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提局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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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增长理论都不乏对经济增长过程进行颇有见地的分析，是对经济增长规律性进行的有益探索。
令人困惑的是，经济增长理论至今仍缺乏对自然资本的应有关注和研究，致使理论与经济增长现实相背离，出现了经济上的物质财富剧增，而自然资本总量急剧下降，生态被加剧破坏的局面。
虽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及其著作开始关注人类经济与生态或自然资本的关系，但是在经济增长领域将生态因素或自然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进行系统的经济分析还显得十分欠缺。
前所未有的资源、生态、环境危机正在挑战人类的生存智慧和所有忽视自然资本的现存理论学说。
如果对当前的经济增长困境视而不见或茫然处之，那么，我们将面临的不是物质财富的匮乏，而是环境的赤贫；
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二、关于现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忽视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及其在诸要素中的基础地位。
究其根源，这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前提存在内在的缺陷造成的。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
其方法论也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即将经济系统看作一个封闭的、自足的体系。
其实，人类的经济系统仅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已。
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依存关系。
人类经济系统仅仅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历史上，重农学派是最早对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相协调进行系统分析的经济学流派，其思想集中体现在著名的《经济表》中。
马克思也早就指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过程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物质变换过程。
在这一变换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要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人就不可能单方面支配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的活动条件，同时还是被人能动改造、被人所加工的客体。
但是，它绝不仅仅是受动的客体，而是其内部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运动着的，并通过这一运动作用于人、给人以影响（比如台风的影响）的自立的客观世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僵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因此，我们应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即在对经济增长的终极追问中，人与自然在本质上应是互动和谐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囿于其方法论的固有缺陷是不可能看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源于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维范式。
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贬斥神学，崇尚人的价值，追求人道主义，成为当时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笛卡尔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极力主张人是万物的主宰，“给自然界套上枷锁”成为当时工业革命的时代精神，以为人类已经完全认识并掌握了宇宙的一切规律，可以按照预想的图景来改造自然界。
这种认识论反映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就是牛顿式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占据主流。
针对研究增长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机械决定论倾向，经济学家w.w.罗斯托指出，研究经济增长“有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
新牛顿主义的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经济学，……增长分析本质上是生物学的而不是新牛顿主义的课题，严谨的增长分析必须包括社会的非经济因素”。
在牛顿机械决定论的方法论主导下，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然就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封闭的、可逆的系统。
从亚当?
斯密开始就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由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市场机制调节的严密体系。
经济人在理性的支配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在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
新古典经济学鼻祖马歇尔通过数学的严谨形式将这一方法论推向极至。
在马歇尔体系里，时间可逆、供求均衡、利润最大化、充分竞争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即使出现了社会利益于私人利益的偏差，也并不影响经济系统的均衡，而将之视为“外部性”加以处理。
总的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严密的、均衡的、封闭的体系。
在这一经济学的视界里看不到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和冲击。
难怪有些学者不无讽刺地说，“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
其实，早在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就已经伴随着工业化的表面繁荣而一并来临。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却对之视而不见。
这是其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决定的。
恩格斯在其所处的工业化时代就已明确指出了工业污染恶性循环问题及其制度根源。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
”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之内，制度变量已经内生于经济理论之中，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亚当?
