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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的本质与当代发展

韩宁

（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摘要:

通过对施某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思想和翻译学思想的梳理，发现施某尔马赫的翻译思想的产生和盛行是有其社会文化根源的，其本质上是对鄢译伦理问题的思考。

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对当代阐释学派的伽达默尔和乔治•斯坦纳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启发了当代翻译伦理研究，直接影响了贝尔史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

关键询:

施莱尔马赫；“一分为二”；阐释学派;伦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2011）02-0093-04

收稿日W：

2010-12-19

作者简介:

韩宁，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考察中西方翻译史不难发现，翻译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滋养。

翻译活动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综合性活动,本质上具有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特征,正是由于不断吸收和汲取各个不同学科的思想，才使得翻译理论有了积极的发展。

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DanielEmst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德国现代新教创始人，阐释学派的奠基人。

人们多关注的是他的神学思想，而翻译思想部分很少受到关注。

实际上，他的普遍阐释学思想的提出和翻译思想，尤其是1813年的柏林演讲《论翻译的方法》中“一分为二”视域下的两条翻译途径的提出对后世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代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1944-1996）在其著作《文学翻译的德国传统＞中评论说，施莱尔马赫的译论是德国翻译理论的基石，这是德国翻译理论的高峰⑴。

本文拟简要梳理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理论和翻译思想，总结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本质及对当代翻译理论发展的影响。

二、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理论及翻译思想

施莱尔马赫提出阐释学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原

则,这一提法是较神学阐释学的进步。

他认为阐释不仅可以适用于不管是法律，还是文学、圣经等各个不同领域的不同话题，同时也适用于口头语或书面语，现代文本和古文，适用于本族语或外来语等等⑵。

施莱尔马赫是第一个把这一特性总结出来的人。

施莱尔马赫还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语言学问题,认为思想本质上依桢于语言，甚至等同于语言,进而将阐释学定义为理解言语意义的艺术。

他将阐释分为“语言阐释"（linguisticinterpretation）和“心理阐释”（psychologicalinterpretation）两种。

“语言阐释”的主要任务是从语言特定用途中推测出语言的普遍性规则。

然而，“心理阐释”则侧重于作者的心理，即强调特定个体的心理状态。

当然,他强调成功的阐释是建立在良好的“语言阐释”和“心理阐释”的基础上,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

施莱尔马赫还同时提出了阐释的两种不同方法：

“对比法”（comparativemethod）和“预测法”（divinatorymethod）o“对比法”是一种普通的归纳法,是从具体的语言运用到语言的普遍规则的阐释过程。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语言阐释”的过程中。

“预测法”是一种基于一定的假设，试探性的方法,是将自我心理映射到文本中的过程，即阐释者寻求和被阐释者心理上共通性的过程，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心理阐释”的过程中。

阐释的两种过程和两种方法是施莱尔马赫阐释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施莱尔马赫同时还是一位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直到今天人们巷在沿用他的美于粕拉图的德泽本。

施氏的主要翻译思想体现在1813年的柏林演讲《论翻译的方法》中。

他认为翻译的主要问题是要面对文本的原语和译入语语言的概念意义差异，这种情况下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对译者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他还注意到在翻译外来概念时，当译者试图努力运用本族语言再现其内涵时，会出现越是接近其外延意义的同时，原语的内涵意义的传达越是减弱。

施莱尔马赫将这一现象称作“释义的矛盾”。

基于这一矛盾，施氏认为能很好完成翻译任务的译者应该是一位拥有阐释学知识的“艺术家”。

在柏林演讲中他提出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

“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⑴。

施氏更倾向第一种途径，认为只有让读者接近作者才不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原作是用目的语创作的错觉,将此种翻译称为正宗的翻译（authentictranslation）o而第二种途径很可能扭曲作者的原意，这种用本族语归化异族语言文化的译法，被认为是非正宗的翻译（inauthentictranslation）o至此施莱尔马赫将翻译研究带出“直译"（literaltranslation）和“意译"（liberaltranslation）之争。

施莱尔马赫在西方翻译历史上第一次将翻译明确区分为笔译和口译,并加以论述。

施氏认为二者不同主要表现在发生的领域不同。

口译主要发生于商业方面,而笔译主要发生于科学与艺术领域。

施氏认为口译是一种机械的活动，对口译材料的书写记录是一种机械手段，而笔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

基于此施莱尔马赫将翻译区分为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

三、翻译思想的产生与本质

不难发现,二维思想在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里普遍存在，无论是阐释学里的阐释的“两种分类”、阐释的“两种方法”，还是《论翻译的方法》里涉及到的翻译的“两种途径”、翻译的“两种区分”或是翻译的“两种方法二“历来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就实质而言基本上是构筑在'一维’或'二维’的模式上面的。

”⑷施莱尔马赫“一分为二”的翻译理论视域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呼应的。

19世纪初，普鲁士的犹太人刚刚从拿破仑颁布的法律中得到自由，他们被赋予了同其他公民同等的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

