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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章编号:
1002-6924(2011)05-105-108
在中国丝绸之中,南浔辑里为代表的湖丝最有名。
一是,南浔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宜大量种桑养蚕。
二是,南浔邻近上海,与苏皖相毗连,以其交通便利、信息灵通,而成为湖丝的集散中心。
三是,生产者采用精湛的技术来提高丝织品的质量,使得辑里丝成为当时中国享有盛名的丝织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桑蚕业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性产业。
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后,如同当年迅速崛起那样,浔商很快衰落下去。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财来如潮涌,财去似星散”的现象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浔商”和“湖商”。
这些研究多从南浔近代社会变迁、与上海近代开埠的关系、浔商的新儒特征、浔商的崛起与衰落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根据郎咸平《富裕湖商为何没落》的观点,浔商之所以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富可敌国到全面没落,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过于僵化保守、不思进取”。
还有不少学者将地理位置、社会的人文特性等看成是决定浔商成败的主要因素。
我认为,他们在叙述浔商的崛起与衰落原因时,存在比较机械化的定式,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质地优良的商品“湖丝”是“浔商”兴起的必然因素
浔商发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充分发掘商品的天然优势。
“湖丝”本为浙江的传统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名:
“明代商品丝以浙江湖州所产湖丝为主,其次是四川保宁府的阆丝”,素有“湖丝遍天下”之称。
湖州位于太湖南端的浙北平原,毗邻苏杭嘉,河流纵横,交通便利;
土地肥美,气候宜人,是著名的水乡和鱼米之乡,享有“苏湖熟,天下足”美誉。
湖州是主要的产丝地,湖地宜桑,新丝妙天下。
①南浔缫丝技术高超,在缫丝工艺上注重“细”和“匀”。
缫丝采用当时最先进的三绪脚踏丝车,因而所缫的丝“富于拉力、丝身柔润、色泽洁白”,比一般土丝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
明清时期,湖州蚕桑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凡桑地20亩,每年雇长工3人,每人工钱2两2钱,共6两6钱。
”②“养蚕之人后高为善,以筐计,凡20筐,佣金一两。
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以日计,每日佣金4分,一车也6分。
”③从这些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南浔地区种桑、养蚕、缫丝等生产活动中雇佣工人的工钱给付,有计件、计时,表明商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程度。
由于“农人最勤,四体焦劳,终岁不休”,湖丝的产量大幅度上升,促进了以南浔辑里丝为主的湖丝在国内贸易中迅速发展。
唐甄记述:
“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
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砾石。
”④它们既是丝绸经济的产物,又是以丝绸为主的商品经济载体;
既联接着千百万从事商品化蚕桑生产的农户,又联接着全府、全省以至全国的商业网络,发展极为迅速,影响较大。
乾隆年间,“每年贩卖的湖丝并绸缎等货,自20余万斤至32、3万斤不等”。
⑤除满足国内需求以外,南浔丝也由海路出口,乾隆二十五年,在浙江乍浦等地输往日本换铜(铸铜钱用)的绸缎约在6万斤以上。
道光十七年,清朝对美国的输出商品额中,绸缎即占总额的半数以上。
“丝绸等产品的出口,使得国外的白银、墨洋等大量的流入国内。
墨洋在18世纪中叶每年流入中国500万至600万之巨。
”⑥但清廷对丝货禁限极严,只允许特权商人进行有限的贸易,并且禁销头蚕湖丝。
贸易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本地广帮收购,南浔镇上就专门设有“广行”,以接待广东客商贩丝出洋。
但是,由于巨大利润的诱惑,私商走私辗转贩运蚕丝者日益增多,数量也相当可观。
《乾隆上谕条例》第108册载:
“闽省客商赴浙江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辄百万,少亦不下于八九十万两”。
⑦他们从湖州贩丝后,驾“漂洋船”冒险运到广州和香港,私卖给外商。
刘大钧在《吴兴农村经济》载:
“迨东印度公司来华通商,始有邑人冒险航海至广州,经公行之手与英商交易,一时无不积资甚巨。
”⑧南浔富豪张佩绅的父亲就开过“漂洋船”,装运辑里湖丝至广州售与洋商出口。
刘锦藻《续文献通考》则记录了南浔辑里丝外销开始的时间和盛销时的数量,“吴兴辑里丝经尤驰名欧美,输往外洋实为鼻祖。
始于道光五年(1825年),盛时,岁销五六万包,每包丝1200两合80斤,经1500百两合100斤。
”⑨
由于气候、地理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高超精湛的技艺,湖丝为世人所钟爱,这为湖丝贸易的井喷式发展和“湖商”、“浔商”骤然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畸形时代造成一个畸形发展的行业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打开,经济从传统向近代转型。
