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丧葬仪式研究综述修改稿一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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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有1910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
其后，虽然涉及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多，但仍然有相关著述陆续问世。
1932年，娄子匡在《大陆》杂志1卷1期上发表《土葬风水源流考》。
杨树达在《清华学报》8卷1期上发表《汉代丧葬制度考》，1933年补充汉代婚姻史资料后汇编为《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
这本著作于1988年10月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对研究我国古代婚丧习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礼俗混合的研究方式也给当时资料相对欠缺的丧葬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很有影响的模式，乃至后来一些丧葬文化研究著作也明显带有这样的痕迹，如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等。
同样是1933年，郭昭文在《历史科学》杂志1卷1-2期上发表《古今丧仪之比较研究》。
1934年，陈怀祯的《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刊载于《社会学界》第8卷。
1935年，尚秉和的《历代风俗事物考》、瞿宣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等著作考释、辑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些丧葬仪式事象。
40年代后，民俗学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互相影响，关注丧葬史、丧葬礼俗的论文逐渐增多。
如文藻《中国丧礼沿革》、蔡介民《中国祭礼考源》、《中国祭礼源流考》、钱穆《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祭之观念》等。
这一时期还没有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研究重心在史料辑录、考释上，研究方式也与历史学、考古学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二）描述性研究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工作除了对丧葬文化史进行考据性研究以外，比较普遍的还有描述性研究，即对民间丧葬仪式习俗进行搜集、记录、描述。
此类工作的开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拟定《风俗调查表》，其中就包括“丧礼：
分别贫富；
坟墓；
风水观念及坟墓的筑造法”等调查内容。
还有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胡朴安编成的一部全国风俗百科书《中华全国风俗志》，书中对地方志和古今笔记等资料中所载风俗进行了汇编。
书中的“礼仪”、“风俗琐记”等章至今仍然是研究礼俗的重要资料，也是建国前少有的全国性风俗研究专著。
书中对民间风俗的记录相对比较简单。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论著，如1928年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书中描述了江苏、广东地区婚丧习俗。
此外，顾颉刚还有《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和《厦门的墓碑》等专门研究文章。
1929年，郑祖荫、刘天华记录苏州、北京婚丧音乐，编《俗乐谱》。
1930年，叶镜明的《关于死的种种》发表在《民俗周刊》上。
《民俗周刊》还专门出“清明专号”发表与丧葬习俗有关文章。
此时，比较研究也开始起步。
1934年，陈怀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界》上发表《中国婚丧风俗志分析》，开了汉族丧葬习俗比较研究的先河。
这篇论文依据地方志所载清代资料，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关外区域四大地区分别叙述婚丧习俗，进而比较不同地域习俗的差异性，得出汉族内部随着地域差异也存在葬俗的不同。
1935年，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受到功能主义理论影响，把丧礼作为个人生命历程研究，描述了具体民俗事象，并论及丧礼的社会功能。
随着民俗实地考察研究工作的开展，个案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1938年，燕京社会学系学生陈封雄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一个农村的死亡礼俗》，较详细地呈现了一个丧俗研究个案。
40年代，因为抗战的关系，研究关注重心偏向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丧俗，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研究相对沉寂。
二、建国以后汉族丧葬仪式的近期研究
建国以后，50-70年代，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研究全面发展，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相对较少。
80年代，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汉族丧葬仪式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
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钟敬文在《开幕词》中说：
“有了全国性民俗学会，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使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和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民俗学学术研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丧葬仪式民俗研究也打开了新局面，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
