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天津滨海新区的新模式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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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对中国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与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克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存量上仍是一个小国，但增量上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24，6619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11.4%，连续五年增长速度达到或超过10%；
对外贸易同样取得了快速增长的成绩，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增长23.5%，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847亿美元；
全年实际利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增长13.6%；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1.53万亿美元，增长43%。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的主要来源，而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成为本世纪经济增长和发展最快的国家。
尽管2008年秋以来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进程主要表现为通过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渐进变革逐渐趋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经验。
但在如何发展问题上，却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维或模式：
一种强调传统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试图依赖“要素租金”资源禀赋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另一种强调专业化分工和创新，试图依靠“创新租金”和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
与两种发展思维或模式相对应的，分别是现实中的拉美和日韩模式及其经验。
同样是开放的市场趋向的制度变革，由于两种思维或模式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驱动力的理解不同，因而前者在制度变革上强调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后者强调的则是技术赶超、自主创新和创业或创新环境的构建。
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两种发展思维或模式始终都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
但由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在某一发展阶段某一思维或模式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进入某个特定的轨道。
2005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过多地强调依托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与特定历史条件相匹配的以获得“要素租金”为导向的较为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立足于比较优势，把比较优势理解为我国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资源优势，通过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启动民间投资和吸引FDI利用廉价资源获取要素租金
（注：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低下，当时的出口导向政策在吸引外资上的主要目的是创汇，其次才是增加就业和税收。
）。
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一方面通过引进外资，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参与了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间投资的启动，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
但无论是启动民间投资还是引进外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的是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利用和配置。
这种高度依赖资源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经付出的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惨重代价。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中国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和低效率等突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隐患。
从投入和产出结果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投入驱动型。
1981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
1.8，到2001年至2004年期间则上升到1：
4.99，这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
粗放式的投入驱动在带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中国的资源消耗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是0.4，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
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国外先进水平10倍。
高投入和高消耗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中国每增加一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1]。
以资源和要素的高投入和高消耗换取经济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协调。
首先，与工业的快速发展相比，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使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面临需求制约。
其次，与制造业发展相比，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
再次，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布上，中国仅处于低端环节，技术的外源依赖症严重制约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最后，在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反映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基尼系数总体持续上升——改革开放前为0.16；
2003年达到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接近危险的边缘；
2004年超过0.465。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仅立足于比较优势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2007年以来，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而辉煌一时的珠江三角洲制造业集群，在要素成本增加和外贸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开始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倒闭和外迁的现象。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趋向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对建立在资源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和放大。
但是，立足于资源和要素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思维和模式在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发展的隐患（注：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思维或模式可概括如下：
强调比较优势和“要素租金”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中比较优势主要指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优势；
注重技术的引进和生产制造，忽视自主创新和研发；
追求经济规模的外延扩张，忽视经济的内涵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过分依赖投入和资源消耗，强调经济增长中的投资驱动和外资带动；
在政府主导下，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政府政策体系调整的着眼点主要是对民间投资的管制放松和外资投资环境的优化。
经济发展思维和模式的转换是消除这些隐患的根本途径。
（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以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新变化，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在新阶段呈现的新特征做了科学概括：
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而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
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和模式，其中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是探索新发展模式的核心和关键。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则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驱动力将不再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上的“要素租金”，而是建立在知识和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创新租金”。
