汉时代,“赋家被整合进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亦成为士大夫,制作赋篇有时直接服务于专制政治,是一种政治行为,有时则又逸出专制政治之外,成为一种业余行为。
前一种情形的赋篇,歌功颂德,维护现世秩序,后一种则抒写情志,发泄忧愤,乃是赋家生存性焦虑的集中展现。
”就赋与酒文化的关系而言,前一种赋往往只能畅叙欢乐之情,酒自然是欢乐的载体;
后一种赋,如前已述,罕有借酒抒发愁情的现象。
因此汉赋中的酒展现出的是汉代酒文化以乐为本的精神内核,反映的是汉代文人主体意识的消解。
酒文化情感内涵的转机发生在汉末。
王瑶先生《文人与酒》一文分析文人饮酒之风在汉末特别兴盛时指出,文人饮酒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而“对死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元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汉末魏晋文人)沉湎于酒的原因”。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文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面对残酷现实,他们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
酒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已与此前大相径庭。
《后汉书·
五行志一》注引《风俗通》说:
“时(指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栓’(即丧家之乐,“颜氏家训”作‘傀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
”嘉会美酒之后是“丧乐挽歌”,这种荒唐的组合,跟武帝盛世时“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字,……千人唱,万人和”(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纵酒宴乐的壮观场面不啻天渊之别。
美酒作为消愁去忧之物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古诗十九首》之十三)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短歌行》)
可见,东汉末年时代巨变下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促成酒文化从以乐为本向以悲为怀的转变,成为魏晋风度纵心于酒的起点。
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文人酒文化的常态之一。
汉代社会生活中酒文化现象的存在对汉赋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汉赋对酒文化进行描述和记载的对象,又是汉赋赖以传播的文化背景。
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一问题必将有更加透彻的理解,酒与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必将得到更加丰富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