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精品欣赏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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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它的含意国内外专家看法各异，有近三十种解释，其中较普遍的观点有三种：
人面鱼纹是当时图腾崇拜的产物；
是巫师作法时戴的面具，绘在陶器上的人面鱼纹则是代替巫师主持祭祀活动的专用图案；
当时人口增长率很低，人们希望像鱼一样繁衍子孙。
不论怎么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和鱼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在人面鱼纹盆的底部还有两个小圆孔，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原来，当时小孩的成活率不是很高，小孩夭折后，父母会把孩子的尸骨放到一个瓮中，再把这个盆扣到瓮的上面，并埋葬在房屋附近。
这两个小孔就是为了方便小孩的灵魂自由出入的，说明人们已经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
五祀卫鼎国宝级文物。
鼎造型简单大方，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207个字，讲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
大意是说西周共王五年的正月，一个叫裘卫的人想与他的邻居邦君厉交换土地，于是他把这件事报告给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大臣。
经过询问，邦君厉表示同意并立下誓言，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以及内吏实地勘察、划定地界并办理了手续。
这篇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实际已属私有，但土地的转让、交换和买卖，仍需通过王朝重臣。
同时这篇铭文中有确切纪年，因此五祀卫鼎是判断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准器，非常珍贵。
皇后之玺国宝级文物。
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chī）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
我国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
秦统一后，确立玺印制度，规定帝后印章称“玺”，其余均称“印”。
据《汉官旧仪》记载：
“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
”还记载：
“皇后之玺，文与帝同。
皇后之玺，金螭虎钮。
”螭虎是一种神话动物，像龙有耳无角，用螭虎做钮表示君临天下，威服臣官的绝对权威。
从这件“皇后之玺”的质地、钮式和文字来看，应该是属于西汉的物品。
又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
“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摩羯纹金杯金杯的造型为四瓣海棠形。
杯内中心有一摩羯在水中嬉戏。
在杯的内壁，工匠们以花瓣栏分成四个区间，每一区间内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宝相花两侧还有如意花纹，口沿处则装饰一周花瓣。
从金杯的造型和纹饰来看，有着浓郁的外来文化色彩。
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摩羯纹就出现在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当中，在佛教寺院建筑的塔门中更是常见。
摩羯纹随佛教的东进而传入中国。
摩羯纹最早见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至佛教盛行的唐代更为普遍，被广泛地用于金银器的装饰。
这时的摩羯纹比起古代印度的摩羯纹来，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有的是单独一条摩羯鱼，有的为摩羯追鱼，有的是摩羯戏珠。
这件金杯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有同工异曲之妙，显然收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牛尊牛尊，是模仿牛的形象铸造的酒器之一。
虽然鸟、兽等仿生题材的青铜器在西周中期较为常见，但是这件牛尊却独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牛尊的整体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态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个部位实现了酒器的实用功能，使其既实用又美观。
牛尊通体以云纹和夔龙纹装饰。
构图疏朗，庄重大气，与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神秘怪诞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和容易理解的亲切感。
秘色瓷盘秘色瓷是浙江越窑烧制的一种青瓷，釉色青碧、晶莹润泽，好似湖面般清澈碧绿。
过去秘色瓷仅见于文献记载，一直未见确凿的实物，而且所记其烧造年代为五代时期。
1987年，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13件越窑青瓷，经过《衣物帐》石碑记录对照后得知，这些青瓷确为秘色瓷，至此人们才得以目睹到秘色瓷的真实风采。
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中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秘色瓷所呈现出的悦目色泽。
