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和贫富分化问题初稿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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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由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这不符合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
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就曾经指出：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是继续任由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还是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与不好，将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能否向着预期方向健康发展，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我们说，经济学家的任务不仅要对复杂的经济现象做出客观判断，更重要的是提出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方法或思路。
究竟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这一难题，理论界提出诸多意见，大多涉及到公平和效率这一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要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另一种思路认为关注社会公平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实，这两种思路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将效率和公平自然而然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看，认为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要效率就会牺牲公平，要公平就会牺牲效率。
我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内在统一的。
从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实践来看，从来不存在没有公平的效率，也不存在没有效率的长期的高水平的公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和西欧国家着力于建立福利社会，既实现了社会公平，又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较长期的繁荣与稳定，从而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内在统一。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水平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率越来越高，个人税收负担越来越重，分配均等化倾向日益明显，劳动与闲暇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产生了以闲暇代替劳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
实际上，平均主义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因为贡献小的人无偿占有贡献多的人的劳动成果，其结果是牺牲了效率。
而人们长期以来似乎只注意到收入差距过大是一种不公平，相对忽视了收入均等和平均化也是一种不公平，同样也会牺牲效率。
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下，似乎是表面的公平替代了效率，实际上却是内在的不公平牺牲了效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得益于在分配领域实现了更大程度上的公平。
但由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以及体制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产生了收入分配的新的不公平，这已影响到效率或潜在效率的提高。
从市场机制与政府的功能来看，效率与公平也是统一的。
从市场机制自身来看，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追求效率，效率越高，越能够为政府追求公平提供物质基础或平台，而市场实现效率的前提是公平，因为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要么是恶性竞争，要么是垄断，这两种情况的存在都会牺牲效率。
从政府的功能来看，其主要功能是追求公平，但如果没有以效率为基础，就只能是低水平的公平。
生产力越落后，物质财富越匮乏，对均等化的要求越强烈，而超过合理界区的均等化程度越高，则又意味着越不公平。
可见，在我国收入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条件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提高效率，又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以消除不公平，实现公平。
效率和公平具有内在统一性，可以实现双赢。
我们要坚持的原则应该是效率与公平并举。
大学该如何应对贫富分化
新华网河北频道（2005-07-2609:
48:
26）
稿件来源：
中国青年报
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高校不得按学生的经济状况安排住房，原则上有条件的高校要实现学生按班级住宿。
（7月20日《新京报》）
此前，扬州大学将未改造为公寓楼的宿舍专供贫困生居住，一年住宿费500元（公寓楼为1200元），学生之间的“贫富分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成为大学校园里贫富差距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社会上各个家庭的经济收入逐渐拉开距离，与此相对应的是，按照学生的经济能力，高校学生中明显地有三层人群：
一是富裕型学生，二是贫困生，三是广大的中间层学生。
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和家庭经济条件不一样，这种差异带到大学里，必然导致学生中出现贫富差距、优越感差距。
而教育部下发禁令的目的就在于让贫富学生都能健康成长。
社会阶层的分化，直接在大学校园里体现为分层。
表面上，这种分层是经济差异、消费差异，实际上，已经涉及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文化认同的危机。
社会贫富差距在大学校园中的反映，影响了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笔者以为，要让贫富学生和谐相处，强化大学的公共性和培育发扬大学精神，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在当前是比禁令更重要的举措。
在教育领域过分强调市场化的情况下，教育的公共性和专业性往往会被市场性和经济利益所淹没，对教育本身造成伤害。
其结果是，教育的数量和规模虽然增长和扩大，但是教育的个人支付成本越来越昂贵，同时，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
要让大学生和睦共处，这是首先要改变的现实，恢复大学的公共性。
其次，要发扬大学精神。
一个高等学校若缺乏提升人的精神品位的理念做支持，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可悲的。
大学是追求人生至善的“圣地”，是通过精神自由交流，提升人性的“精神之都”，而不是知识商店。
近年来，由于物质主义泛滥和工具理性膨胀，教育对建构个体精神的价值日益黯淡了，漠视对崇高理想的培养。
只有发扬大学精神，才能医治贫富学生之间的隔阂，这也是大学使命的体现。
最后，要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达到贫富学生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也要学会宽容，彼此尊重、彼此善待的效果。
社会分层在继续，大学校园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如何让贫富学生和谐起来，是时代和大学的共同课题，这并不是有了禁令就能解决的，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用辩证的观点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扩大贫富差距
——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指导
环规03-1孙瑞（031024131）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践证明该项政策是有效的。
然而问题是，20多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得过大。
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看改革开放政策对拉大我国贫富差距，改革开放让我国经济腾飞，也让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有观点认为贫富差距的出现以及扩大是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关键词：
贫富差距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
正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经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和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
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整个贯穿联系起来的话，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邓小平是反对产生两极分化、脱离共同富裕目标的那种经济发展和改革的。
按照邓小平的看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然的，甚至出现一定的“剥削”，也是必然的，但是这部分人富起来是为了能够发挥示范作用，以及经济带动作用，帮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
邓小平认为需要对这群人缴税，同时鼓励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帮助仍然处在贫困落后中的人。
理论上说，邓小平确实能比较理性的看待“剥削”和“贫富差距”的产生，但是认为它们应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比方说他认为雇工涉及的面是相对很小的，改变不了整个经济体的性质，也制造不出一个可以称之为阶级的“资产阶级”群体。
他在八十年代也明确指出，改革不能制造资产阶级，否则我们就是“走了邪路了”。
另外，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发展的趋势应当不是让富的更富，贫的更贫，而是逐渐的集体发展：
先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然后慢慢缩小。
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确实出现了邓小平所反对的富的更富，贫的更贫的现象。
我国的基尼系数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
二，改革开放政策扩大我国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水平。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
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
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
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二）出口退税政策
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
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三）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
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四）“鲶鱼效应”的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
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
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
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
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
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富裕阶层。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
（六）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实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
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
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
