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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追根溯源即可发现，该观点是由赫尔德等人开创，由马克思发展、费正清等人集成的。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可以说是“冲击－反应”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中国革命导师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就明显受到马克思的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影响。

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得出了自己的革命论，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因此，考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渊源关系，对我们认识毛泽东的国情观和革命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冲击－反应”论的来龙去脉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分别出现了前者从先行到落后和后者由后来而居上的巨大变化。

在西方引领时代大潮背景下，一些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开始运用他们的思想利器——自由价值观，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重新剖析过去被理想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停滞论”即是这种重新认识的产物。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就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无法向工商业转移，社会没有向平等、自由转变的机会，从而导致发展停滞不前；

而欧洲近代“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1]（P371）。

稍后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则从文化角度分析问题，批评中国文化是一种“幼年文化”，因此，“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停滞不前”[2]（PP87-95）。

其后，黑格尔又从“家长制”压制个人自由的角度深化了这种观点，由于个人没有任何主观自由，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他还天才地预见到“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3]（P123）。

此后，约翰·

密尔在其《论自由》中又高度强调了自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呼吁欧洲人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

“要使一切人都成为一样”的“中国理想”扼杀了个人的自由、个性，“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4]（P77）。

不管是黑格尔所说的能促发中国“生动活泼的进步”的“若干因素”，还是密尔所说的“有所改进必定要依靠外国人”，均表明他们认为古老的中国需要异质文化的触动才能改变自身，这可以看作西方学者从“中华停滞论”到“冲击－反应论”的一个过渡。

　　应该承认，马克思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辈们的影响，但马克思又比他们更为高瞻远瞩，因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并通过其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来展开的。

由于学术界对此已有许多研究，我们这里只勾勒出几个基本环节：

第一，联系与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西方近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民族联系交往的扩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P35）。

不仅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P35）。

而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P541）。

第二，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结合一体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由于生产结构的简单性、社会的封闭性与视野的狭隘性，印度人“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_[5]（P688）。

在中国，尽管它历史悠久，但几千年来却呈现出一种“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7]（P114）。

第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必然带来西方的冲击，促进东方社会的瓦解。

他甚至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持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6]（P609）。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冲击”、“反应”的字眼，但他的论述已清楚地表明，亚洲的社会变革及传统中国的解体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的。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

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国的核心是由独裁主义构成的。

造成传统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在传统以内变”的历史观。

对此，费正清提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即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8]（P182）直到19世纪，“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它表现为“民族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社会文明的要素”[9]（P124）。

随后，列文森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然而鸦片战争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10]（P42）。

他反驳那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儒教继承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社会变革，“但是变革的根源则深植于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早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冲击”[10]（P144），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冲击－反应”的观点。

　　二、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与冲击反应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本土，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鸦片战争前后的国情分析大体上也是由“中华停滞论”与“冲击反应论”这个思路串起来的。

尽管毛泽东在当时的条件下未必读过十八九世纪那些西方学者评论中国的著作，但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掌握及其对中国国情敏锐的洞察力，他还是得出与马克思及那些西方哲人近似的看法。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国情观则是其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他自己的话说：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11]（P633）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作了全面的分析。

他说：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11]（P623）其原因从经济上说，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交换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这就无法培育强大的工商阶层，无法改变社会阶级结构，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并推动社会转型。

从政治上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11]（P624）。

尽管历史上曾爆发无数次农民起义，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1]（P626）。

这就指出了由于近代西方入侵的“冲击”才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应”这一问题。

　　当然，毛泽东的国情观还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其一，毛泽东认为：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1]（P626）这句话往往是中国学术界某些学者批评“冲击－反应”论的重要依据，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忽略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已延续三千年，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才使这个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仍由自己“缓慢发展”，还要延续多久那是谁都无法估计的。

其二，毛泽东认为列强侵略中国具有两面性：

“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

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11]（P630）这种国情成了毛泽东认识中国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那就是反帝反封建。

“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11]（P637）。

其三，他既客观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1]（P647），同时又强调：

“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11]（P647）在稍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这种观点，从而为他的革命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及其局限性

