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遵义会议》观后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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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遵义会议》观后感

电影《遵义会议》观后感

　　电影《遵义会议》观后感

　　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7月1日下午，朱坝街道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看了电影《遵义会议》，观影后，又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从而了解了那段历史，也了解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的关键作用。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周恩来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协助毛泽东工作，共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写下了不朽的历史篇章，两位伟人的亲密合作，开始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召开，曾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

他们二人都无法继续指挥。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独立支撑危局。

正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

”红军进入湘南后，正如周恩来所说的：

“一路开会争论。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

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

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

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在进军途中，能听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正确意见，破例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政治局会议变成了党中央的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

他筹备遵义会议，并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通道会议，周恩来请毛泽东参加，给毛泽东提供了阐述自己意见的机会，改变了进军方向，转兵贵州。

　　1934年12月初，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总参谋部立即对各部进行清点检查，并向“三人团”报告：

所有部队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周恩来沉重地将总参报告递给了李德和博古。

他们两人看完了报告，沮丧无奈，沉默不语。

周恩来又把报告递给了朱德。

朱老总悲愤地说：

“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

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哪！

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在一旁休息的洛甫和毛泽东听到朱德的话语，连忙过来看报告。

洛甫对李德和博古说：

“你们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当讨论总结一下了？

”毛泽东说：

“我看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

”朱德、毛泽东和洛甫的话代表了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

　　在这十分危急时刻，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领导长征的“三人团”成员：

博古、李德、周恩来，以及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共7人。

毛泽东参加这次通道紧急会议，是朱老总和周恩来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中央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

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了“加里宁”的身分，参加军事决策会议。

在通道，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中央红军按会议精神进军贵州，打破了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三人团”的权力结构。

“三人团”开始分化。

周恩来和朱老总一起，促使博古、李德几年来第一次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进军方向，开始对中央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影响。

　　周恩来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建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变成中央政治局决定，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道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于当晚19时发出“万万火急”命令：

全军向贵州前进。

遵此命令，先头部队红二师于14日攻占贵州边防重镇黎平县城。

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并通知红二、六军团说：

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布置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他将此意见与洛甫、王稼祥商量后，由洛甫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向博古转达。

起初，博古不同意。

周恩来说：

“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建议召开会议，而且他们的意见我也赞同。

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敌还没上来，我们抽空召开个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并作个决定。

这样，有利于红军今后步调一致的行动。

”此时的博古已不完全信赖李德，对执掌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大权，也已有些心灰意懒，就顺水推舟，未与李德商量，便同意了。

　　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

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

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

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

总理批评了李德。

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把灯点上。

”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

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

“不要理他（指李德）。

”中革军委在当天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

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

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绝境。

　　周恩来主持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决定，排除了李德，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今草塘）召开政治局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邓发、李德等。

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并规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指权，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周恩来筹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全力举荐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

9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红军总司令部驻遵义老城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

周恩来进入遵义城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

13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

这份电报是目前发现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周恩来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并积极组织和筹备的实证。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

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

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此事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

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

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杨尚昆后来说：

“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

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记录着：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

　　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杨尚昆在《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说：

“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

‘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苟坝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纵队于1月19日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域挺进。

3月4日，为继续争取红军更大的机动，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

”5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

这是从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

这表明，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取得了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指挥权。

　　3月10日，周恩来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

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

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

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

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由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毛泽东在1967年1月22日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讲到：

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虽然是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此后的军事行动，周恩来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不攻打打鼓新场，就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再三建议而说服大家放弃的。

此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过金沙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书写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这也是与周恩来尊重毛泽东，全力支持毛泽东分不开的。

有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遵义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革命从此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