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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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一些科学家眼里:
它充满空话和幻想,缺乏真正的知识和切实可靠的研究;
它只能形成一连串粗鲁的经验错误,毫无价值的批判或不加任何评判的引文堆积;
“即使您看一看现代哲学家——谢林、黑格尔以及他们的同谋者,您也会由于他们的规定而毛发悚然。
”这种把哲学当作远离社会现实的玄学,像康德那样一辈子没有离开哥尼斯堡也能够成为哲学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快就被他所唾弃。
特别是1848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扫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借助新生阶级充满朝气的活力,推动德国的科学家深入自然,研究自然,投身社会,改造社会,试图改变德国的落后状态之后,这种气势磅礴的革命热情也就激励着哲学家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虚幻回到现实,不再企盼用高谈阔论和思辨的方法来解救一切。
由此,尽管马克思早年是一位忠诚的、习惯于沉思冥想的黑格尔信徒,然而,随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了悟,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明察洞鉴,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分析,自1841年之后在他的学位论文及笔记中就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认为那只是彼岸世界而非此岸世界的真理;
那只是对天国而非对尘世的批判。
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的“权利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整个哲学存在的缺陷,认为他的哲学是绝对的抽象,是纯粹的方法论概念。
在1844年完成的《巴黎手稿》中,又继续对黑格尔进行了
系统批判,并将其延伸到更广泛和更有争论性的青年黑格尔派（如《神圣家族》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普鲁东的著作中（如《哲学贫困》）,明确认定:
人生目的就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幸福,而不是仅使自己获得安逸;
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而斗争,将是每个人最崇高的责任。
关于从抽象的哲学研究回到对社会现实的虔心关注,他在给李斯基的一封信中给予了真切、清楚的表述:
“对我来说,推动这种确有裨益的发展,呈递一部驳斥迄今为止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为公众准备我的„经济学‟观点是必要的。
我的经济学立场本身就处在以前的德国科学的对立面。
”面对这个把普通劳动者变成魔鬼,剥夺其一切自由权利的社会,“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停留在平静和安谧之中,我将要不断地怒吼”,“公开地向广大的世界挑战。
”尤其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同这个腐朽不堪的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底自相矛盾和正在扬弃自身的混合物作斗争。
“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
”从此马克思就不再是一般的只会呆在书斋里或讲台上,玩弄、臆造几个空疏无用的概念和名词的哲学家或是一个胆小怕事、苟且偷生的学者,而是终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战斗不止。
他对于社会和人本身的关爱,探求人际间的各种现实关系,谋求解放全人类的道路,更胜于对一般的逻辑和方法的关照。
1843年秋他到达巴黎后,就以极大热情投身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并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论争,身体力行“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
”1845年之后,他就被许多国家的反革命势力视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而遭受多次逐出、逮捕和审判。
在五六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复兴时期,他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实际活动。
尤其是1864年在伦敦创立著名的“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之后,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无私地奉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竭力把各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试图让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生存的权利,彻底砸碎锁在他们身上的镣铐,使其实现人的真正本质。
他是一位对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心、爱心的最博学的哲人;
他的善良和人道可以说是学人中无与伦比的。
他一生的志向决不是仅仅为别人的行为和实践创立一些抽象的方法论教条,而是要深入社会,亲自实践,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全身心地改造眼前的吃人社会。
二、方法是通过实践对事物自身逻辑的认识
虽然马克思关注现实,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社会规律的发现和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奋战,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对方法论的思考。
他深知方法是到达彼岸的桥梁,是实现成功的工具。
因此他对以往的方法论并没有完全沉默,而是进行了普遍的反思。
比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认定把方法仅仅作为一般性的反映是太专横了。
他说:
“我正在压缩我轻而易举就完成的一篇总论,因为经过缜密的思考后,每一个将证实产生结果的预言似乎都在使我混乱,而且那些一向追随我的读者全都决意从特殊上升到一般。
”所以方法不应是某种抽象的、形式化的、翱翔于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上的程序。
宁可说方法需要从对具体事物的详细研究中成型;
而黑格尔的做法则相反,他把到达真理的途径和主观形式相混淆;
违背了他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辩证法。
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37年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就表示要抛弃康德-费希特式的到达一门法学的形式化途径。
从那以
后,他进一步把方法看作一种抓住事物自身规律的逻辑。
既然这种逻辑不是可确定的一种先验的东西,那么纯粹的、形式化的方法论在认识论中就不应该拥有地位。
由此出发,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了总批判。
指出,在逻辑的科学对特殊的实在科学,如社会科学的关系中,黑格尔跌入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他把逻辑学所确立的纯粹逻辑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特殊群集中。
这样,当他把社会实体纳入其预先制定的逻辑之下的时候,也就失去与事物本身的逻辑接触,特别是失去与市民社会和现代状态的逻辑接触。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形式逻辑,也批判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形式主义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比如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贬低FerdinandLassalle将黑格尔的逻辑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尝试。
“我在这种尝试的一个注释中,看到这个家伙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巨作中,象黑格尔一样介绍政治经济学。
对他的伤害,使他开始懂得:
第一次将辩证描述的观点带进一门科学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是批判而不是应用一种抽象的、完形的逻辑体系于这样一类的体系。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卷对马克思来说,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描述,只有通过对那种体系进行最彻底的经验的和概念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辩证的描述必须从对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中形成,而不是通过应用预制的辩证法。
所以马克思反对将黑格尔的逻辑未加批判地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法”应用于实在科学;