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
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三，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辩证的看改革开放政策扩大中国贫富差距
从改革者方面来讲，是不是邓小平的理论就必然对现状构成否定呢？
似乎也未尽然。
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似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手段；
中国的改革也不是要在现阶段去消灭什么剥削，而是允许一定的剥削，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益即可；
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看做是未来的最终目标，并非要在短期内就实现的。
邓小平的思想也可以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思想的理论来解释。
他认为要带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使一批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
经济学中有“KuznetCurve”，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必然会出现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发展中国家是一普遍现象，待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贫富差距又开始减小，这又是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况。
放眼世界，只有经济落后和经济特别发达的国家，它们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很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因此贫富差距出现并扩大是正常的，只有当经济继续发展，经济水平达到一个顶点后，我国的贫富差距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缩小。
所以说，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导致我国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同时需要我国的经济继续发展才能缩小最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因此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必定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邓小平理论并没有把问题讲得很清楚，即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应该放多远；
贫富差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
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矛盾如何处理。
当然，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邓小平所能回答得了的。
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争论中前进。
从先富到共富，这是邓小平未及完成的事业，尚待后人努力。
参考文献：
1.专家析中国贫富差距现象指已超合理限度应警惕来源：
《了望》文／吴忠民；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
2.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来源：
《财经》杂志作者：
哈继铭
3.《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黄继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4.改革•邓小平•两极分化正文字数：
2888
参考:
（其实我觉的好象怎麼都是像在骗我们一样啊）
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
作者：
董德刚
编辑：
杜梅萍
日期：
2003-03-21
“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可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些剥削现象。
于是，在干部和群众中就提出了如何看待剥削的问题。
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剥削现象，我认为必须澄清的问题是：
剥削现象只是在局部范围内存在；
剥削现象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发展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应该全面把握；
对于剥削本身也有个重新科学认识的问题；
我们对于剥削现象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要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和引导。
第一，剥削现象只在局部范围内存在。
所谓“剥削”，通常是指“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主要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来进行的。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９５页）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必须承认，剥削现象在我国现阶段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引进的外资中就有剥削，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
“外国资本家总是资本家，钱他们肯定要赚。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１９６页）；
国内私营企业使用雇工进行生产经营，难免也有一定的剥削。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主体部分是公有制，按劳分配也是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它在原则上不存在剥削。
因此，尽管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出现了剥削现象，但这终归属于少数情况，是支流而非主流，并不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性质。
从国家的全局看，我们仍然坚持了“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
第二，剥削现象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发展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应该全面把握。
上述剥削现象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同发展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
外国资本家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这其中无疑存在着剥削，无偿拿走了不少工人的血汗，但是“他赚，我们也赚，而我们得的益处总比他得的更多”。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１９６页）他们带来了我们所十分稀缺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经营方法、国际市场的信息和客户联系，并且使国家得到税收，工人得到就业和收入，还带动了其他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利大于弊。
所以，我们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投资，而且越是那些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大资本，譬如名列世界企业５００强的大型跨国公司，我们越欢迎。
因为在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条件下，这种引进外资，可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是有利的。
至于国内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剥削现象，与外资企业也是相似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产物。
客观地说，私营企业主是有一定剥削的，否则，他们个人也不会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但是，这种剥削现象又是同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即发展生产、解决就业、提供服务、上交税收等等）相联系的，总体上是利大于弊。
仅从解决就业问题来看，私营经济的贡献就不可忽视。
在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中就业，至少从目前看，仍是消化我国大量新生劳动力和富余劳动力的一条重要出路。
试想，假如我们不允许这些剥削现象存在，那么，外国资本和私营企业所能带来的那些好处，也将全部失去，我们又会回到过去那种虽然没有剥削，但却对外封闭、对内“一大二公三纯”、经济发展缓慢的普遍贫穷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剥削现象的存在和经济的发展就如同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一样，是很难分开的，我们不能只要后者而不要前者，这可以说是发展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鱼和熊掌难以两全”的情况下，说到底，是否允许这些剥削现象存在我们还是应当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最高标准。
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剥削现象的存在和经济的发展也是很难分开的。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既是生产力大发展的过程，但同时，也是用剥削取代平等的过程，剥削现象和经济发展如影随形，一同来到人世间。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来始终难以避免的“二律背反”。
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水平不高是剥削现象产生的根源，由于物质财富特别是生产资料还不能充分满足一切人的需要，必然出现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不平等，少数人可以凭借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来支配和剥削其他人。
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这种剥削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第三，对于剥削本身也有个重新科学认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重申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
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这些，都启示我们要重新审视传统的剥削观念。
过去，我们对剥削本身的认识过于简单，通常把一切价值都归结于劳动者的创造，又把劳动者简单等同于直接操作者，甚至等同于体力劳动者，从而，把资本家的全部收入、经理阶层的收入、一切投资的回报，都看作是剥削。
这是狭隘的小生产的观念，它忽视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性，是存在较大偏差的。
实际上，承担着社会化大生产不可缺少的职能的经理阶层的经营管理，也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十分复杂的亦即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
即使是作为所有者的资本家，他对于资本的经营和管理，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劳动。
因为假如他不履行这些职能，社会就要对这些资本进行经营和管理，也要付出一定的劳动。
马克思指出：
“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
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
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
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５６页）他在另一处解释道：
“所有以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参加商品生产劳动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Ι，第１４７页）这里虽然把资本家剔除在外，但是，只要这些资本家不仅仅是“剪息票”，而是参与投资决策，那么，这种决策活动与经理的活动就具有同一的性质。
而且应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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