斯密和马歇尔都已经认识到经济学体系应当是一个具有演化特征的理论体系，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坚持下来。
经过凯恩斯革命后主流经济学被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所取代，其崇尚均衡、最大化的封闭性的体系依旧。
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也像处理其它棘手的问题一样，或归于外部性，或保持沉默。
正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导致它不能对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做出恰当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经济增长的生态维度自然就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视野中消失了。
均衡态假设也是远离现实的。
均衡思想经马歇尔到瓦尔拉斯直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体系的出现达到了顶峰。
为了有效地进行均衡分析，含有丰富多样性的企业性质被掩盖了，企业俨然是一个原子式的质点，通过类似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
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黑箱的物理学根源。
其实，均衡不是不存在，而是非常态。
现实经济运行的均衡是一种稳定态，也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事物量变状态。
然而，长期地看，经济运行是不断地以质变方式演化进行的，非均衡才是经济运行的实质性常态。
由于在自然资本约束下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均衡分析是不适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均衡范畴的确立及其分析范式，掩盖了均衡形成的实质性过程。
因为均衡形成过程的动力从微观上看来源于企业，而企业内部结构、经济运行过程等蕴含的丰富的多样性被掩盖了，均衡研究的重心转向了运行的结果而非过程本身，这样就不能很好解释均衡的原因是什么、均衡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等等，大有本末倒置之嫌。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不只企业是黑箱结构，连同经济运行本身也具有无法细究的黑箱性质。
（二）关于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说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和前提。
经济人思想最早是由斯密提出的。
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它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斯密试图将一切经济现象还原为抽象的个人行为。
在他看来，经济系统是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即可趋于平衡的因果关系链，“看不见的手”作为第一推力，始终能将社会经济推向均衡状态。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主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成为研究重点，“经济人”假说得到了完善，表现为“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即效用或利润最大化）。
经济人假说隐含如下前提：
经济人的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
前者意味着经济人可以在所有的决策备选方案中完全知晓每一个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并具有完全的信息加工能力，进行比较、遴选。
后者意味着他可以在前者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偏好对所有方案进行排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
其实，理性经济人的隐含前提不过是一个天真的童话想象。
它设定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可以洞悉一切，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还包括经济活动的一切成本与收益。
这种虚构使经济过程没有了不确定性，也就没有了风险。
实际上，由于经济系统及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每一个经济主体都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
如市场价格的波动、交易对手的财务状况、国家乃至世界的宏观社会经济形势等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信息经济学已经证明，经济人限于自身的搜寻、计算能力，不可能全面掌握所有的与之相关的信息并加以及时处理。
同时，现实中的每一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也未必就总是唯一的，有时是多重的。
除了经济目标以外，还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目标等等。
况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经济人还要考虑交易对方的经济利益方能进行成功的合作与交易。
基于此，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说就被认为是对完全理性的一个合理替代。
既然如此，最大化或最优化假设也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经济人的理性不仅是有限的，还是演进的和实践性的。
尽管经济人要受客观世界各种环境的干扰，受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
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各种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下，一方面人是一种受动的存在物，受其赖以存在的各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制约。
同时人又是一种能动的存在物，通过人的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动地改变自身及周围的环境，以使自身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人在生产力中的主体地位表明了人即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存在物。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开放性不仅在于其吸收、扬弃前人的思想精华，与时俱进，使自身保持持久的生命力，还在于其理论视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实体性因素，如自然要素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
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的范围内，才能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在批判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时，恩格斯指出。
自然主义历史观“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在人类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人们不断地丰富自身的知识，提升自身的理性能力并不断地矫正错误认识。
人既作为受环境制约的受动的存在物，具有有限理性；
又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能动的存在物存在着，可以不断地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调谐自己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人类的理性既不是先验的既定的建构理性，也不是古典的完全理性，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不断进行调适的具有演进特征的实践理性。
这是对演进的实践理性的最好概括，也是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矛盾解决方案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人理性还具有集体理性特点。
这是同马克思经济理论整体分析方法相联系的。
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分析方法，难以解决经济人面临的共同利益问题。
当然就无法解释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对立与冲突。
进而无法在逻辑上合理解释与市场机制相伴生的所谓“外部性”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的视界里，分析体系中都是以个体出现的，他们是只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局限于市场机制的狭隘的经济人。
而那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只好简化地归于外部性了之。
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经济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只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马克思始终坚持在整体主义前提下，辩证地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从不在整体中抹煞人个体利益的存在。
整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经济人思想的基本精髓。
恩格斯也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何不自主地起这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也只有在这样的视角下，才能有比较开阔的理论视野，从而正确处理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经济系统出现的问题，在理论上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辩证系统内部问题。
在这一系统内部，生产力范畴已经包括了自然生产力在内，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外部性。
只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与增长就不会出现外部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出现了诸多如生产过剩及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问题，产生了生态危机。
正如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生产方式中（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笔者注），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
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社会的利益则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
所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
”这些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解决的方案就是在社会集体理性的选择下。
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
而在西方经济学的唯个体理性至上的经济人假设下，不可能进行兼顾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制度设计与变革，也就无法协调个人财富增长与公共自然资本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
（三）资源稀缺性与资源配置理论
资源稀缺性是西方经济学类似于经济人假设那样的理论前提。
它表明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就涉及到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地配置到效率最大化的地方。
从斯密到新古典理论乃至当今的新制度学派都崇尚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坚信市场万能的信条。
即使是出现了诸如资源耗竭、生态污染等资源危机，也寄希望于市场的神奇力量，相信市场的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稀缺资源的供求关系，使每一位经济人理性地选择相对丰裕的资源即价格相对低的资源进行生产。
而且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人会选择节约资源的技术，甚至会出现技术替代资源的趋向，从而避免资源危机和生态灾难的来临。
然而，博尔丁揭示的“公地的悲剧”，正是每一位理性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理性经济人并不具有集体理性。
经济人最大化的只是自身的个体利益，它高于公共利益。
资源稀缺条件下，对同一经济资源不断地投资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大卫?