特别是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引进，使得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丧葬习俗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研究论著也相继问世。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982年第5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梁容若的《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1986年第2期《江汉大学学报》上刊载的吴昌的《民歌与民俗——鄂西北“丧歌”初探》。
还有罗开玉1988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丧葬与中国文化》，分上编与下编。
上编是“丧葬与文化”，共包括“丧葬与宗教”等七章，下编是“中国丧葬习俗概说”，包括“葬前礼仪”等三章。
这是80年代以来，第一本具有理论性和整体研究思想的学术著作。
书中对各族古今丧葬做了系统而简略地阐述，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20世纪90年代，研究涉及内容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参与的学者也明显增多，出现了颇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如宋德胤的《丧葬仪观》，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刘亚勇、李忠孝的《中国殡葬忧思录》，张铭远的《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靳凤林的《窥视生死线：
中国死亡文化研究》，郑小江的《中国死亡文化大观》，郭于华的《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
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刘健的《吴越民间丧葬习俗初探》，邓卓明、邓力的《中国丧俗》，常人春的《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老北京的风俗》，何彬的《江浙汉族丧葬文化》，向明生的《殡葬习俗与指南》，万建中的《中国历代葬礼》、《丧俗》，张捷夫的《中国丧葬史》，陈华文的《丧葬史》，黄景略、吴蒙麟、叶学明的《中华文化通志：
丧葬陵墓志》，郑晓江的《善死与善终：
中国人的死亡观》，陈明芳的《中国悬棺葬》等。
其中，1991年出版的由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是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历史上丧葬礼俗的著作。
这本书在对历史典籍中丧葬礼制相关材料的挖掘方面相当成功，也为徐吉军另一部著作《中国丧葬史》垫定了基础。
另外，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是一本叙述丧葬习俗中的丧俗丧制以及葬式的著作，共九章。
其中有一章关于盗墓的研究，这是其他丧葬文化研究中很少见的。
还有1992年出版的邓卓明、邓力的《中国葬俗》。
这本书介绍了不同的葬法，如悬棺葬、树葬、塔葬、天葬、水葬、土葬和火葬等。
此外，霍巍、黄伟的《四川丧葬文化》是一本研究地方性丧葬文化的著作。
陈明芳的《中国悬棺葬》对遍及中国南方诸省的悬棺葬这一丧葬文化现象进行了全方位透视，进而勾勒出其分布区域、置葬时间、置葬方式、悬棺材料和葬制，最后深度剖析了悬棺葬的原因。
该著述“历时十载有余”，通过大量田野作业和文献检索而完成，资料翔实，颇有深度，影响很大。
除了这些研究论著之外，各省市编纂的民俗志以及各地民俗工作者的著述中也有许多关于各地区汉族丧葬礼俗的资料。
比如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还有李伯涛《泰山民俗》、山曼等的《山东民俗》、叶涛等的《孔子故里风俗》等。
有些杂志还专门出版有关丧葬习俗研究的专辑，如上海民俗学会编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化》1996年第1期为“丧葬文化研究”专辑，包括19篇与丧葬习俗与改革有关的论文。
进入21世纪，民俗学有关丧葬仪式的研究论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更为可观的成果。
重要论著如陈淑君、陈华文的《民间丧葬习俗》、《吴越丧葬文化》，丁凌华的《中国丧服制度史》，石奕龙的《中国民俗通志·
丧葬志》、《闽南乡土民俗》，王增永、李仲祥的《婚丧礼俗面面观》，姜越的《婚冠丧祭：
传统婚丧民俗解析》，雷绍锋、张俊超的《丧葬习俗》，江新建的《佛教与中国丧葬文化》，徐吉军的《长江流域的丧葬》，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王计生的《事死如生：
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徐杰舜的《汉族风俗史》，朱洪斌的《中国民间婚丧习俗》，白国琴的《百年中国社会图谱：
从旧婚丧嫁娶到新礼仪风俗》，张剑光的《入土为安：
图说古代丧葬文化》，周吉平的《北京殡葬史话》，李劭南的《当代北京丧葬史话》，德国学者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
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等等。
如果继续罗列这一时期成果，除了证明研究者不断增加，成果越来越丰硕之外，似乎没有更多裨益。
于是，下文将进入具体的研究层面，探讨近期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一）、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研究虽然范围广泛，角度各异，但基本可以归结为一般研究和专题研究两方面，以下进行具体分析：
1、关于汉族丧葬仪式的一般研究
整体来说，民俗学领域的汉族丧葬仪式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层：
仪式层面的研究，关注内容是丧葬仪式的起源流变、仪式特性、仪式过程、艺术形式等具体表现。
主要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进行呈现，以描述为主。
第二层：
礼制层面的研究，关注与丧葬仪式相关的礼仪制度、政治经济、宗族伦理、人际交往、社会功能等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宏观概述，又有因时因地的探讨。
