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与东方大国的崛起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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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政治的最高理想也只是开明专制。
与贤人政治紧密相连的是民本思想。
民本和民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民本思想以君主为主体，其目的是维护君主的统治；
民主政治以人民为主体，其目标是实现人民主权。
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治民”，即如何行仁政，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治”，即人民管理国家，选择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个公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是的决策。
这是民本思想中没有的，也就是说，再完美的民本观念，人民也只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管理者，没有任何权力参与国家的管理，也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经济上，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特色。
这种文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依靠世代相传的生产经验和简单的劳动工具从事农业生产，辅之以家庭纺织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对商品交换的需求比较少。
在人类进入近代以前，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商业文明都各有利弊，也无法对它们的优劣作一个简单的区分。
但从发展市场经济，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角度看，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农耕文化（俗称小农意识，我们在这儿使用农耕文化而不使用小农意识是因为小农意识具有明显的贬义）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重农抑商：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汉书·
文帝纪》）在农耕文明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范围狭窄，且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所以农业被当成本业，受到特别的重视。
商业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不占重要地位，商人的贱买贵卖、长途贩运等正常的逐利行为经常被丑化、妖魔化（汉语中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等贬义词颇能说明问题）），屡遭官府的打压，贱商、轻商日益成为一种风气，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闭关自守：
中国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农耕经济，加上其在东亚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文明雄视宇内的自傲，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与周边国家之间维持着朝贡体制，对外贸易被看成可有可无的事项，不被重视，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以通有无。
”西洋的手表、自鸣钟以及各种工艺品被当作是“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有害于人心的奇技淫巧。
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华农耕文明成为没有生机的一潭死水。
重经验，轻创新：
农耕文明依赖于农业的收成，而农业又是一个和气候、季节联系密切，生产周期特别长的产业。
农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墨守陈规比大胆创新有价值。
墨守陈规，传统经验中包含的科学性可以保证农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成；
锐意创新，试验中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农民颗粒无收。
农耕文化的这一特点和工业化、现代化对科技创新的呼唤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黜奢尚俭：
“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
”（《左传·
庄公二十四年》）农耕文明是向土里讨生活的文明，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
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所获得的物质财富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所以，黜奢尚俭、精打细算、过紧日子成了农耕文明消费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和市场经济强调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天壤之别。
听天由命：
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
年成好，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温饱就有保障；
反之，年成不好，水旱频仍，地里没有收入，农民就得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农业对自然的这种依赖性造成了农耕文明中听天由命、不思进取的保守意识。
它和现代化所提倡的兴利除弊、改造自然的进取意识是对立的。
安土重迁：
土地是农耕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不同地区的土壤、气候构成不同的生态环境，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民对自己家乡的土地、自然环境最了解，又有世代相传的耕作、种植经验，熟悉的亲人和伙伴，所以，安土重迁、不愿流动的保守心理很强。
市场经济、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意识在农耕社会难以形成。
权利、法治意识淡薄：
聚族而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人大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加上古代交通工具落后，人们的活动半径狭窄。
因而中华农耕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熟人社会。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交往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再远也就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戚或亲戚的朋友。
农耕文明人际交往的这种特征，使得口头承诺重于书面契约，亲情友情大于法律规则，推进现代化所要求的契约精神、权利观念、法治意识在中国难以形成。
如果我们继续挖掘，还能概括出一些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的消极面，这些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成为一种精神现象、一种国民性，与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冲突。
在文化上，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虽然原始的儒学有很多积极的因子，如“尚和恶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反对君臣之间单向的义务，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但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的御用化，即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相结合，儒学原始的批判性和进步性逐渐减弱，因循守旧、调和妥协、崇拜权力、惧怕权威等消极的因素日渐发展起来。
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进取与保守、先进与落后、智慧与愚昧、浅薄与深厚、幼稚与老成、开拓创新与墨守成规等等相互矛盾的因素共存于一体。
我们不否认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子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可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但客观地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现代化的举步维艰是和传统文化的缺陷密切相关的。
现代化与西化是一个亦是亦非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亦不可能是西化，更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另一方面，现代化又与西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化的源头在欧洲；
现代化的核心是西方文明；
欧美国家首先完成了现代化；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欧美现代文明在全球扩张的过程。
”从文明方式的转换上看，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学习西方，认同和接纳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等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过程。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全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变。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主要仿效苏联的计划经济，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在中国初步建立。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按平等竞争的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
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社会，这是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特点。
这一特点在计划经济年代得到延续和加强——政府全面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等一切经济行为，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国有垄断企业。
