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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院长说:
“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
“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
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
他一再说:
“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
“他们的学生特爱学。
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近学。
我们的教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
可是不是。
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
接下来我说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
他说:
“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
“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獐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
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3.你可知何谓“正螺旋状态”
我想起一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也曾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
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
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
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
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我们家搬到水库工地。
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
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他写道: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
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
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
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
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
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
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遭到嘲笑和批评,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遭受批评,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
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
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
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4.我与孩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
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
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如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点借鉴价值,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
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们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脑海。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个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
我们觉得:
行!
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
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全对了,有一个字漏了一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们知道孩子的及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样配合培养他“认真”。
但孩子被罚50遍漏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发电量。
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
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
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
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
让他上课丫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
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
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他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他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他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投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跟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连环画基本看完。
后来“文革”,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
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
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现在看来,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亿准备子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
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工艺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
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
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有位初一女生自己积钱想买一部《哈里波特》,快积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里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动,而是说:
“没劲透了!
”从此拒绝看《哈里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里波特》,这多合适呀!
可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与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为此已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
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
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的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是在他的精神深处被“培养”成熟了。
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
“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
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
有人问:
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
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
每天清晨,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
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演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
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
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演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
如果不能,他将是进不了高中了。
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
我怎样能让他有信心呢?
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
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
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
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
儿子说:
“爸,我会!
”这一年,他15岁了。
第二章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
1.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
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突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中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
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接着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生的时间吗?
家长问:
“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
又有家长写信来问:
“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写信来说:
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
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
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对我说,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的教学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
孩子还在一年级,家长都高瞻远瞩看到了高考。
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前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在厌学的孩子吗?
”我问。
“有。
压力对学生、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
家长下岗,公职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
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想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人家就订了;
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武器,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
你啥感觉?
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
等知道就蟓了。
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
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2.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
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
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
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
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啬了学习内容。
有句话说:
“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
”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
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初淘汰。
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有位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成绩掉下来一大截,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
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
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
那么女儿到哪儿去了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
“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
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新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声所都不放过。
仍然没有。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
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
“谁呀,不消息吗?
”“爸,是我。
”女儿的声音。
“你没事吧?
”“还活着。
”“你上哪儿去了?
”“跟小学同学聊天。
”“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
”“小学同学?
”父亲很困惑,“谁呀?
”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新朋好友打告诉他们说别找了,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
吃了。
在哪儿吃的?
麦当劳。
两位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续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
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呐,谁来理解我们?
”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痉状,好像是一句玩笑。
其实,含笑的痉,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痉。
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
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组织部不像中学。
找小学同学陷入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
“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
”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
“考得臬?
”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
女孩说:
“鼓励也是压力。
”为什么?
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
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
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
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
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
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育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
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如今考试的内容虽然也在改,比较灵活的考题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
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学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
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盾你就要迅速做出判断,只要有几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
中考、高考一卷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面对应接不暇的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
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出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岁月。
3.就愿跟陌生人聊天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
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
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
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
“浪费时间,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
”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位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
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新自到大学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
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悉……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
中考、高考都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
突然,她遇到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选中了她。
“这是你的办公室。
”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
”张郁茜问。
“对呀!
她真是太意外了。
因为她来京源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
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的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
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
”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的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
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
引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位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
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
但是,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
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
吃饭时父母也说:
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
他们说:
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
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
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
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F、L……其中有的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
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
“上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接待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
“来访的,哪个年龄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就说出:
“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
“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
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
可她还是要去。
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
”“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
她不吱声。
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
她还是不说。
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
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
她爸说,聊天?
聊什么天,跟谁聊天?
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
她说,就是陌生人。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
她说,这是我的事。
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
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
”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
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
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
她爸气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