第三层：
信仰层面的研究，关注丧葬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即人的精神意识观念。
探讨不同地域人们丧葬习俗活动中包含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生死观念、民间信仰。
（1）关于丧葬文化的宏观研究
研究丧葬仪式的第一步工作即是对丧葬文化进行宏观把握、系统研究。
这部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玉文的《我国丧葬文化浅论》。
这篇论文逐一探讨了丧葬文化的形式、内容及其来源。
并且，在简略介绍了丧葬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文化、伦理孝道文化、社会礼仪文化、文学艺术文化之后，作者对丧葬文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几点：
原始落后性、相对稳定性、社会礼仪性、地域民族性，进而总结丧葬文化的功能：
维系功能、教育功效、认识功能，最后回顾丧葬文化的流变，提出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革的建议。
俗语云：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篇论文具有比较完备的系统框架，论述也颇多亮点。
当然它在某些观念与表述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原始落后性”的论断和有关丧葬文化流变的分析基本坚持进化论观点，而进化论在今天的民俗研究看来，本身不具有合理性。
另外，徐吉军、贺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作为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丧葬礼俗的学术专著，也值得特别关注。
这本书系统阐述了历代丧葬观念的演变、严密而繁琐的丧葬礼仪、形式多样的葬式葬法、精心选择的墓地，以及死者眷属的丧服制度、居丧生活等内容，进而揭示蕴含于丧葬礼俗之中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和等级观念。
这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王夫子的《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也是对丧葬文化比较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
这部著作从死亡文化的界定，不同地区对死亡文化的理解讨论到中国丧葬文化诸多方面，试图构建一个丧葬文化研究的框架。
除此之外，对丧葬文化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还有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陈淑君、陈华文的《民间丧葬习俗》、周苏平的《中国古代丧葬习俗》、万建中的《中国历代葬礼》、王计生的《视死如归——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等。
这类著作着眼全局，对丧葬仪式起源与发展、葬法葬式，丧礼制度等进行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材料和观点。
但是，全局式宏观把握的另一面是对地区及个案丧葬仪式关注的不足，研究角度也比较单一。
（2）关于丧葬文化的具体研究
当然，目前业已出版刊载的研究著述中也有数目可观的从具体层面着手、以小见大的研究，可以弥补宏观研究的不足。
这部分论著虽然仍然保持对丧葬文化的整体观照，却有具体切入的角度，研究有所侧重。
比如有的侧重描述文化现象，有的侧重考证丧葬制度，有的侧重探究观念信仰。
这些研究角度虽然并不能展现出丧葬仪式文化的全貌，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其意义不言而喻。
比如，近年来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在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
如《民政论坛》1995年第2期上刊载的张国蜀、丁燕平、司裕强的《丧葬习俗与殡葬文化》从对政治、法律、殡葬改革的关注视角，探讨了丧葬习俗在殡葬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对殡葬文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和相互关系。
还有1999年2月《民俗研究》上发表的徐畅的《近代中国农村的丧葬互助组织》介绍了近代中国农村丧葬合作组织的特点。
2001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38卷上发表的高丙中的论文《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关注国家如何出现在民间仪式中，通过仪式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他认为，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
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
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
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此外，丧葬仪式的民俗文化功能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比如2007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陈甜的《从江县占里丧葬仪式及其教育功能研究》一文在田野考察基础上，运用文化场等概念探讨丧葬仪式中的教育功能，梳理文化传承在文化发展中不同的方式。
还有2009年张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宗教市场论视野下鲤城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中认为，丧葬仪式能够折射出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经济情况、人际关系等诸多社会层面。
他的研究思路是运用经济学分析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