其重要特点是,把内贸变成外贸。
上海倚托长江的优势,成为中国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成为最重要的进出口港口,距离上海不远的南浔的丝绸得以与国际市场接轨。
浔商不仅打开了外销的大门,而且根据外销的需要,不断地改善商品的质量、包装,进而专门设厂,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生产,增强了竞争能力。
同治、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在浙北湖州府的南浔古镇上,崛起一个以湖丝为主要贸易商品的财力雄厚的区域性商业集团,人称“浔商”、“湖商”。
其主要特征是:
以血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
兼具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的特色。
浔商按其资产的多寡被形象地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狗”。
“四象”为首的刘家,家产超2000万两白银。
据此粗略估算,整个浔商的总资产超过6000万两,相当于清末政府全年的总收入。
据资料记载,清政府财政收入情况如下:
道光时期(1820-1850)约为4000万两;
同治末年,约为6000万两;
光绪初年,约为8000万两。
通过粗略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浔商经济实力强大。
因此,湖州流传这样的谚语:
“湖州一个城,不抵南浔半个镇”。
南浔的富户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他们雄厚的财力及多方面的经营活动,对近代上海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从上海辐射至整个东南地区。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可视为南浔湖丝贸易的鼎盛时期。
从光绪六年至二十七年(1880-1900),南浔辑里丝年均出口5067包,平均占上海出口总数的10.5%左右。
⑩在南浔小镇,通过经营生丝出口贸易而资财百万以上的富商被称为“象”,有刘贯经、张竹斋、彭云曾、顾福昌4人,还有50万以上的8“牛”和10万以上的72“狗”。
在短时期内,浔商势力的增长是与清政府局势相逆而行的时代“暴发户”。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家庭手工业破产,而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的一种景观。
因此,南浔湖丝贸易是一个畸形时代下的畸形行业。
商业经营必然追求利润,浔商以“诚信求利”为准则。
刘镛对其子刘锦藻说:
“汝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
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怒之的。
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悔之由”[11]。
浔商以“诚信”为经营之道、保护自己产品品牌的商业态度,在梅家表现得更为鲜明。
他在南浔、上海开设了梅恒裕丝经行,将收购的湖丝进行整理包装后外销。
梅月槎十分讲求质量和信誉,在各村建立收丝与做经的“片户头”,负责将收购来的丝按质分级,精心整理包装,并制订详尽的赏罚制度。
从梅福墉到梅履中、梅履正兄弟,都注意打造和保护品牌。
梅家注册的“绣麟”、“黑狮”、“飞马”、“梅月”等一系列品牌丝经,以及其他浔商注册的“金狮”、“金鹰”、“荷花”等品牌,由于重视信誉、严求质量,曾于1910年清政府在金陵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一举获得2项头等商勋、7项超等奖,为全省、乃至全国之冠。
从1911年至1915年,他们又先后获意大利工业品展览会一等奖、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牌大奖、金质奖章等多项殊荣,其成为湖丝在国际丝绸市场上质量和信誉的象征。
三、危机的端倪
鼎盛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
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端,并席卷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自19世纪中叶(1828-1853)始,法国、意大利等国先后发明了用蒸汽机为动力、煮缫分开的机械丝车,并很快取代了农村手工缫丝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缫丝的效率与生丝的质量。
相对而言,无论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还是浔商并没有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提高生产技术和湖丝产品的质量。
湖丝生产者多为乡间散户,利用农闲,以手梭木机制作,产品由绸庄包收包销,因此,它的整体质量不高。
“我国之丝绸仍用旧法所织,西人虽亦爱之,然终嫌其质粗色暗,经纬线粗细不均,挑丝疙瘩触目而是,略加揉搓即起毛。
”[12]“凡此诸弊,不能改良,丝绸一业,无望行销与外国也。
”[13]
因此,同治七年(1868)以后的数年中,南浔辑里丝在同法国、意大利机缫厂丝竞争中受到重挫,出口量锐减,丝价大跌。
据海关统计:
从1985年到1910年的15年中,厂丝增长1.36倍,而土丝包括干丝在内则减少30%左右,特别是白土丝减少达74%,只剩原产量的1/4了。
[14]但是,在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土丝出口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杭州海关统计:
1905年土丝出口占全部输出生丝的65%,1907年为73.2%,1911年提高至87.1%。
[15]在1905—1911年期间,外商对中国土丝的需求量仍然相当大。
一方面,虽然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丝织技术,但仍需要利用我国廉价土丝加工成产品,来降低生产成本,以期谋取最大利润。
而另一方面,南浔的土丝价格远远低于厂丝,在国际贸易中仍有一定竞争力,南浔辑里丝的出口量仍占绝对优势。
浔商面临着抉择,不得不着手提高湖丝的质量:
第一,少数丝商开始考虑改良制作方法以提高丝的质量。
同治十二年(1873),南浔周味六聘请技师,制成“辑里干经”,因模仿日本技术被称“洋经”。
这种新出品的洋经具有色白、经匀、质韧的优点,因其质佳而工廉,外商多至南浔采购,自此畅销欧美。
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来扭转浔商和湖丝衰落的历史进程,许多工厂纷纷歇业、衰退甚至破产。
第二,湖州旅沪商会邀请了一批桑蚕专家和丝绸巨子,成立“振兴湖属蚕桑丝绸设计委员会”,以“维国产而苏商困”[16]为己任,为湖丝宣传、研究和策划。
“丝业大王”莫殇清提出了详尽的振兴蚕丝治标办法。
湖社创始人之一汤济沧提出筹办英士蚕桑学校,派留学生学习人造丝业、丝经和机织的建议。
湖社机关刊物《湖州》为改良土丝、振兴丝业大加宣传,《浙江改良土丝之发轫》(第2卷第11号)、《浙江丝业》(第5卷第9、10号合刊)《丝茶直接运洋问题》(第2卷第11号)《浙江土丝改良运动》(第2卷第9号)等一批有影响的文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创办蚕桑技术学校。
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知府林启(字迪臣)创办了蚕桑学校,以期除蚕病,制良种,精求栽桑、养蚕技术,传授学生,推广于民间,并出版《蚕桑述要》,《蚕外纪》。
1898年,该校聘请江生金、日人轰木长为讲师,先后选派毕业生去日本、意大利学习制作精丝。
1915年,在吴兴创办了模范丝厂。
清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在杭州报国寺附近设立了工业学校,设机械、机织、和染色三科,并附设艺徒班。
这些学校的开设,为湖丝纺织工业的技术革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无法与西方新兴科学技术力量相媲美,难以挽回浔商的衰败局势。
反观日本,以机器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迅速提高了丝织业的劳动效率和工艺水平,所产丝的质量优于土丝,为国际所认可。
20世纪后,日本的丝织品迅速取代了中国的丝织品,成为海外市场的主导者。
从1919年到1929年,中国生丝出口从16.8万担增至19万担,创历史新高,但增长仅约为13%;
而同期日本生丝出口从28.6万担增至57
5万担,增长高达101%。
[17]
清末,“湖丝”逐渐走向衰落,国外人造丝大量输入,以致出现“最老的湖州丝地区,仍沿用手工缫丝,昔日闻名世界的辑里丝,无人问津,仅供内销”的现象。
[18]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辑里丝和厂丝在国内外严重滞销,丝厂和丝绸公司纷纷歇业。
中国丝市由此而进入了大衰期。
1932年中日淞沪战争爆发,丝市几至完全停顿。
此后数年中,辑里湖丝名声大落,少人问津。
至1934年,吴兴农家桑蚕收入已由原来占全部收入的七成降至三成。
[19]而其中南浔地区平均每户全年蚕桑缫织收入已经降至47.07元,而此时双林蚕桑缫织收入还为168.41元、菱湖为104.87元;
总收入也落到了双林、菱湖之后,南浔为219.36元,双林为331.31元,菱湖为246.06元。
[20]可见,中国丝业衰落对南浔打击之大远超过其他乡镇。
由于日本厂丝与欧洲人造丝的双重夹击,再由于辑里湖丝尽管逐步改进但科技含量不高,无力与日本厂丝、欧洲人造丝争雄,在这场国际性丝业竞争中失利,浔商由盛至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只有把浔商的兴衰,放在国际环境下来考察,才能更客观、更全面、更有新意。
注释:
①朱国祯:
《涌幢小品》广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②傅衣凌:
《明清时期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页。
③沈雨梧:
《浙江近代经济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④[14]《潜书》下篇
⑤⑥求良儒、蒋猷龙:
《浙江丝绸史纪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⑦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
《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
⑧[19][20]吴大钧:
《吴兴农村经济》,上海:
文瑞印书馆,1939年版.第259页,35页,35页。
⑨刘锦藻:
《续文献通考》,卷379,
实业二
。
⑩嵇发根:
《丝绸之府湖州与丝绸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版,第158页。
[11][18]刘锦藻:
《先考通奉府君年谱》,光绪刻本,第7页,894页。
[12]沈雨梧:
[13]凤荣宝:
《密拉诺万国赛会物品评议》,商务官报,第2册,第12期。
[15]《杭州口输出生丝统计》载朱新予《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140页。
[16]湖社:
《为维护湖州丝绸业事呈浙江省政府问》《湖州》第3卷第10号,湖州市档案馆藏。
[17]陶水木:
《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江浙皖三省丝厂茧业同行录》(民国四年五月),上海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37-1-45。
来源:
《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