　　就古代中国的情况而言，毛泽东对其“长期停滞”的判断是相当客观的，与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的看法亦较为吻合。

但就近现代中国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而言，由于他深受“十月革命”和斯大林影响，未重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与世界历史趋势的客观评估，因而对中国革命任务的定位偏于激进、急于求成，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性与社会革命的条件性重视不够。

众所周知，两个“一定要适应”的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有鉴于此，马克思才强调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5]（P592）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客观性与社会革命的条件性。

毛泽东也指出：

“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

”[11]（P685）可见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封建社会的，因此他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1]（P668），这就是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

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苏联的巨大影响下，所以他又“根据斯大林的理论”作出“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1]（P670）的论断。

其实亚非拉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各异、问题复杂，怎么能断言俄国一国革命的胜利就奇迹般地改变了别国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革命条件？

再说，十月革命是紧接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发动的，如果按照“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俄国自己就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因为刚刚经过民主革命的俄国，其任务是扫清封建残余、发展资本主义，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怎么可以只过几个月便走完民主革命阶段而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把两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第二次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社会革命，而只是推翻前政权的改朝换代罢了。

由于这样的革命即使胜利也是先天不足的，所以才会有后来苏联的垮台（后天失调由先天不足引起）。

（二）没有从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两个不同的尺度来客观分析社会历史，而这两种尺度正是马克思主义评价社会历史的重要标准。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道德理性的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过猛烈抨击，但当他们从历史理性的角度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放在历史的天平上比较时，仍然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革命性与进步性。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均未否定“恶”的历史作用，认为恶是促进历史进步的杠杆。

在具体评论近代西方入侵中国这个问题上，尽管他们都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强烈谴责英国的侵略暴行，认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5]（P626）。

但他们又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清醒地指出：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

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5]（P683）其实，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西方入侵对瓦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积极作用，但是当他把中国革命的任务归纳为反帝反封建时，却把“最主要的任务”定为“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在把帝国主义定为主要敌人的同时，又对苏联持全盘肯定态度。

甚至在涉及主权领土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还站在苏联一边，从道德的尺度看这有悖民族大义。

而从历史的尺度看，当时中国政府发起“改订新约运动”，使西方国家同意废除以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这一外交成就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也一字不提。

此外，他还把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一概斥为经济文化侵略。

这表明他并不了解现代世界是在各国的开放与交往过程中发展的，也表明他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客观区分资本主义的消极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成就。

当然，这些都是由当时的政治需要与革命策略所决定的。

　　（三）对世界大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与当时在政治上需要紧跟苏联有关。

由于毛泽东断定“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11]（P671），“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11]（P680）。

这使他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与生命力估计不足，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缺乏认识，导致新中国走了一段弯路。

按照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必须做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11]（P684）。

甚至到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还强调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

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2]（P1060）。

既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是替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那么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发展生产力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才能瓜熟蒂落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当时中国还处在“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替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这个历史阶段肯定是“相当长”的。

然而仅过几年，即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即犯了揠苗助长的错误，希望以大跃进的速度建成社会主义。

于是，他原先设想的“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不废除富农经济”等，全都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代替了。

这既违背了他关于两个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论断，也使国家建设遭到严重挫折。

历史已经表明，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更经得起历史考验。

一百年前列宁就断言帝国主义“垂死”，但一百年后我们还没有看到它“垂死”的迹象，倒是列宁创立的苏联解体了，而中国也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抛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按国际规则办事。

五十多年前还陶醉于“东风压倒西风”的社会主义，五十多年后却不得不回归现实。

这些无情的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

“两个决不会”的原理并不以领袖个人急于求成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倒是改革开放后作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及为此制定的方针政策才更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国情。

　　对毛泽东国情观和革命论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当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的国情观是客观的；

当他倾向斯大林主义的时候，其革命论是主观的。

但这种失误也不能简单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的因素，它也是十月革命“冲击”与中国“反应”的产物。

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不也是在汲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作出的理性“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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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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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华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