至于“秘色”二字的含意，目前有几种解释，一种认为它专为皇宫烧制，釉色配方和烧造工艺对民间保密，取其秘而不宣之意，故称秘色瓷。
再有将“秘”解释为中秋，引申为入贡，“色”为品类、种类，“秘色瓷”就是指进贡的品类。
法门寺地宫的秘色瓷不仅解释了何谓“秘色瓷”，也将其烧造历史推前了半个世纪以上，它的出土是我国瓷器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它盘它盘为盛水器，是商周时期贵族宴飨时用的。
那时宴前饭后都要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
“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也就是年长的侍者持匜向贵族手上浇水，年幼的侍者端着盘在下面承接弃水。
它盘平唇，浅腹，腹饰重环纹，盘内铸一“它”字。
双附耳，向上高出口沿，圈足饰斜角夔纹。
圈足下有四个裸体男子为足，人作跽式，两手扶膝，眉眼俱全。
四人均为受过刖刑的奴隶。
刖刑是西周墨、劓、刖、宫、杀五大刑之一，即将受刑的犯人的双足或一足剁去。
授这种刑罚的奴隶，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多罚作守门一类的简单劳动。
鎏金铜蚕鎏金铜蚕，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
鎏金铜蚕出土于石泉县。
据《石泉县志》记载，此地古代养蚕业就很兴盛。
由于当时养蚕之风盛行，加之鎏金工艺的发展，因而，有条件以鎏金蚕作纪念品或殉葬品。
汉代的养蚕缫丝业达到高峰。
大的作坊，均为官府经营，织工多达数千人，丝织品颜色鲜艳，花纹多样，做工极为精致。
西汉丝织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能途径西亚行销中亚和欧洲，中国通往西域的商路以“丝绸之路”驰名于世界。
鎏金银竹节熏炉国宝级文物，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一座陪葬墓。
这件熏炉为青铜质地，通体鎏金鎏银。
熏炉的底座上透雕着两条蟠龙，两条龙昂首张口咬住竹柄。
竹节形的柄分为五节，节上还刻着竹叶，柄的上端有三条蟠龙将熏炉托起。
熏炉为博山形，炉体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体上部浮雕四条金龙，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
整件熏炉被分为三个装饰区域，共有九条龙装点其间。
“九”在我国古代象征最高数字，是皇权的一种体现。
炉盖外侧铭文可知，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
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得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
我国自古就有熏香的习俗，战国时人们就在室内放置各种熏炉，一方面净化环境，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袅袅香烟就像进入了飘渺的仙境。
这件竹节熏炉的炉盖形似多层山峦，云雾缥缈，再加以金银勾勒，宛如一副秀美的山景。
青烟袅袅飘出，缭绕炉体，造成了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是传说中的海上“博山”。
西汉时，封建帝王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大都信奉方士神仙之说，博山炉就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产生的，并在汉代广为流行。
白釉黑花卧美人枕枕头的形状是一位侧卧的女子，女子头扎两个小辫，面部丰满，细眉如月，微微含笑。
只见她左手被枕在头下，双腿弯曲，显得悠然自在。
她上身穿窄袖褐黄衫，上绘桃花枝叶，黑色的领边绘珍珠纹饰，下着白色窄裤。
枕头的下底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七个字，推断是金代物品。
此枕胎制坚硬细腻，造型装饰自然清新，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宋元。
古人认为使用这种瓷枕对身体很有好处，有“名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的功效。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这枚印章是由26个大小不一的正方形和三角形组成的多面体，其中14个正方形印面上刻着规范的楷书阴文。
印章由煤精刻制而成，煤精也称煤玉，是褐煤的一种变种，以低等植物为主，也有部分高等植物遗体组成的腐植腐泥混合煤。
这枚印章的主人是西魏八柱国之一、鲜卑族上层人物独孤信，原名独孤如愿。
印文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公文用印，如“大都督印”、“大司马印”、“柱国之印”、“令”、“密”等；
上书用印，如“臣信上疏”、“臣信上章”等；
书简用印，如“独孤信白书”、“信启事”等。
多面体印章使得这位身兼数职的独孤信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独孤信不仅自身战功赫赫，他的女儿也很有名。
他有7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成为周明敬后；
七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是历史上以嫉妒著称的隋文献后；
四女儿嫁给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
因此他作了连续三个朝代的国丈或太上国丈，所以人们戏称他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
不过正因为有此渊源，所以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流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因此大唐盛世吸纳各方精髓、接受异族文化就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这也成为隋唐两代社会开放、民族平等的前提之一。
