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授课讲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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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授课提纲
王建军编撰
苏州大学文学院
20010年3月
绪论
第一节汉语史的研究内容、对象、性质、目的和方法
（一）研究的内容
描写汉语在各个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勾勒汉语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脉络，归结汉语发展变化的特点，探索发展变化的机制和原因，进而揭示汉语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
简言之，汉语史就是研究汉语发展变化规律的历史。
（二）研究的对象
历代口语，确切一点说，就是历代的口语性文献。
（三）研究的性质
汉语史研究属于典型的语料库语言学。
所谓语料库语言学就是以语料为语言描写的起点或以语料为验证有关语言假说的方法的语言学，包括对自然语言进行加工和标注、对已标注好的语料进行研究和开发。
（四）研究的目的
1.建立科学的汉语史，增进对汉语自身历史的把握与了解。
2.有助于对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与方言）的学习与研究。
例如：
中国队大胜日本队=中国队大败日本队
3.有助于建立与完善普通语言学理论。
4.可以为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借鉴。
例如：
其一：
近试上张籍水部
朱庆余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
）
相关链接：
南无阿弥陀佛；酒干倘卖无
其二：
山行
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五）研究的方法
1．描写：
详细、客观地反映语言事实，不夸张、不贬低、不任意取舍。
2．归纳：
立足语言事实，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中提取规律。
3．比较：
比勘各种语言现象，寻找共性与个性。
比较有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两种。
4．统计：
对研究对象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和计算，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
统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研究中的主观偏差，增强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统计按内容可分为专书统计、专题统计，按方法可分为穷尽统计和抽样统计。
5．实证：
通过列举大量的语言实例来证明某种语言现象的存在与消亡，杜绝想象与臆测。
据张万起统计，《马氏文通》全书搜集的文言例句有7326例之多，涉及文献达36种。
6．溯源：
探明某种语言事实的起源，全面把握其发展源流。
7．解释：
揭示语言事实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与规律。
8．推测：
根据已知的语言事实，推论出可能存在的未知事实。
如上古音的构拟即为如此。
在以上诸方法中，客观的描写与合理的解释的结合当是汉语史研究中最为推崇的境界。
（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充分体认语言的时代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例如：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了解古代历史与文化。
例如：
其一：
“秋水”与“秋阳”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庄子·秋水》
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孟子·滕文公上》
其二：
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苏轼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相关链接：
柳宗元——柳河东，柳如是——河东君
3．宏观（语言学理论）与微观（语言事实）相结合。
4．区分特例与通例，辩证看待“例不十，法不立”（黎锦熙语）和“例外不十，法不破”（王力语）。
第二节汉语史研究的基本依据
汉语史研究属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客观的依据。
汉语史研究的客观依据大致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代文献
A.传世文献：
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种典籍。
B.出土文献：
甲骨文、金文、简册（秦简与汉简）、帛书、敦煌变文、吐鲁番文书。
这些文献可分为韵文与散文两部分，韵文如《诗经》、《楚辞》、乐府诗歌、唐诗宋词、元曲等。
散文不是常说的与小说、诗歌相对应的文学体裁，而是指韵文之外的所有文体。
必须注意的是，汉魏以后，书面语和口语日益背离，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由此导致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文献：
口语性文献和书面性文献。
对汉语史研究而言，最为看重的当然是口语性文献。
因此，口语性文献对汉语史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是汉语史研究的生命线。
在汗牛充栋的历代文献中，以下文献当为口语性较强的文献。
这些文献包括：
1．诗词曲类：
乐府民歌、唐诗（和尚的劝喻诗尤值重视）、宋词、元曲。
例如：
其一：
《上邪》
汉乐府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其二：
《三叟》
三国魏 应璩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
年各百岁余，相与锄禾莠。
住车问三叟，何以得长寿。
上叟前致词：
内中妪貌丑。
中叟前致词：
量腹节所受。
下叟前致词：
夜卧不覆首。
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其三：
《城外土馒头》
隋末唐初王梵志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其四：
《东家一老婆》
唐寒山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
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
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
相笑傥不止，东边复西边。
其五：
《声声慢》
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2．古白话小说类：
魏晋的志人（如《世说新语》）和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
3．说唱文学类:
变文（敦煌变文）、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杂剧（元杂剧）、弹词、宝卷。
4．汉译佛经类:
主要指东汉及魏晋南北朝之际的汉译佛经，如《修行本起经》、《贤愚经》、《百喻经》等。
例如：
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
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
“我有钱财，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
”即唤木匠而问言曰：
“解作彼家端正舍不？
”木匠答言：
“是我所作。
”即便语言：
“今可为我造楼如彼。