然而在此之前关于犹太人的争论从未停歇，涉及民族感情的“要么/要么”在争论中反复出现，例如“犹太人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犹太人要么—94—被毁灭，要么被友好对待”等等。

翻译史上,二维思维的传统国以迫捞到西塞罗的作为解释员（谈⅛ur-pres）∕作为演说家（utorato）的翻译方法;到近现代有奈达的“形式对等"（formalequivalence）/**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纽马克的“语义翻译”（semantic）∕“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图里的“充分翻译"（adequate）/“适度翻译"（appropriate）;豪斯的“明示翻译”（overttranslation）/“暗示翻译”（coverttranslation）”;诺德的“纪实翻译"（documentaltranslation）∕*4工具翻译”（instrumentaltranslation）;韦努蒂的“阻抗”（resistancy）/*,透明"（tranβ-parency）等等。

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的“两种途径”的提出在当时引发人们对于殖民主义和被排外的欧洲文化的思考。

1813年6月4日，拿破仑刚与德国签定停战协议，受尽羞辱的普鲁士人正在思考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施莱尔马赫6月24日在柏林发表关于《论翻译的方法》（UeberdieverschiedenenMothodendesuebenetzen）的演讲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便从施莱尔马赫的神学理论、阐释学理论以及对他对柏拉图的翻译中寻找启发，从而使得施莱尔马赫倍受关注。

这是当时一个社会政治文化机缘。

施莱尔马赫的演讲掀起了德国浪漫主义与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对抗。

当时受古希腊影响的德国认为“直译”（literalist）比法国提倡的“意译"（naturali-Tng）要好。

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正好与法国提出的让外国作者本土化的思想相反，施莱尔马赫这种反对法国对德国的扩张的政治主张正好与他通过翻译反对法国的文化兼并思想是一致的。

施莱尔马赫提侣的“使读者接近作者”的异化途径，实际上是从作者是德语创作的角度考虑的，以期外国读者接近德语创作者，以此实现用德语建立世界文学文库的目的。

施莱尔马赫提出的翻译实现的两条基本途径涉及到对本族语言的自信和对他族“母语”的排斥问题，它是对法国启蒙主义的反抗。

以施勒格尔兄弟、施莱尔马赫等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核心人物认为，法国人的启蒙运动实质上代表了“法国人的普世文化”⑴，因而德国浪漫主义为了抵抗法国文化的侵袭转向弘扬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

施莱尔马赫的翻译“两条途径”实际上涉及到倾向本族文化还是他族文化的问题，即应该不应该传介外来文化的问题。

正如朱志瑜㈤所说,翻译伦理关心的道德上的“应该不应该”，而不仅仅是译文“好与坏”的问题。

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本质上是翻译的伦理问题。

四、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当代影响

（-）当代翻译阐释学派思想的源头

阐释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

阐释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和乔治•斯坦纳。

施莱尔马赫将神学阐释学思想引入到哲学，建立起普遍阐释的理论。

他把语言学和心理学同时引入阐释学领域，他的思想被认为现代翻译理论阐释学派的源头。

施莱尔马赫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过程和心理的过程同样重要，译者要积极进入作者的精神境地，再现作者的原意。

施氏的这一主张为翻译阐释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伽达默尔对阐释有了新的理解，他提出“视域融合”的概念，强调“融合”的部分即是译者和原作者的对话揭示出的共识部分，由此便构成翻译之所以可能的前提。

伽达默尔认为翻译不可能只是对原作者心理过程的唤起,而是对文本的再创造,即他认为翻译不是复制而是第三种存在。

这对施莱尔马赫的心理阐释的继承,同时是对施氏“一分为二”视域的拓展。

到了20世纪，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翻译有其独到见解。

他最负盛名的翻译论著是《通天塔:

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他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理解即翻译”E,因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际上是翻译过程，翻译是语言的基本要素，而作为翻译的基础是作为整体存在的语言。

语言具有时间性，语言在不断变化，当我们接受一段已经发出的话语，都是在进行翻译以明白其中的含义。

斯坦纳把翻译的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其中“侵入”即深入原文的内部，将核心的意思抽取出来。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认识理解和阐释是必须的进攻，其目标是原文的精神。

这点和施莱尔马赫强调阐释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是相同的，二者都强调理解过程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斯坦纳强调其中“吸收”是翻译过程的重心所在，从原文引进的东西可能有干扰作用，使译语黯然失色，反而把译语俘虏过去了。

吸收的好坏取决于译者自己的理解程度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预想材料的掌握。

而吸收的对象不仅是原作的内容，还有其形式，译者要让读者感到外国人在用译者的语言表达意思，即强调读者中心,这是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途径的第二条“让作者接近读者”的进一步发展。

（二）对翻译的伦理研完的启发

随着译者的职业化和翻译活动的商业化发展，翻译的伦理问题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

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受到施莱尔马赫的启发，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中率先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⑴。

到后殖民主义时期，劳伦斯•韦努蒂又在运用解构主义的手法创作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到受到施莱尔马赫的影响,可以说，贝尔曼和韦努蒂是施莱尔马赫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