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改革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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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改革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医疗卫生改革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第一节卫生事业与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实现小康社会正式列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重视和发展卫生事业、不断提高国民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将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

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卫生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新时期，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强卫生事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和人民健康的协调发展。

一良好的国民健康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居民健康素质是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也是劳动者学习能力的基础。

良好的国民健康素质是整个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居民健康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已经揭示出，个人的健康不仅是个人幸福所系，而且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元素，每一个人的健康其实都与整个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逐渐成为各国政府为促进社会进步而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

健康指标不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但却是最重要的指标，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友好环境、可持续发展都和居民健康紧密相连，都可以反映在健康指标上。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健康的追求也越来越高。

居民健康促进工作成为整个社会福利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健康权是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健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求。

近30年来，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都非常关注居民的健康问题，健康的概念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学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地深化和扩展。

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渥太华健康促进宪章中定义：

“健康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强调社会和个人的资源，以及身体的能力。

”“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

”[1]它涵盖了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保障健康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社会系统，另一个是卫生系统。

社会系统的责任在于为居民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解决个人力所不能及的影响其健康的问题，如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充足的医疗资源和医疗设施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个人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主要表现在要坚持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这些习惯对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2]。

因此，居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与医疗技术、卫生保健、免疫预防、营养卫生等机制相协调、相配套，同时也与居民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文化观念密切相关。

这些都不是个人能力范围内所能解决的问题。

政府对居民健康负有责任逐渐成为共识。

健康权于20世纪被逐渐公认为人权的一部分，并成为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被规定在国内法律和国际人权公约中，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正逐步得到各国的确认。

如今，政府已经把居民健康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健康和医疗服务统计指标体系逐渐成为社会统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居民健康程度不仅成为反映社会经济和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联合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简称HDI），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首要指标就是健康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1992年和1999年我国人类发展状况进行了测算，由于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从第111位上升到第87位[3]。

2000年联合国大会《千年宣言》提出了著名的以发展和消除贫困为主题的“千年发展目标”。

其中8项总目标中有3项与卫生相关，包括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保健，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18项具体指标中有8项涉及卫生领域，并通过18项指标来具体反映，这些指标是保证人群健康的基本指标，也是最低标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从法律和政策上保护居民的健康，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根据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小康社会的设想，1991年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定了小康标准指标体系，涵盖宏观经济条件、生活效果和生活质量三个领域，具体量化指标分全国、城市和农村三类标准。

提出了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百分比3项健康指标在内的16项指标作为衡量和评价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

这些标准得到了政府部门与社会的认同，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并一直以此标准作为衡量我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的尺度，总体上对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新形势下，我国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应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也不再以现代化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从制度层面切实保障居民的健康权益。

2.关注居民健康成为政府工作目标之一

健康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一直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九五”以来，我国的健康促进工作一直紧密围绕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结合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初级卫生保健、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及重点人群卫生保健等开展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特别是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控烟活动以及相约健康社区行，这些活动在推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规范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健康促进工作初步形成了政府负责、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良好局面。

党的十六大把“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社区服务，方便群众生活，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明确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

“要深化卫生体系改革，创新工作机制，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居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按照小康社会的内涵，国家有关部门对小康社会下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提出了16个基本监测指标和临界值，其中婴儿死亡率和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与健康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加重了关于卫生事业发展的论述，指出发展卫生事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一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二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

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试点。

同时，在城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购销秩序，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单独提出。

《纲要》指出：

“高度关注人民健康，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认真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提出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加强疫病防治和预防保健、加强中医药和医学科研工作以及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同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是实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切实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中，将关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的医疗卫生事业摆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为卫生事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人的健康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为经济建设提供着健康的人力资源。

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提高各国的经济增长率。

因此，投资于健康是加快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健康状况本身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4]。

人们由贫穷、温饱到小康再向富裕迈进的过程就是以人为本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而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策对国民健康的影响最广泛，也最深刻。

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世界经济增长8%～10%归因于健康人群[5]。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认为，正如20世纪上半叶的电气化那样，医疗卫生将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通过对高技术产品、技术人才和新技术的需求、创新和应用，医疗卫生将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很大的增长。

但是，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很小。

内涵式发展理论强调了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来源，而卫生医疗事业关乎亿万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都离不开卫生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更离不开健康保障。

国民健康投资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缩短各国之间社会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证。

党的十六大明确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要求我们“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

健康与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突出强调了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活的因素和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可变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起点。

可变资本包括对劳动力体力和智力的两方面投资，即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

健康投资包括人的伙食营养投资、健身防疫投资和医疗卫生投资，它保证可变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劳动力是“活的人体”，有健康的体魄，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正常发挥作用[6]。

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历来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世界经济史上一些国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例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崛起，20世纪初期的美国，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以及东亚和南欧经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以及改善营养方面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之上。

权威研究结果显示，1965～1990年亚洲“经济增长奇迹”主要归因于20世纪40年代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以及之后的总和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这使得劳动力人口显著增长。

有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82年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9岁，由此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7]。

相反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由于疾病流行、长期丧失劳动能力和人口早逝等人口健康问题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严重地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因此，加强对卫生的投入，减少疾病造成的损失，就是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