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一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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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及晋、郑、齐、鲁、宋、卫诸国都自称“中国”，而将秦、楚、吴、越视为夷狄。

《史记．楚世家》：

“秦为大鸟，……垂头中国。

”《索隐》：

“言欲吞山东。

”春秋时代秦国僻在西隅，“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但对西戎还是“中国”自居，楚国在西周末年自称“蛮夷”，到了春秋末年以“华夏”自居，其他中原诸小国，都已华夏化了。

秦汉以后，随着华夏族、汉族统治地域的扩大，“中国”一词指统一王朝的全部疆土。

《史记．南越列传》：

“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赵）佗弗诛。

”以后凡当处于分裂时期，则中国多指黄河流域。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亮说权云：

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人将十六国看成夷狄，南朝人骂北朝为索虏，北朝人骂南朝人为岛夷，都自称中国。

唐朝统一，没有这种分野，视这个时期为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宋朝把辽、金、西夏视为夷狄，而元朝则将宋、辽、金、夏均视为中国。

明朝人把蒙古视为鞑虏，东北女真为建虏，而清人则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均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从一部记述大清帝国全国总志《大清一统志》即可知。

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有其发展的过程，其含义也不断扩大。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华前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中国”一词作为我们国家主权所达到的范围，是鸦片战争后几十年，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加强后逐渐形成的。

因此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就应以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范围的中国为中国，凡历史上在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过去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历史上中原王朝、正统王朝统治范围为中国，其他就不是。

这种观点无疑是错的，我们不是宋朝人，不是明朝人，我们是现代中国人，我们不应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中国的范围就是历史上的中国，这也不对，这岂不是承认帝国主义侵华的合法性了吗？

总之，我们要分清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中国是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

否则许多问题就讲不通。

那么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在古代形成三大经济区：

（一）内蒙古高原以南，大致上即阴山、长城一线以南，青藏高原边缘以东至海，为东部季风区，其自然条件适宜于农业，是汉族聚居的农耕区；

（二）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阴山、长城一线以北为干旱和半干旱区，降雨稀少，分布有草原植被，为游牧民族聚居的畜牧区；

（三）青藏高原高寒地带由于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植被稀少，当地居民从事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的混合经济；

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寒冷，人口稀少，森林密布，17世纪以前当地居民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和少量农业的混合经济区。

概而言之，我国历史上可分为农耕、畜牧和渔猎三大经济区。

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势力和疆土消长，实际就是这三大经济区的交融和消长。

这个发展过程，有几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

战国秦汉华夏族政权疆域的形成和开拓期。

春秋时期处于中国分裂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有120多个，而其时四周夷狄却伺机强大，交侵华夏，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

”（《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北四方夷狄十分强大，中原诸国都受到威胁，甚至为其所灭。

战国时期中原形成七雄，纷纷向四周开疆拓土，置郡县，筑长城。

当时中原华夏族农耕区的最大威胁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

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史记．匈奴列传》）北部的赵国原有山西中、北部，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北界至今桑干河一线。

赵武灵王时“胡服骑射”，北击林胡、楼烦，疆土拓至河套北面阴山一带，置云中、雁门、代郡，筑长城起自代（今河北蔚县）西傍阴山山脉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狼山口）。

燕国原有河北北部和辽南一带，燕昭公时东击东胡，却地千里，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筑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东经辽东，又东至满潘汗（今朝鲜清川江一带），与朝鲜分界。

秦国拓地最为显著，秦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北地二郡（今甘肃东部），拓地至泾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筑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河而上，至今陕北黄河西岸止。

楚国在战国时十分强大，向北拓地至淮河流域，向南越过洞庭湖到了湘、资、沅、澧流域，向西占有湘西、鄂西地区，设置了巫郡、黔中郡，势力还远达广西乐平一带。

前279年左右楚顷襄王还派庄跷由黔中郡向西南进入贵州夜郎国，直至滇池。

总之，到了战国后期七国的范围，东北超过了鸭绿江，西面抵达了洮河流域，北面到了内蒙古、河北、山西北部和辽宁南部，南面到了浙南、赣北、湖南全省、贵州、四川一部分。

为秦朝统一后的疆域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2世纪前后秦皇、汉武时期汉族王朝统一不久，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为了保持和巩固已有农耕区的统治范围，向四周开疆拓土，蒙恬、卫青、霍去病数次出兵，远征匈奴，匈奴远遁。