因此，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就是最大程度的减少行政对经济的干预，把经济还给市场，用竞争激发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过近30年的努力，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但产权模糊、覆盖过宽、效率低下等状况并未完全改观。
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
造成国有企业目前状况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特权，一个是垄断。
特权造成了垄断，垄断又维护着特权，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要根本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尊重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要求和规则，扩大民营企业的准入范围。
除个别特殊的行业和领域外，民营企业应该和国有企业享受同等的机会和待遇，“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只有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的经济体制才是真正公正的经济体制，只有公正的经济体制才能产生最高的经济效率，最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2、按正义的要求构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
如果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不首先考虑与正义有关的“制度性歧视问题”、“绝对贫困化问题”、“致富不仁的问题”，而奢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绝对是一个错误。
其次，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必须以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为旨归。
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中，效率与公平、生产力的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
要防止把效率与公平关系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摒弃民本思想，确立民主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主权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念。
只有牢固树立“权为民所授”的理念，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要特别注意防范领导干部以父母官自居，擅自“为民作主”，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做法。
2、全面理解民主的原则。
民主的原则应该包含两个：
“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多数容忍少数。
”只有尊重第二个原则，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得到平等地交流，才能大大减少错误决策的几率，避免把民主形式化，变成一种简单地获得多数赞成票的表决机制。
3、认清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法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界定：
“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法治是良法之治与守法之治的统一。
“法治的基础必须是民主”，“蕴涵着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多种价值。
”这就是良法之治的要求。
“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
”这就是守法之治。
换言之，法治是对民众和政府双方的规范。
在一个法治国家，“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和领导人以权力，这既是一种授权，同时也是一种限权。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是有法制而无法治——国家有法，人民无权，法律的作用局限于管理民众。
因此，在中国的政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依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防止依法治国畸变为“依法治民”。
4、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决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褊狭学说；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不是脱离世界文明成果的悬空构想。
”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少理念和内容，如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竞选制、任期制、文官制、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要求。
离开了这些，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背叛，而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偏离。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不能照搬照抄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这是对的，但回顾中国政治发展六十年的历史，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政治确实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党政难分、监督不力、选举走样、消极腐败等多种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发挥现有制度和体制的优势，扬长避短；
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
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有利于肃清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及其流毒。
借鉴不是照搬，是试验和创新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最终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同步发展的过程。
许多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现代化建设仍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工作，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处于传统意识的笼罩之下。
无数的事实证明，文化现代化关系着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比物质和制度更深层次的变革，是影响现代化成败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文化现代化涉及的内容颇多，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化、以积极的态度创新传统文化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论及这些内容的著述很多，笔者不再重复。
此处仅结合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教训，阐述两个探讨相对薄弱的内容：
1、文化自主是文化繁荣的前提。
文化是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文化需要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服务，但这种服务主要是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个性的批评、建议、探讨，而不是刻意的歌功颂德、迎合时尚和权势。
“没有表达批评与建议的言论自由及现代化的舆论工具（报纸、书籍），就没有现代社会。
”文化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前提是文化的自主。
所谓文化的自主是指“文化不受政治、宗教等权威的压制，不能成为意识形态和神学的婢女。
”反右运动和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把文化问题政治化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只能带来文化的萎缩，不可能真正达到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相反，随着清一色的、依附于政治的文化的建立，文化人独立的人格被消灭了，文化对政治、经济积极的、能动的批评作用消失了，理性化的政治也就不存在了，整个社会的畸形和黑暗也就为期不远了。
2、摒弃臣民文化，建设公民文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重集体轻个人，多管制少自治，有义务无权利，是一种典型的臣民文化。
这种臣民文化虽然在辛亥革命以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由于历史的积淀，加上新中国建立以后单位组织制度极强的行政管理功能，决定了它在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仍有非常广泛的影响。
李慎之认为“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效不大，以至于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
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化公民。
”要培养公民，就必须大力发展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的核心是自由精神、权利思想和自治意识。
所谓自由精神，就是自己做主，不受外界的限制和摆布。
公民敢于参与政治，发表自己独立的理性的见解是自由精神最重要的体现。
权利思想，主要是指公民敢于维护自身的权利。
没有这一点，权利可以被随意赋予，也可以被随时剥夺。
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一个国家公民的自治程度反映着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权利思想。
尊重个人人格、主张思想自由、崇尚个性发展、保障个人权利、保护个人财产等等，都是公民文化的重要内容。
公民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这里的人当然是指人民，但它不是过去那种抽象的、缺少个人权利的人民，而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有个性的个人”——强调个人权利、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个人——的结合体。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公民文化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耦合的现代文化。
只有建立起这种充分保障个人权利，有利于个人解放、个性发展的文化，市场竞争和民主政治才能有可靠的基础，国家的现代化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二、协调发展——疆域大国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三的大国，广阔的领土使中国的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资源条件千差万别。