从制度变革的层面看，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有效促进创业和创新的制度环境的构建，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新的经济发展思维或模式必须建立在实现以下几方面转变的基础上：
1.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改变追求简单的规模扩张做法，强调企业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内部管理和发挥企业的潜力，通过增加企业的科技投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革新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企业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的组织方式，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
在经济发展中要做到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加强国家对资源的严格管理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3.从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
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基本上属于默示性知识，受空间范围的严格限制。
从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阶段看，国际竞争优势的提升主要依赖的是以默示性知识为基础的，不可能直接从国外引进，也难以通过简单的学习和模仿获得，而是要经过长期的自我知识积累。
4.从外贸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走了一条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但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不仅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和安全问题，而且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5.从资本引进型向资本输出型转变。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是其竞争优势建立在国内资源和要素比较优势基础上。
随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跨国经营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如何帮助和引导中国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是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
（三）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探索
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其中对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是历史赋予滨海新区的重任和使命。
《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义做了概括：
1.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环渤海地区的中心位置，内陆腹地广阔，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增长潜力巨大，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窗口。
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促进这一地区加快发展，可以有效提升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使其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释放潜能，增强竞争力。
2.有利于实施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有利于促进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三北”地区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3.有利于探索一种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点，用新的思路和发展模式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有利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出一条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子。
根据以上表述，可以把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义归结为：
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国家新阶段的发展和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要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上进行攻坚，探索出一条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模式。
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立足于竞争优势，通过鼓励和支持获得“创新租金”驱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创新租金”的来源是实施包括自主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性竞争战略。
围绕自主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将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完善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和土地市场。
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的和开放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农民在离开土地时可以得到公平补偿的机制，使土地得到高效率的配置。
二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进一步完善研发转化体系和机制，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三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东疆保税港区的建设，探索新的对外合作体制和机制。
四是政府政策的重心不再是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而是构建创业或创新环境。
二、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来对新发展模式的探索
（一）天津滨海新区“新”在哪里？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目的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天津滨海新区的“新”表现在：
首先，强调未来经济发展中依赖的不是比较优势，而是竞争优势，强调以最低的投入和能源消耗创造最高的经济效益，建设一个新的生态城市、资源节约型城市、社会和谐的城市和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创新型城市；
其次，通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先试，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总结经验和提供示范；
第三，通过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改变过去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非均衡格局，探索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第四，与国际接轨，成为未来中国与世界展开经济对话的世界级城市。
（二）天津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原因
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这意味天津滨海新区将成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带动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更重要的是，天津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恰逢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恰逢国家开始反思和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天津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为了均衡区域之间尤其是实现南北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存在着“南快北慢”格局。
在中国南部地区，随着深圳和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大都市圈，他们利用体制创新优势引领了中国经济发展。
而以京津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发展则长期相对滞后。
把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以北部的大连和南部的青岛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圈的振兴，并通过环渤海地区的快速崛起带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和山西等地的发展。
其次，有利于探索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在我国市场趋向的改革过程中，尽管市场是开放的，但经济活动的组织边界却以区域划分，其中城市群之间的协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建立区域内各行政单位之间的协作机制，涉及中国经济体制管理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与世界对话提供一个世界级高端平台。
从区位看，天津与日本和韩国邻近，存在着长期的经贸联系。