羊首勺古代舀水、舀汤、舀酒都用勺。
早期的勺都带柄。
勺柄有长短、宽窄之别；
勺有圆、椭圆之分；
材质有竹、木、铜、铁的不同。
一般说来舀水的勺柄短，斗大，舀汤和酒的勺柄长、斗小。
羊首勺出土时和酒器伴出。
因此学者们推断应该是舀酒器，但羊首勺的勺体比通常所见的舀酒器深，最为特别的是在长不过盈尺的勺柄上竟铸有三种不同的动物形象。
勺柄端铸有一个长着一对盘角的绵羊头，勺柄上铸有一只老虎正在追赶一只小山羊。
老虎嘴大张，整个身体略微后倾呈准备扑食状态，前边的小山羊也作奔跑状，双目前视，小嘴微张似在咩咩呼救，又似力乏喘息。
这一画面表现出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场景。
勺柄端羊头的方向与老虎和小山羊的相背，给人以处乱不惊、顺应自然的印象。
勺在青铜器中比较少见，特别是造型别致、制作精美、设计新颖的羊首勺，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是青铜器艺术的瑰宝。
中国古代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崇拜强者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早期人们经常表现的主题。
在有限的空间和特定的范围内，用火和金属锻造出如此活灵活现的情景，且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三千年前商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说明我们的祖先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鎏金双狮纹银碗银碗口沿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
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云头，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
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模冲出两只相对的瑞狮，双口衔折纸，脚下亦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为一圈绳索纹，绳索纹外加饰一周向内翻卷的波浪纹，纹饰均鎏金。
唐王朝的繁荣与开放，是唐朝的文化呈现出缤纷的多元化风格，表现在手工业制作上则是除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工艺和装饰风格外，还有许多从西域传入的外来文化元素。
尤其是金银器，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装饰纹样都有外域文化的烙印。
这件双狮纹银碗的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
而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风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
而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也并非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它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
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
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
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
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彩绘双环望仙髻女舞俑唐1985年陕西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出土女俑身材颀长，削肩蜂腰，头梳双鬟望仙髻，柳眉凤目，高鼻朱唇，颈戴项链。
身穿阔袖襦，外罩贡领翘肩半臂，下着曳地长裙，前腰佩绣花蔽膝，臂饰钏镯，双手抬举至胸前，食指伸出，神态虔诚。
雕塑家捕捉住了她飞舞游移之中静止的一瞬间加以雕刻，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意境，以形写神，神形兼备，是研究唐代舞蹈艺术和服饰文化的重要资料。
女俑以朱红点唇，白粉涂面，色彩稳定沉着、疏淡自然，衣褶的线条既有雕塑的立体感，又有绘画的平面效果，流动的线条贯通衣裙，使女舞俑呈现出飘逸流畅的气势，如音乐一般富有节奏感，极具东方女性的神韵。
作为唐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乐舞艺术，以其丰富多彩而著称于世。
其乐舞可分宫廷乐舞和非官方乐舞，前者是专为朝廷服务的礼仪性和娱乐性乐舞，演出多在庆典、宴飨、迎宾、节日、祭祀等场合进行，场所多在宫廷殿堂；
后者则是在宫禁和官衙之外的士大夫私宅及长安城中市井巷陌里表演的乐舞，一般分为健舞和软舞。
官方及非官方乐舞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量地吸收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的成份，并与汉族乐舞融为一体，有的甚至把域外音乐舞蹈直接引进、移植了过来，唐太宗时的十部乐舞中除燕乐、清乐为传统民族乐舞外，其它均为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乐舞；
而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源自西域“胡腾”和“胡旋”舞，都是由普通百姓的喜好开始，先流传于民间，逐步变成了朝廷内外达官显贵以及文人墨客的共同爱好而风靡一时的。
据《新唐书?
礼乐志》载：
“唐自制乐凡三。
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旧唐书?