反对把逻辑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介绍给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
但他承认黑格尔的逻辑表达了有关辩证法的某种基础,且总是赞扬黑格尔拥有伟大的经验主义的和历史的意识。
这种意识使他能够构造一种逻辑揭示如此多的有关他所探寻的具体科学的真理;
使他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需要的许多东西,都能够出现在他手边的黑格尔著作中。
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研究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无人可以取代的精神武器,以至他在论及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一方面认为将黑格尔的逻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于实在科学,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逻辑的神秘;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运用经过重新装饰的黑格尔的逻辑总是能够显示巨大的方法论能力。
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的重新装饰,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可略见一斑。
在那里,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从概念出发的抽象推理作用,倒是首先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实证论,指出: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因为在这里,人们只是看到事物浑沌的表象,没有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发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同时坚持走完两条道路:
一是从具体到抽象,二是从抽象到具体。
前者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后者是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再现为具体。
只走前者,人的认识必然是模糊的和表面的;
只走后者,又必然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
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8]（P.23）由此,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方法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想用新的方法论形式取代居先的形式化的方法论。
二是一旦形成他的总批判,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东西留给一般方法,剩下的将是描述那正在探索的特殊科学,以与正在研究的对象的逻辑相一致。
三是马克思对方法进行反思的积极结果,是通过特殊科学本身所捕捉到的实际形式。
三、社会理论批判是实践方法论的灵魂
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的哲学中始终充满着批判的风格和战斗的精神。
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他思考的则主要是如何改变世界。
既然如此,在方法上他的独到之处就是,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始终是他的哲学特色。
也正是在企图去除往日的哲学即宗教的意义上,马克思才坚持:
哲学应该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应该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而且他所谓的和所进行的“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
包括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和哲学方法本身的批判,都是对现实方法的反思和反映,而不是凭空臆造。
比如,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都是从批判前人,审查历史,批判地掌握前人的成就,批判地克服前人的观点而开始自己的创作过程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同样不是从正面论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从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说作为论证的起点;
在1857,1858年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中,他也是从批判巴师夏、凯里和达里蒙等人的著作入手,试图在其后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真正的经济学规律的。
在这里,马克思很清楚: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因为一切批判都是辩证的扬弃,都是革命的序曲,本质上都具有某种进步意义。
俗话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一切巨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无情和猛烈的批判作为前奏。
批判的意识、批判的方法和批判的精神自古以来都是推动人类文明的法宝。
为什么“批判”会具有如此重要作用呢?
这显然是由其本质决定的。
所谓批判就是评价和审断,就是揭露和解决矛盾。
它需要怀疑、发问、研究、尝试、摸索、实践、比较和鉴别,需要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
一个人只有具备批判精神,才可能洞鉴古今,明察秋毫,远见卓识,防患未然。
反过来,若没有怀疑和批判,就容易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保守僵化,将平庸之作看作是宏篇巨制,将凡人之举当作是神工妙力。
没有批判就没有创见,没有自由和自我;
就容易受欺骗和被奴役。
马克思认为,近代以来,人类首先应该批判的是毒害人们的精神鸦片——宗教。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因为宗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幻想和荒诞、谬误和欺骗。
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宗教。
不是人类远离天国,而是天国本身就是人类社会。
宗教给予人类的是一个被幻觉颠倒了的世界。
宗教就是这个被颠倒的世界的总理论。
它包罗万象、自相矛盾,毫无批判,只有信仰和服从,只有上帝,没有自我。
而对宗教的批判,一经摘取那装饰在人类精神中的虚幻的花朵,就会陆续砸烂捆绑在人类肉体和灵魂上的各种锁链。
这正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就是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
就是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对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
这种批判显然不会只停留在理论上,最终要由批判的武器演变为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的一生虽然主要进行的是理论的批判,但他更关注武器的批判。
无论是哪里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都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
比如1848年他支持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
1849年他支持德国极端革命民主派;
对于1870年的法国革命,他尽管事先警告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但起义一旦发生,他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
并且在革命失败后,对巴黎公社作了一个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革命的估价。
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精神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且得到高度评价。
譬如在霍克海默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中开创的批判传统,“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设,而且是创造出一个满足人类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
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是仅仅增长知识本身。
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
四、社会历史实践是其方法论特点
追索实践概念的成型根源,应该是从康德和黑格尔开始的。
只是他们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可知论或唯心论色彩。