汉族王朝的疆土北面到了河套、阴山，西面到了河西走廊、青海湖边，包有原为匈奴民族畜牧区的鄂尔多斯高原。

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属干旱半干旱区，可耕可牧，适宜于半耕半牧。

汉族政权占有这一大片空旷地区以后，大量移民，屯垦戍边，多达数十万、上百万，大大超过原有的匈奴人口。

大批汉民一到便将可耕地尽辟为农耕地。

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自此以后，河套、银川平原、河西走廊的绿洲便成为传统的农耕区。

汉武帝时还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远征大宛，西域诸国纷纷来朝，西汉王朝的势力进拓至新疆地区。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任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进行屯田。

秦汉王朝向东北则拓土至朝鲜中部，这里原先也是农耕区。

与此同时汉王朝势力南下据有了闽、浙、粤原先越人居住的沿海地区，西南控制了西南夷族聚居地，开拓至云贵高原、越南北部，这里原先是处于高山深谷中的分散的民族政权、小国，又从事原始的农业，因此未遇到多少反抗，在国势并不十分强大的东汉时期，还开疆拓土至云南西南部的保山地区置永昌郡，这是西南哀牢夷归汉的结果。

总之，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400年，是中国中原王朝疆域奠定的关键时期。

从战国以来农耕区已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秦皇汉武逐匈奴，筑长城，置边郡，对北方主观上并无领土要求，一是为了保护农耕区，正如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信中所说：

“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

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

”（《史记．匈奴列传》）二是打通和巩固对中亚和西南亚的交通，因为在汉武帝前中原人民与中亚和西南亚已有往来。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百越、朝鲜、西南夷共同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第二阶段：

汉族政权疆域北缩南展期。

这个时期大约从东汉前期公元初开始，先有匈奴族的南进，以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的附汉。

这说明居于蒙古高原南部的匈奴，因长期与汉族交往，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愿意与汉族一起生活，于是公元2世纪开始就有大批匈奴入居今陕北、晋北和冀北地区，与汉民共处。

接着在蒙古高原上鲜卑族的统一，成为北部中国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断地侵扰汉王朝北部边境；

以后又有柔然、突厥的兴起；

西面则有羌人的东侵，成为东汉一代的外患，曾一度威胁到长安的安全。

于是东汉先是将沿边诸郡的郡治内迁，以后终于守不住了，放弃了沿边诸郡，北部边界内缩至陇东、陕北和晋北一带。

换言之，就是原先半农半牧区又恢复了游牧民族所居而从事畜牧业。

进入4世纪，东汉以来入居北中国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即历史上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

这些民族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受到汉化教育，文化上推崇儒学，经济上重视农耕，制度上沿袭汉魏。

虽然这些政权统治集团是游牧民族，但被统治的广大人民还是以汉族为主，而政权性质基本上保持了汉魏以来的传统，不过多了农牧民族交融、多种文化融合的特色，例如北齐时邺都城内推行双语（汉、鲜卑）制，充分体现公元4世纪至6世纪末隋统一的300年内，黄河流域成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农耕、渔猎、游牧民族进行长期交流和融合，为隋唐统一政权的胡化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的南方情况则又不同。

东汉末年以来因为黄河流域战乱连年，北方人口开始南迁，特别是晋末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批世家大族、官宦士庶举家南迁江淮流域，设置侨州郡县，南方人口骤增，平原地区人口已经比较密集，于是向丘陵山区进发，浙、赣、湘、鄂丘陵山区原先是越、蛮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东晋南朝时期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国东晋南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很多郡县，反映汉族王朝统治势力的向南扩展，农耕区的扩大，从而也使原先的蛮夷汉化。

当时在西南地方民族势力强大的，有原由三国蜀汉控制的西南南中地区的“爨”（火换为贝）族的独立，和林邑建国的北进，使汉族王朝控制的越南北部内缩。

这个时期虽然从现象上看，汉族王朝的疆土在北部有所缩小，但从民族交流、融合角度看，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过程。

南方因为没有一股强大的民族势力能与汉族相抗，因此汉族王朝势力的入进，虽然遇有反抗，但最终还是汉王朝的控制得到最后胜利。

第三阶段：

隋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鼎盛时期。

隋唐政权是黄河流域经过300年的民族交融和南方蛮夷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唐代在安史乱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开拓。

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与宋、明不同，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李渊说：