具体研究方式是通过口述史访谈、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的解读，重点考察近代以来福建省仙游县鲤城镇民间丧葬仪式，分析该区域市场内一些宗教经济现象的历史变迁，展现代表外来宗教的基督教与代表本土宗教的三一教间的竞争与合作，了解区域风俗流变与宗教社会功能的历史演绎，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文化的承袭与发展，观察人们对丧葬仪式的理解与接受程度，藉此窥见宗教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从而获知特定区域内宗教市场的经济脉络。
这篇论文中突出强调的市场经济等现代化因素对丧葬仪式的影响是前人研究中没有充分关注到的。
这些新的研究角度对以往丧葬仪式的研究有所突破，也有助于我们对丧葬仪式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3）相关理论研究方法
实际上，无论研究者具体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观点结论是什么，其研究都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和研究方法。
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互动，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被引介和运用到民俗学研究领域，如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相关理论与概念范畴，使得民俗学者对汉族丧葬仪式研究的角度更加新颖，探讨也更加深入。
在对待材料的问题上，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民俗学田野调查材料相互参证，为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考资料和思考途径。
此外，对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也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新鲜的生命力，显示出新一代学者的学术敏感和学术视野。
就理论研究方法而言：
人类学派、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社会性别理论等都是比较常用的理论阐释工具。
以下择取研究中比较常见的几种理论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首先，凡·
遮耐普（A·
VanGennep）的研究对人生礼仪的研究影响很大，民俗学者在对丧葬仪式进行阐释分析时经常参考。
如2002年第1期《广西民族研究》上刊载的朱爱东的《过渡礼仪：
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研究》等。
凡·
遮耐普在1909年出版的《通过仪式》（TheRitesofPassage）一书中将丧葬仪式作为人生仪礼整个过程的一环来阐述。
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人生礼仪分为分离仪式（ritesofSeparation）、通过仪式（transitionrites）和（再）进入仪式（ritesofincorporation）三部分。
而且，遮耐普注意到“语境”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关于礼仪的研究必须放置在活的、完整的社会“场合”和具体语境中，通过实证和观察进行研究。
他的观点与当代民俗研究中的“语境论”（contextualtheory）有异曲同工之妙。
“语境论”认为应该把民俗事项与其产生的语言、行为、交流、表演和表达环境联系起来研究，即将民俗事项还原到具体语境中认识。
实际上，早期丧葬仪式研究虽然获得了一定成果，但还缺乏从具体语境对礼仪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学者对丧葬仪式进行地域研究、个案研究时更加重视田野调查工作的研究趋势下有所好转。
另外，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研究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且注重对仪式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分析。
他们通过长时间田野调查收集民俗材料，将研究重点放在各种民俗事项为什么能够在民间保存和流传这一问题上。
“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只要它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活着，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特定功能，无论它多么古怪，多么古老。
没有任何功能的民俗文化事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就丧葬文化研究而言，学者重点关注的民俗功能不是满足生理需要，而主要是社会整合功能。
比如2005年7月《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22卷第7期刊载的孙文福的《丧葬禁忌的民俗功能》一文认为丧葬禁忌具有聚合功能、教育功能、规范功能、强化和稳固宗法伦常关系，对习俗的熏陶养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且提出丧葬禁忌的民俗功能既具有正功能，又具有反功能，即丧葬习俗既有“良俗”，又有“陋俗”。
还有2006年4月孙文福、王占琦发表在《理论界》上的文章《丧葬禁忌生成的社会文化原因》从祖先崇拜、宗法制度、风水信仰、儒家孝道观念、道教佛教与丧葬禁忌的关系综合阐析丧葬禁忌的社会文化原因。
此外，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二元分析模式也体现在学者对丧葬仪式反映的生死观念的阐释过程中。
还有弗雷泽（JamesFrazer）著名的关于人类死亡意识的“巫术宗教科学”三阶段进化论也为学者研究丧葬仪式的起源流变提供了一种思路。
此外，近年为研究者引介运用到汉族丧葬仪式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还有社会性别理论。
比如2004年王璇的《从丧葬礼俗看性别关系与女性地位》7一文探讨“男女两性在制度性结构中主导与从属地位的区别”。
还有2010年6月《艺术探索》第24卷第3期刊载的康平的论文《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中的女性解读》通过考察鄂西北丹江口地区丧葬仪式中女性的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上升，探讨丧葬仪式的时代变迁。
总而言之，理论是随着研究的推进而不断更新的，一家之理论也自有其不足和弊端。
比如人类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已经被研究验证并不可取。