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有利于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中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第四，在新的发展阶段探索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需要反思传统发展模式，探索改革和开放的新思路。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看，由点到面的试点和推广是一个重要经验。
由于拥有后发优势，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将为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提供试验场。
（三）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后天津滨海新区对新发展模式的探索
1.构建自主创新的产业发展体系
根据《意见》要求，天津滨海新区围绕“建设高水平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础”目标，构建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产业创新发展体系，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
首先，从2006年开始，制定并实施了“自主创新三年行动方案”，充分利用京津地区的科技资源优势，提高天津滨海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实施行动方案过程中，以把天津滨海新区建成先进技术的承接地和扩散地、高新技术的原创地和产业化基地为目标，与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部委和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启动建设了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等56个科技合作项目，组建了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全面推进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国家干细胞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纳米技术与工程研究院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着力发展软件、绿色能源、现代中药等10个新兴科技产业，建设钢管、纺织、汽车、医药等产业技术开发中心，组织实施50个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促进了一批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快速发展。
2007年5月，天津市政府与科技部合作，联合国有大企业中海油共同建设开发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区。
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高新技术产业区将建成国内顶尖的高新技术园区，有力地带动滨海新区、天津市和环渤海经济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其次，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保障。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天津市的创业投资已经初具规模，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市创业投资企业的数量已由2000年的10家发展到2008年的60多家，注册资本由2000年的9亿元发展到2008年的50亿元。
2008年，天津市设立了总额度为5亿元的天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天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用于吸引境外及民营资本在天津设立各种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注：
天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采取“母基金”方式运作：
一是仅投资商业投资基金，不投具体高科技项目；
二是重在发挥杠杆作用，以小引大，参股而不控股；
三是建立符合“母基金”特点的投资、管理及风险控制模式；
四是选择国际著名创投基金开展合作，以利于引进优质资本、项目、人才和管理模式；
五是所投资的商业创投基金必须优先投资于天津市及天津优先发展的高科技领域；
六是不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重在引导扶持，待商业基金发展成熟后适时退出。
），为天津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优越的条件和政府支持。
2.完善的金融和土地等要素市场机制
建立完善的金融和土地等要素市场体系是新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金融创新和土地制度改革是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重点。
2005年12月31日，全国性商业银行天津渤海银行正式挂牌，这是首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探索全新机制的过程中，渤海银行成立后发展迅速，仅一年时间资本金就由当初的50亿元增长至140亿元。
2008年初，渤海银行在杭州首次开设分行成功。
2006年12月30日，天津首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成立。
成立仅10个月，就投下了首笔15亿元资金。
此外，同时在天津进行的还有外汇改革试点，其中七项内容涉及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地带。
2007年底，天津滨海新区又成为全国保险改革试验区。
《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将推出的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
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科学审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以扩大直接融资和增强金融企业综合服务功能为重点，积极推进金融综合配套改革，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办好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金融体制，增强对区域经济的金融服务功能。
3.打造中国北方的对外开放门户
在打造北方对外开放门户的过程中，天津滨海新区的基本思路是以建设东疆保税港区为重点，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推进国际化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强与东北亚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作为中国北方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面积10平方公里，首期封关运作的保税港区占地4平方公里。
到2008年3月20日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开港百天，海关共监管进出口集装箱6.6万标准箱。
目前东疆保税港一期仓储物流区已与12家公司签订了入区意向书，包括国际知名的美泰物流、普丰物流、新加坡叶水福和美国川崎振华等公司。
根据《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规定》，东疆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国际物流的相关政策叠加，所有优惠政策都集中在保税港区。
与其他保税港区相比，东疆保税港区突破性地实行特殊的监管、税收、外汇、贸易、投资和航运政策，重点发展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从未来发展看，东疆保税港区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开放度最高的保税港区，享受国家赋予保税枢纽港及自由贸易区的运作模式，集港口、出口加工、进口保税、出口退税功能于一体，并有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作支持，将成为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区。
4.构建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一直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环渤海地区其他城市共同建立有效的经济合作和联系机制。
1986年5月，首次成功举办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议，开始构建多元化的和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
2005年5月，在河北廊坊举行“东北亚暨环渤海国际合作论坛”，对环渤海地区合作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沟通，对未来各地区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机制和途径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所发布的合作建议被称为“廊坊共识”。
2006年4月，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天津召开，与会市领导商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共同签署《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天津倡议》，表示加强环渤海区域各城市间的全方位的合作。
从目前区域合作的情况看，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中心，环渤海区域的合作主要通过三个层次及其相关机制展开。
第一层次是京津之间的合作。
自天津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以来，京津就开始了全面的合作，重点是共同开发和建设京津塘“高科技新干线”。
京津不仅是我国智力最密集的地区，而且拥有较发达和完善的高新技术产业链。
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主干线的两侧，分布着8个高新技术产业区，5个国家级软件基地，年产值超过2000亿。
特别是在电子信息与通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等前沿产业都在国内甚至全球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京津之间深度合作机制的缺乏，使该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远未得到发掘。
为实现京津之间未来的进一步全面合作，基础设施先行成为两市的共识。
目前，以“两高”和“两港”为基本框架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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