音乐志》载《九功舞》：
“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
”此女舞俑即着大袖裙襦，可见其所穿舞服乃是唐代传统舞蹈所服，故其应是一位表演轻柔、温婉、抒情软舞的私宅乐舞伎形象。
也有人认为她是一位将《霓裳羽衣曲》舞毕，“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的舞娘形象。
孔雀纹银方盒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银方盒的纹饰采用满地装的手法装饰，显得反复细密，富贵堂皇。
这是唐代金银器精工细作的代表。
主题纹饰的安排以中轴左右对称为基本构图模式，规整而稳重；
辅助纹饰则根据空白填补，灵活而多变。
盒正面醒目处为一对口衔胜带垂莲、立于莲蓬之上的孔雀。
孔雀在唐代被视为珍禽，也是画家浓彩重笔表现的对象。
这件银方盒上的孔雀图，两只孔雀相向而立，作跃跃欲飞状，周边环绕以折枝花卉，构图主次分明，动静有序，应该是当十孔雀花鸟画流行的反映。
遗憾的是，两只孔雀加工痕迹有所不同，一只錾刻出细腻的羽毛和莲蓬的叶脉孔眼，一只却仅仅錾刻出轮廓。
根据这些痕迹来分析，孔雀图很有可能是一幅未完成品。
关于何家村窖藏文物，至今还有许多没有揭开的谜。
银方盒上的孔雀图，既再现了社会流行风尚与金银器的关系，有透露出金银器制作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银盘在制作上采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中常用的两种制作方法，即捶揲法和鎏金法。
银盘为双桃相连形，在两桃盘底各捶揲出一只行走的狐狸，其中一只狐狸回首俯视，另一只狐狸回首仰视，两只狐狸均呈现出机警的神态。
狐狸的颈部及腹股出錾刻细纹，通体鎏金。
银盘造型优美，做工精细。
这种动物图案是用模具冲出来的，图案高于盘底，因而具有浮雕效果。
这件器物从造型到纹饰深受波斯萨珊艺术风格的影响。
在唐代狐狸同龙、凤、狮、犀、熊、鹿、兔等一样，均属祥瑞之兽。
以桃、狐狸作为装饰题材是迎合了中国传统的“辟邪”和“祈福”的心理要求。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了一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香囊外壁用银制，呈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形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一侧以钩链相勾合，一侧以活轴相套合，下部球体内又设两层银质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用银质铆钉铆接，可以自由转动。
这样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始终保持重心向下，里面的香料不致撒落于外。
尽管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其仍然玲珑剔透，转动起来灵活自如，平衡不倒，其设计之科学与巧妙，令现代人叹绝。
《旧唐书》卷五一讲：
安禄山反叛，玄宗等逃离长安，途径马嵬坡时，赐死杨贵妃，并葬于此地。
玄宗后来自蜀地重返京都，念及旧情，密令改葬。
当挖开旧冢时，发现当初埋葬时用于裹尸的紫色褥子以及尸体都已经腐烂，唯有香囊还好好的。
这就说明杨贵妃身上佩戴的香囊，是用金属制作的。
唐代，香囊还可用于佛事。
人们认为将佛经盛放在香囊之中，随身携带，能起到消灾辟邪的作用。
四鸾衔绶金银平脱镜唐代铜镜不仅以题材新颖、纹饰华美著称，而且在铸造工艺上也颇有创新，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贴金贴银等特种工艺镜。
四鸾衔绶金银平脱镜是目前西安出土的唐代平脱镜中最精致、最完整的一面。
它采用的就是金银平脱工艺。
圆形，镜背正中置圆钮，镜钮四周以金丝同心结环绕，素缘。
钮外一周贴饰花叶形银片，镜背主纹为四只鸾鸟衔绶带逆时飞翔，为金片刻镂粘贴而成。
鸾鸟昂首展翅，优雅现已地起舞，金光银灰的饰片在黑色素胎地映衬下更加显得华丽夺目。
鸾鸟（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吉祥鸟，而绶带的“绶”与长寿的“寿”字谐音，代表着长寿不老。
“鸾鸟衔绶”蕴含着幸福长寿，而环绕的“同心结”则被寓意相爱之意。
这枚铜镜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
金银平脱是唐代的一种华贵的装饰方法，做法是把厚度一般不超过半毫米的金银箔纹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用色漆髹涂数道，再经打磨，使纹片与漆面平齐，以显示出用色漆地上的金银图案，纹片上有时还施镌刻，金银平脱较多地应用于漆器，兼见于铜镜等其他制品。
这种工艺做工精细，费工费料，做成的器物也因此极为美观华贵，是金银平脱镜称为皇家贵戚、达官贵人的重要装饰品和馈赠物。
杜虎符“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
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及来源于此。
我国古代兵符多制成虎形。
1973年，西安南郊杜城村附近一位农民犁地时发现了一枚形似虎的秦国兵符，即我们要认识的这件“杜虎符”。
杜虎符为左半符，虎作行走状，昂首，尾巴蜷曲。
背面有槽，颈上有一小孔。
虎符上有错金铭文9行共40字，字体为小篆，内容大意是：
右半符掌握在国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动。
但遇上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会君王的右符。
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50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国君认可。
虎符作为中国历史上调兵遣将的凭证起源很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虎符已经行用。
而且从记载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把持军权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