李嘉图根据这一规律提出级差地租理论，而穆勒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既定和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并存。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自然资本生产力的极限，它是该生产力的最大产出的生态承载能力，超出这一极限，就会出现资源的过度利用，不仅导致报酬递减，而且引起资源退化，表现为生态环境不可逆的破坏。
因为生态环境的服务及其数量和质量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准确的定价，所以，在新古典世界里只好将这一矛盾简化为市场之外的“外部性”来讨论。
实际上，市场机制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只能对可以准确定价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其最大化的效率是市场效率，而不是社会效率。
对于自然资本进行有效配置关系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问题。
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难题。
基于“外部性”而提出的市场失灵理论，试图通过政府干预力量来解决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然而，由于这一冲突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反映，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冲突表现。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封闭的理论体系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资源稀缺引出的资源选择、与资源配置的主流微观经济学理论不是对经济增长与生态危机并存进行解释与解决的合适框架。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只关注当代人之间的资源配置优化问题，对于代际资源配置则语焉不详。
也就是说缺乏资源配置的时间维度。
因此，在分析经济有效增长问题时，引入时间维度，考虑资源的跨时代际配置，将自然资本代际产权内生化，才能较好地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在市场机制下解决外部性问题，建立了以交易成本概念为核心的产权经济学。
认为只要对经济物品的产权进行清晰界定，将制度视为经济模型的内生变量，交易双方就可以按市场规则配置经济资源，使得私人成本于社会成本趋于一致，从而消除外部性（实际是外部性被内部化了），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层次，在一定意义上比主流经济学前进了一步。
然而，它的理论前提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
变革的只是其派生形式――产权制度形式。
这种派生形式的产权，最终要受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强力制约。
加之该理论未能考虑变革制度所带来的分配效应，进而缺乏变革产权的动力机制。
况且，产权理论所设计的产权实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产权，仍未跳出主流经济学所遵循的封闭的经济循环系统的怪圈。
一些自然资本具有不可分的属性，或者界定其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无法充分地界定其产权，进而就无法完全消除外部性。
因此，产权理论虽然是较之于传统的庇古方案来讲是一个新思路，在这一框架下，外部性只是被内部化了，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处理外部性问题的十分完善的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自然资本代际产权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自然资本由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自然资源及环境资源构成，是经济增长有效性的首要的物质基础。
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是指经济的物质财富增长与自然资本增长相协调状态的一种描述。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存在两种方式：
一种是粗放型的，另一种是集约型的。
它们只是从资源的利用程度来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
尽管后一种方式考虑到技术进步对资源利用的决定性影响，也同样忽略了技术进步本身对自然资本的破坏的可能性。
如从农业增长来看，所谓的集约增长就是重视化肥、农药乃至生物技术对产量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却未曾注意到技术本身对自然资本的损害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最基本的自然基础。
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经济的有效增长方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扩大，劳动对象也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本的利用与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也越来越加强，人类日益面临着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前所未有的制约，乃至出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资源危机并存的局面。
经济增长的有效性问题凸显出来，迫切要求经济理论给予解释并在实践上提供解决方案。
自然资本的持续利用关系到人类当代及后代切身利益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尝试构建自然资本代际产权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方向。
代际产权的构建需要强化生产过程、消费过程、物流过程、产品回收利用过程等各环节的资源及环境利用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成本。
目前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就是代际产权的具体表现形式。
基于自然资本约束，将自然资本代际产权作为内生制度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或许是新的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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