“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

”（《旧唐书．高祖纪》）李世民说：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通鉴》贞观二十一年）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朝廷里不泛蕃将，许多带兵的是胡人，如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黑齿常之、哥舒翰、安禄山等等。

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糜府州制度，上设由中央派员的六都护府管辖，下设若干羁糜都督府、府州，这些机构的长官均由原部族首领担承，可以世袭，采取与直辖府州的农耕区不同政策，羁糜地区不纳赋税。

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中华民族的阵营大大地扩展。

文化上更是无汉胡之防。

向达先生说：

唐代“长安胡化盛极一时”。

洛阳城内“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

其他生活习俗如家具、服饰、食品、音乐艺术等等方面，更表现汉胡融合的特色。

同时唐代文化包括政制体制对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凡是农业文化的国家都有极大影响。

8世纪初安史之乱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乘机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从他们采取的统治制度，如中央官、地方官的设置，明显受到汉王朝的影响，使其民族意识加强，东北的高丽，南面的越南，纷纷脱离中国而独立。

第四阶段：

两宋时期。

前后300年，中国出现大分裂，先后分为十一个政权：

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南诏、大理、西辽、吐蕃诸部、西州回鹘、喀喇汗国，这些国家是由汉、契丹、女真、回鹘、党项、白蛮、吐蕃等族所建。

于是出现了疆土交错、纷陈繁复的政治局面。

这种局面的产生是因为隋唐统一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有了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双向交流，使周边少数民族加强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意识。

当汉族王朝一旦国势衰落，周边少数民族即伺机奋起，加强了疆土的开拓、政权的建设和经济的开发。

虽然晚唐以后，中国逐渐趋于分裂，但整个中国的社会进步并未停止。

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政治体制，明显吸取了汉族政权的统治经验，较原有松散的统治方式有明显的进步，是成熟的汉文化对边区民族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

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汉民族也有较大的影响。

这种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为元统一帝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第五阶段：

元明统一帝国的重建和再度分立时期。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疆土拓展期，将原来分裂的10个政权统一在一个帝国范围之内。

与汉唐不同的是由边区游牧民族占有全部狩猎区和汉族农耕区，因为是少数民族将其原根据地的广大边区加入了统一的大家庭，故其疆域十分辽阔。

《元史．地理志》：

“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其最大的贡献是将西藏地区的吐蕃收入王朝的直属版图，这对中国疆土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元帝国的统一，使自8世纪以来，分裂了四个世纪的中国又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畏吾儿人、西域各部人）的农耕、渔猎、游牧三区溶为一体，加强了各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元朝统治者虽然统一整个中国，却采取了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岐视政策，如根据不同民族和征服先后，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官吏任用、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均有种种不平等规定。

这种民族分化和岐视政策，引起了汉人、南人中上层分子的强烈不满。

因此，元朝统治不到一百年即崩溃，代之而起的明朝时期，中国又分明朝、鞑靼和察合台后裔的亦力把里等几个政权，使游牧、渔猎和农耕三大区又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

第六阶段：

中华帝国疆域的最后形成——清帝国的建立。

18世纪中叶形成的清代疆域是秦汉以来中华各民族数千年长期交往、融合的结果。

清帝国的疆域分为三个部分：

以狩猎为主的女真区、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区（包括青藏高原）和以农耕为主的明朝区。

清代的统一前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分为几个步骤：

一，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至1619年先后统一了女真诸部。

1636年漠南蒙古归附清朝。

1642年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以东地区全部归入清朝版图，统一狩猎区，清朝完全消除了后顾之忧。

二，1644年攻下北京，明亡。

1659年平三藩，消灭南明势力，1683年收复台湾，统一农耕区。

三，1688年喀尔喀蒙古降清，此后外蒙古为清朝直属领土。

四，17世纪中叶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以准噶尔部为核心的漠西蒙古，其强盛时，地跨葱岭东西，天山南北，东抵哈密，西达中亚，曾一度进军西藏，占领拉萨。

其势力范围不下于清朝，军事上具有游牧民族特性，骁勇善战，并向外勾结沙俄势力，觊觎中华，对清朝政府具有生死存亡的威胁。

清廷康、雍、干三朝前后经过了多次战役，历时近一百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准噶尔、回部大小和卓的割据势力，统一西北边疆，有力地抵制了沙俄的扩张，奠定了近代中国西北疆域，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