在这两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加上历史的因素和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影响，造成了目前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
按照20世纪80年代国家公布的东、中、西部的划分，2011年，在全国经济总量中，东部地区占56%，中部地区占28.3%，西部地区15.7%。
按2000年调整后的东中西部划分，东部地区占56%，中部地区占23.7%，西部地区20.3%。
2011年，东部最发达的省份上海人均GDP为77205元，是西部最不发达省份贵州的8.38倍（贵州人均GDP为9214元）。
另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2009年，中国大陆的上海、北京、天津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浙江等11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程度超过90%，但地处西南的西藏第一次现代化程度仍在80%以下。
2008年，中国内地地区现代化的前沿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期，地区现代化的前沿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底线，北京和上海的部分指标接近或达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水平。
但黑龙江等23个地区仍为初等发达地区。
一般而言，大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常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因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主要是指资金、技术、人才）是有限的，不顾国情、国力平衡用力的结果就会变成撒胡椒面，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引起经济效益下降。
但另一方面，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不应消极地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各个地区发展的差别也不宜拉得太大，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
协调区域发展是首先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然禀赋差别很大，如果不能协调发展，就不能充分利用各地的自然资源，实现生产力的优化组合。
其次，协调区域发展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中国疆域广大，地质地貌复杂多变、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因而不同地区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也大不相同。
协调地区发展，有利于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协调区域发展也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中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八十年代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九十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结和反思。
三线建设考虑的重点是国防建设和工业的合理布局，全靠行政指令，经济效益很低，每一元人民币基本建设投资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同期全国平均值的51.1%～71.2%，其结果虽然在西部建立起若干重工业点，但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且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1952年，东中西部经济总量比例为48.8：
34.5：
16.7，1979年则变化为54：
30.4：
15.6；
1952年东中西部人均GDP的比例为41.9：
31.1：
27，1952年则变化为44.5：
30.8：
24.7，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的比重都下降了。
事实证明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思路影响下，中国东部地区踏上了迅猛发展的快车道，第一个目标似乎正在接近，但第二个目标却没有一点着落，1999年东中西部经济总量比例是58.7:
27.5:
13.8，人均GDP的比例为51.3:
27.7:
21。
也就是说，东、中、西部的差距在越来越大。
有鉴于此，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口号，并把原属于中部的内蒙古、广西纳入西部。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新战略尚未见成效就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历史是一本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的大书，鉴往知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科学发展的要求就是要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地处理好区域平衡、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为此，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对待区域不平衡问题。
区域协调发展不等于区域平衡发展。
在目前的世界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是大国，没有哪个国家区域发展是完全平衡的。
鉴于中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今后的研究和决策中，应该弱化东中西部经济总量比例的意义，更加重视区域之间人均GDP比例和恩格尔系数差别的意义。
否则，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完善，可持续发展更难以实现。
（2）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协调”。
“协调”一词在汉语中的基本意思是配合得当，和谐一致。
协调的第一个要求是合作，第二个要求是共赢。
既然是合作，就要有恰当的分工，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此必须打破在计划经济年代和地方本位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各省区工业结构相似、产业结构趋同的局面。
区域协调从表面上看是政府干预，但这种干预是有限度的，是以尊重市场为基础的合作，而不是行政命令下的拉郎配。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各种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要素都能自由流动，实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
只有大力发展交通和通讯事业，才能消除地理上的关山阻隔；
只有真正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消除经济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各个地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优势互补的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才有可能实现合作和共赢。
当然，这种分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结合，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和技术能力的进步要求不断创新。
（3）“公正”是区域协调发展在国家层面的基本要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基于备战要求将大量建设投资向西部倾斜，八九十年代基于发展要求又向东部倾斜。
这两次倾斜都是有原因的，但又都明显地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新中国已经建国60多年，中国现代化完全摆脱了初期发展的困境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若再推行这种或那种不公正的政策显然不合时宜。
在今后中国的发展中，只有“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才能真正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公正、公平地对待各个区域还要尊重各个区域的利益，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全国一盘棋，另一方面东西南北中，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重走过去那种牺牲一部分发展一部分的老路。
所以，西部要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中部地区要崛起，东部地区要继续发展。
只有这样，才有共赢，才有真正的协调发展。
（4）要高度重视中西部的环境问题。
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从发展的要求上看，中西部无疑是我国今后开发的重点。
但遗憾的是，中西部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所以，今后无论是中部崛起还是西部开发，都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中西部的开发首先要考虑环境允不允许，而不是技术条件是否可行。
换言之，如果技术不足以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就不能开发。
对于一些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地区，要树立不开发——“保护、维持就是开发”的理念。
其次，在中西部开发中不能搞大手笔。
与大手笔相联的往往不是大智慧，而是大冲动。
西部虽然要大开发，但从目前的技术条件看，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赢，大开发只能是点和线的，不可能是面的。
西部开发无法走东部地区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在西部地区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下，对自然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永远无法修补。
在西部开发中，尊重、敬畏自然永远是第一选择，稍不谨慎，就可能受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的惩罚。
西部是全中国的西部，西部开发应该是一个有益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改善的举措，而不应该是一个局部的经济发展行为，特别不能是一个局部的GDP增长行为。
（5）要注意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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