实际上，文化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
依此我们再回顾有的研究文章中将丧葬文化界定为“原始落后文化”，可以说正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的一种观点。
所以，在研究中运用理论工具也需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反思的眼光。
也有的学者能够不局限于一种理论方法，并且在综合应用多种理论工具的同时，保持扬弃的态度，让理论“为我所用”。
例如郭于华在对丧葬仪式进行功能研究之外，又采用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方法探求丧葬仪式的深层文化结构，并且在论述过程中借鉴结构主义二元分析模式：
“中国的民间传统的丧葬活动是有文化意识结构作其内在支持的一套行为体系，即有着文化意义的行为方式。
我们从中可以离析出一种二元的文化结构，即生—死、人—鬼、阴—阳两个世界的相对存在与相互通达”，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各种理论对丧葬仪式的意识结构进行分析。
此外，国外汉学研究也为汉族丧葬仪式民俗的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理论风貌。
比如德国历史学家罗梅君（MechthildLeutner）女士的著作《北京的生育、婚嫁和丧葬习俗：
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运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研究晚清至当代北京生育、婚姻和丧葬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实践性关联。
她在研究中注重书面资料和现实资料的比较，强调习俗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把民俗的历史变迁放在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的社会变迁大背景中考察。
既有对民俗事象的描述，又有对社会根源的探究，将社会学分析和历史学考察结合起来研究民俗。
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总结上文，对丧葬仪式民俗事项的描述、特性的认识、功能的分析属于宏观把握，也是对丧葬仪式进行研究的第一步。
而丧葬仪式作为人生仪礼重要组成部分，既自成体系又与其他文化因素交叉勾连。
丧葬习俗丰富而复杂，要对丧葬习俗有更加细致深入的探讨，自然就要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2、关于汉族丧葬仪式的专题研究
有关汉族丧葬仪式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丧葬习俗的历史流变研究、地域特征研究、个案研究、信仰观念研究和文化艺术研究五个方面。
（1）丧葬习俗的历史流变研究
丧葬习俗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一部分。
对丧葬习俗历史流变进行探讨，有助于从纵向的研究角度对汉族丧葬文化作历时的把握。
而且，以古镜今，这项研究也有助于对丧葬习俗的发展和改革的趋势做出一些前瞻。
从历时角度对汉族丧葬习俗的流变和发展做一番探讨，这一研究方式与历史学、考古学联系紧密。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同时关注丧葬习俗中的传统因素和新的因素。
即便是单一朝代的丧葬习俗研究，也会着眼于历史发展变革的脉络。
比如1997年《学术月刊》第2期上朱瑞熙的文章《宋代的丧葬习俗》强调宋代丧葬习俗对宋之前丧葬习俗、葬礼制度的变革。
还有1997年3月《晋阳学刊》发表的董江爱的《近代华北农村丧葬礼制的特点及成因》，1998年《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刊载的严昌洪的《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1999年06期《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登载的王青的《民国后抗战前山东婚丧礼俗的嬗变》。
2002年5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2期上发表的周洪的《江西丧葬风俗中的古礼遗存》从当代江西民间风俗中寻找古礼遗存及这些民俗对今天江西社会的影响。
同年第12期《近代中国与文物》上发表了傅建成的《民国时期乡村婚丧礼俗与变迁》。
还有2004年8月《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17卷第4期发表朱丽娟的文章《论秦汉时期汉族丧葬风俗的特点》，2006年《考古学报》第1期上齐东方的论文《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等。
2006年吉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
宋月的《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演变——以苏松为中心》从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演变、原因与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明代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描述，体现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丧葬习俗的变化，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变化息息相关。
这种变化对清以及民国时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有2006年第4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上发表的邓红、陈善本的文章《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丧葬礼俗述论》探讨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丧葬礼俗的特征，批判落后、迷信的“陋俗”。
还有2009年1月《民俗研究》登载的张国庆的《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一文研究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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