”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墼作楼。
愚人见其垒墼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而问之言：
“欲作何等？
”木匠答言：
“作三重屋。
”愚人复言：
“我不欲作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
“无有是事！
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
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
“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
”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
“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
譬如世尊四辈弟子，不能精勤修敬三宝，懒惰懈怠，欲求道果，而作是言：
“我今不用馀下三果，唯求得彼阿罗汉果。
”亦为时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无有异。
（《百喻经·三重楼喻》）
5．笔记语录类：
唐宋人的笔记（《隋唐嘉话》、《梦梁录》、《东京梦华录》等）、文人语录（《二程语录》、《朱子语类》）和禅宗语录（《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
例如：
东坡《牡丹》诗云：
“一朵妖红翠欲流。
”初不晓“翠欲流”为何语。
及游成都，过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鲜翠红紫铺”。
问土人，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
东坡盖用乡语云。
蜀人又谓“糊窗”曰“泥窗”，花蕊夫人《宫词》云：
“红锦泥窗绕四廊。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6．碑文典章类：
汉魏时期的碑文（如曹娥碑）、元明两朝的典章等。
7．注释类：
如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元代贯云石的《孝经直解》等。
8．汉语教科书类：
《老乞大》和《朴通事》等。
9．谣谚笑话类：
《笑林》、《笑林广记》、《中国近世谣谚》等。
10．杂著类：
农书（如《齐民要术》）、医书（如《金匮要略》）、游记（《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等）、杂贴（如王羲之的《丧乱帖》）、契约（如王褒的《僮约》、敦煌契约文书）等。
（二）前人的研究成果
从先秦开始，我国学者即对汉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并由此取得极高的成就。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被称为小学。
小学研究成果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属于词汇词义研究的有《尔雅》类、《方言》类和《释名》类。
《尔雅》类如《尔雅》、《广雅》、《小尔雅》、《埤雅》、《尔雅翼》、《骈雅》和《通雅》等；《方言》类如《方言》、《续方言》（杭世骏）、《通俗编》、《恒言录》、《新方言》等。
另外，古书的注疏也汇集了古人的词义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近现代人在词汇研究方面更是别开生面，除了众所周知的《诗词曲语词汇释》和《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外，还出现了许多断代词汇研究和专书词汇研究的精品之作。
２．属于字形字义研究的有《说文》类、《玉篇》类。
３．属于字音研究的有《切韵》系韵书（如《唐韵》、《广韵》、《集韵》）和《中原音韵》系韵书（如《洪武正韵》、《琼林雅韵》、《韵略易通》、《五方元音》）等。
４．属于语法研究的有《助语辞》、《虚字说》、《助字辨略》、《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和《马氏文通》等。
（三）汉外语借词和亲属语言
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融从来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语词的借用更是司空见惯。
外语借词分借入和借出两类情形。
依据这些借词，可以对汉语的历史概貌进行描摹和推测。
古代朝鲜、日本、越南乃至西洋各国都曾从汉语中吸收了不少词语，这些词语基本保留了古读。
如韩语“金”现读为［kim］，依然保留了古汉语的［m］尾；韩语“釜山”现读为［bushan］，“肥”日语吴音为［bi］，维持了古汉语的双唇音；“茶”在英语中发tea音，系借之闽语，证明古无舌上音。
汉语中的外来词也可为汉语史研究提供诸多佐证，如“印度”为唐代的译名，汉代作“身毒”，六朝作“天竺”，说明“毒”、“竺”、“度”在当时读音相近，也可以证实“古无舌上音”之说。
“佛”的全称为“佛陀”，译自梵语“buddha”，由此证明“佛”原为双唇音而非唇齿音。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与周边诸语言（如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具有亲属关系，因而可能拥有一些共同的基因，这对研究早期汉语的状况极有参考价值。
《诗经》中有“中田”、“中河”、“中心”之说，中古也保留了“中道”、“中夏”的语词，以往一般将“中”视为介词，其实不然。
早期汉语中方位词与名词有两种并行的组合方式：
“方位＋名词”和“名词＋方位”，后来才逐渐归于一。
“方位＋名词”在现今的少数民族语言中仍普遍存在。
再如，上古特有的“大名（属概念）冠小名（种概念）”的构词方式（“鸟乌”、“草芥”、“虫蝗”、“车马”）同样能在现存的汉台语族中（如暹罗语）加以印证。
因此，当今的汉语史研究尤其需要借鉴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
（四）现代汉语方言
方言是原始汉语在时空因素作用下不断分化的产物。
由于语言演变的不平衡，汉语史上许多重要事实至今在不同的方言中仍有保留。
像成套的古全浊声母普通话中早已消失，而在吴方言中依然存在。
另外，“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也都能借助方言得以证实。
方言中的一些特殊人名与地名往往蕴涵着汉语的历史信息，不容忽视。
第三节汉语源流概说
（一）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路径
汉语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汉民族共同语。
汉民族共同语具有悠久的历史，这里只能述其大概。
鉴于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追溯汉语的源流必须触及民族产生与发展的源流。
尽管考古学家发现了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但并不能了解当时汉语（有人将汉王朝之前的汉语称为华夏语）的实际状况，因为汉民族真正有案可稽的历史至多只有五千年。
在所谓“夏商周”三代中，商代才开始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因此汉语史研究的历史跨度充其量不超过三千五百年。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可以大致肯定：
汉民族文明的摇篮在中原地区，汉语的发祥地当亦在此。
汉民族共同语发展的大致路径是：
雅言（商代的殷话——周代的洛邑话）→通语（两汉及魏晋南北朝的洛阳话和金陵话——唐宋元时代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话）→官话（明初的金陵话——清代的北京话）→国语（民国）和普通话（新中国）。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因素：
1.政治因素
2.地理因素
3.移民因素
唐张籍《永嘉行》：
“北人避胡多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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