康德一方面没有把实践看作是沟通主客体的桥梁,没有认识到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
另一方面把人类实践主要限于伦理学,要人们拒绝激烈的政治革命,温文尔雅地追求道德完善,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无制约的对象的全体,就是所谓的„至善‟。
”黑格尔虽然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且把真理看作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认为“前者就是认知真理的冲力,亦即认识活动本身——理念的理论活动。
后者就是实现善的冲力,亦即意志或理念的实践活动。
”这两种密不可分的活动常常是消灭主观和客观片面性的两种手段。
但是他的实践依然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
而马克思的实践方法论的最大功绩就是既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论,将它从理念世界拉回到世俗世界,也把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纳入人类实践,导入认识过程;
认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材料决非人的主观所固有,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
但“他又决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
”而是处处把实践和历史看作是实现人和自然统一性的中介。
在他那里,外部世界既是人的实践要素,又是存在着的万物总体。
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和实践的产物,由于给物质世界打上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
因为“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于人说来也是无”;
“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于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的物质,它就没有价值。
”反过来,自然科学之所以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对自然实在的直接意识,也是因为人们对实在的认识主要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
在人的一切认识中,“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与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因此承认社会要素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并不否认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
相反,坚持外部自然及其规律对社会中介的先在性,在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
这涉及到究竟是肯定物质、实践第一还是精神、理论第一的哲学基本问题。
而马克思在这里显然坚持了唯物论立场,并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新唯物主义。
以至马克思眼里的自然和物质也就不同于以往一切唯物论者的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实践主体总是使认识对象,自然界或物质材料与自己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中,这样,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物质对象或自然界是最高的存在原则。
再说,人在实践中,所接触的物质本身也从未是绝对的抽象,总是从质、量、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速度等各方面都给予具体规定了的存在形态。
物质的普遍性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来说,只存在于具体和特殊之中。
物质的实在性只存在于与人的社会实践和意识相互关联的关系和相对性中。
不存在脱离具体规律独立存在的自在实体。
自然和人都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且只有用感性直观来规定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客观的。
人作为思维主体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在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够认识自然与人本身。
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反过来,一切理论若离开实践就是“纯粹的经院哲学”。
不论自然概念还是社会概念,都首先不是从思辨或物理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规定的。
比如各种对立理论之间的矛盾解决,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有效地将构成人类认识的诸要素统一起来,并作为它们相互转化的中介。
无论是人的局部经验概括还是特殊领域的理论认识,或最普遍的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产生的;
并不断地将实践对象统摄在自己的目的之下,从对存在着的现实进行解释转向对它进行变革,致使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也创造客观世界。
所以实践既是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也是检验哲学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标志。
马克思的方法论特征不仅在于把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还将历史与现实、人和自然有机地统一起来。
其中“历史”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尤为重要。
他对于历史和世界的意义的阐释,既不同于叔本华的所谓历史是杂乱无章的事实的堆积,也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从属于理念或目的。
他认为这个世界包含的全部能动意义,无非是人类通过各种行为、实践调节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而达到的目的。
即使人类社会能够从较恶的社会进达于较善的社会,也不需要增加任何外在目的,只能从历史发展的史实中去寻找一系列解释上的联系。
因为人的本质是残酷地隶属于维持其生存的物质条件的。
人类当前只有首先从理论上把自己作为自身的原因来看待,才能达到其本质和实在的现实统一。
为此马克思关心的主要是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
在这个“绝对第一的基质”中,一切都已经同社会实践产生的认识和事物交织在一起。
这样它也就不是绝对的第一,而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既然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亦即人对于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现实的一切都是从作为存在物的人和自然界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
正是从社会实践的具体性而不是从有关物质的抽象体出发,唯物主义才认为:
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形态彼此合乎规律的产生是不证自明的;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人
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尽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有其特殊性,但自然史和社会史却在差异中达到统一。
相对于人类,“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作的准备。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然而形而上学唯物论却没有看到两者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人类史只是自然史的附属,是生物学规律的一种纯粹现象。
而马克思则认为现实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不是一般的自然史或人类史。
现实中不存在自然和社会的绝对分离。
在人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
作为合规律的、一般领域的自然,总是同被社会组织起来的人在一定历史结构中产生的目标相联系。
“人的历史实践及其肉体活动是连接这两个明显分离的领域的愈趋有效的环节。
所以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是人类行为的自然后果,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
劳动、资本、乃至科学的异化都将成为不堪忍受的力量约束着人的主观性,限定着历史发展的轨迹。
因此,“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描述,只有通过对那种体系进行最彻底的经验主义的和概念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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