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女骑俑圆脸、阔眉、朱唇，头戴紧裹髻发的帷帽，帷帽之上加一顶时髦的笠帽，乳白色上衣外套带花边的黄色半袖，下着淡黄色条纹长裙，足穿尖头鞋，骑在一匹红斑纹黄马上，勒缰前视，神情悠然，高贵文雅，是初唐时期仕女出行的真实写照。
唐朝时一个宽容、开放、自由的时代，妇女摆脱了立交的羁绊，可以经常外出，抛头露面，到郊外踏青游玩。
听戏、看球、逛庙会，尽情玩耍，而且穿着、婚姻、表达感情都甚少受限制。
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妇女出门已经不再坐在轿子里，而是很神气地骑在马上，扬鞭策马，在街市奔驰穿行，享受自由的快乐。
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众多骑马女俑形象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实写照。
日己觥觥是商周之际众多酒器中造型特殊的一种盛酒兼饮酒器。
日己觥通体由盖和长方形器身组成，盖前端为双柱角夔龙头，后端作虎头形，中脊为一只小龙，两侧各饰长尾凤鸟纹。
器身曲口宽流，四角起扉棱，曲口饰回首夔龙纹，尾随小鸟，器腹四面饰卷角饕餮纹，圈足饰鸟纹，把手为宽大逶迤的兽尾，饰鱼鳞纹。
纹饰采用浮雕手法，突出于器表，神秘奇特的造型和豪放粗犷的纹饰组合巧妙，是西周青铜艺术中独具匠心的设计。
日己觥器、盖同铭各18字。
大意是天氏为亡父日己铸造祭器，庇护子孙万代。
陕西扶风、岐山一带是周人发祥昌盛的故地，西周贵族和王臣曾在此聚居，所以历年来周原出土的窖藏青铜器很多。
与日己觥同时出土的还有日己方彝、日己方尊及它盘、它盉等器。
三件“日己”铭青铜器铭文、纹饰相同，造型各异。
觥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的西周中期。
西周后期逐渐消失。
觥出土较少，陕西仅三件，除牛觥为商代外，折觥和日己觥都是西周中期器。
这件日己觥不论从造型、纹饰和铭文看，都是不可多得的西周青铜艺术珍品。
三彩载乐骆驼俑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
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团。
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唐代的开放，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让唐代人爱不释手；
带来的异域音乐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
能歌善舞的各国艺人在唐代首都长安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演绎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件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
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线条流畅，头向上扬，右臂动作优美，神态优雅、自信，骆驼在走，她却站在乐队中间婉转歌唱，显然已是唱到了动情之处。
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现乐舞艺术的陶俑与众多的文献资料一起，为我们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震撼人心的乐舞之声。
它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
直到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个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赤金盆盆，是容器，也用作洗涤或盥洗，从古至今，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生活实用器。
用陶制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用金银贵金属制作盆则出现于文明发达石器。
而金盆则只有地位尊贵的皇室贵族才可以使用。
唐代，金盆是皇宫内常用的洗漱器具。
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宫中要举行隆重的洗儿会，为皇子洗身时要用金盆。
因此，也有人将金盆称作洗儿盆或浴盆。
这件赤金盆是用金片捶打制成的，在盆口沿处向外弯折，形成便于手捉的边沿。
器壁光滑规整，由内底中心点处向外有密集的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
金盆的内外壁留有许多擦痕、磨痕、斑痕，从这些痕迹分析，这应该是一件使用器。
金盆虽然通体光素无纹，但却厚重大方，显得高贵、典雅、殷实、富足。
透射出不同寻常的豪华大气。
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与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两件唐代金盆，也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这件溢彩流光的唐代金杯杯口外侈，器壁有内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铆钉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与杯身固定。
杯身制造成型后，进行了仔细的打磨处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离平行线。
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两端相对的四对如意云头纹分割成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中装饰一朵团花，团花由锻打的扁金片构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体感极强的装饰。
在团花及如意云头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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