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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农民在异地网上匿名举报政府的一些不端行为，也难逃政府的“法眼”，被跨省千里追捕归案。
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些批评政府的公众固然难堪，好歹人身还算安全，比起有的地方针对政府违法行为而被报复致死的举报人来说，他们已经算很幸运的了。
当然，政府不喜欢被批评，不接受被批评，除了确实有些政府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外，更多的是担心批评引来的负面效应。
比如，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众口难调，做任何一件事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群众都满意，那么不满意的群众就会有意见，就会来批评。
你也批评我也批评，政府工作还怎么干？
又比如，有一些批评纯属子虚乌有，甚至就是诽谤，如此放纵下去怎还了得，政府威严何在？
这些顾虑貌似有理，实乃借口。
群众从来没有要求政府做的事情必须“一致同意”，只要你兼顾了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公理自在人心，不怕无理取闹，怕就怕我们一些政府的一些行为首先考虑的是小圈子小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行为群众当然要批评。
群众的批评变成诽谤同样不可怕，政府自证清白的途径和渠道肯定比老百姓要多，只要政府把事实大白于天下，诽谤怎会有存在的空间？
关键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只好封锁消息，故作神秘。
从表面上消除批评并不难，我们的一些政府现在正在这样做。
问题是没有批评不等于就是满意，更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让批评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对立。
在不让批评的情况下，群众难免会有情绪，会有负面的东西。
这个时候不是去消除批评，而是要消除阻碍批评的各种因素，既包括技术性障碍，更包括一些政府傲慢的心态、拒斥的举动。
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强调“创造条件”的深意所在。
我们之所以讲让批评政府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批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
当批评政府对群众来说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就好比渴了可以喝水、饿了可以吃饭，群众就会以平和的心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贡献民力，这样的批评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
当政府视批评为自然，就会满怀感谢之心，及时、充分、有效、真诚地汲取人民群众批评中的有益成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战胜困难走向繁荣的过程。
世博，也是一个挑战
世博会的大幕即将拉开，上海，又一次燃烧国人的激情，聚焦世界的目光
这里有难得的发展契机如上海的交通设施、环境建设“可能要花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造，世博会加速了这一进程”，这里也有城市成长的挑战。
挑战的主题，便是国际展览局主席让·
皮埃尔·
拉丰所言：
对城市发展作出革命性的思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在全球城市化的主潮中，它既是基于中国对城市化发展的自我反思．也是中国对人类承诺的新的贡献的形象呈现。
我们不必满足于展馆内容的“中国元素、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也不必争议于“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小区标语。
更重要的，是提升城市在真实自然的日常运行中显现出来的现代生活品质、人文精神和社会生态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闪亮的品牌，是中国人追赶现代文明最生动的诠释它给中国城市带来了许多的骄傲和自信，还有丰富的启示和镜鉴
同一座城市，每一个梦想突破制度的壁垒，跨越历史的鸿沟，让每一个弱势群体，都能从城市文明进步中平等地分享发展机会，拥有国民待遇，让每一个外来人员，都能从城市的产业成长中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谋得生存空间，这是城市应当坚守的底线伦理、去年初，上海户籍改革已率先破冰，“持居住证满7年可申办‘落沪’”，条件准入体现了“凭贡献”落户的特征。
当然，在对待农民工问题上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民生进步，是城市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是城市真切的幸福考问当下最严峻的考问是住房。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干部会议上推荐观看《蜗居》，以体验住房困难状况，并宣示：
遏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健全房地产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到2012年，上海将新建70万套保障性住房。
那些与近在咫尺的豪宅无关、与这个城市不断飙升的房价无关的棚户区居民，急切地期待能够沐浴这比太阳更加温暖的福祉。
社会正义的张扬，法治权威的维护，是城市治理的文明奠基。
上海曾经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严重背离行政伦理，损害法律尊严，蚕食社会信任。
对于这个一向以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深厚著称的城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警醒让人较为满意的是，很快，浦东新区政府就此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
执法部门的反思，政府施政的进步，保护并改善着一个城市的社会正义生态。
现代城市，还应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先锋和榜样。
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权利的保护，正在建构新型公共关系，提升城市政治文明。
想当年，一些上海市民出于自身健康的权利以及环境的忧虑，为了磁悬浮项目而进行温和的“集体散步”，在正当表达渠道不够通畅的情况下，以平和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政府迅速反应，开设居民意见采纳点，领导也走进街道与居民对话，拓宽了民意表达的途径。
政府更加注重从民间吸纳真切的社情民意，倾听不同的利益诉求，支持公民的政治参与，及时修正自己的公共决策，在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和共同进步中形成发展共识，实现社会和谐。
这是一个城市的进步和成熟。
民众的素养、性格，就是城市的文明、气质。
上海，自信，包容，是中国最具国际化风格的都市。
海派文化，就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晶。
在这里，处处能够感受到新与旧的混搭、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本土与外来的冲撞。
但是，城市的进步永远是一个过程。
前不久，一家报纸登载了一位日本女士在沪“咖啡好喝口难开”的经历。
作者叙述了几家咖啡馆服务员区别对待“外国脸”和“中国脸”的做法，特提出“小小的请求”：
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可爱之处的同时，对自己人也要可爱点。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走客人后大家还是要过回寻常日子。
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让生活更美好，我们自己得先有容、更博大起来。
现代城市的文明进步，是一个注定要承受种种磨难和痛苦、要经历深刻变革和转型的艰难历程。
上海，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承受和经历中，在从容和智慧的应变、学习和超越的求索中，涌流着城市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传递出城市崭新的发展现、价值观。
世博会的挑战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世界第二，经济总量世界第三。
但是，社会心态的涵养，公共道德的培育，核心价值的建设呢？
一个精神失重、无所依傍的民族，绝难承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绝难赢取全球化的实力竞争。
我们把城市化当作转变发展方式的支点，当作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作跨入全面现代化的台阶。
可是，城市中的“人”，我们关注了多少？
城市的主体，普通大众的幸福和尊严，需要更有力地去保障、去增进。
在世博会璀璨的梦想中，在展览馆缤纷的色彩中，在上海魅力的放射中，在世界文明的交融中，众多的中国城市，如何去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起直追，而加快转型？
让城市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上海的应答，也当是中国的应答。
编者按：
水污染凶猛如虎！
滚滚污水，不仅玷污了环境，更直接侵夺百姓的健康和生命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加大环保力度、百姓环境维权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一些排污企业不是洗心革面，加大投资处理产生的污染物．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监督检查。
于是，我们看到了污染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路线图，看到了用暗管、暗渠偷排的种种伎俩。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新趋势——地下排污。
地下排污，即通过渗渠、渗井、渗透池以及岩溶通道等，向地下直接排放工业废水、污水。
这种排污方式，用专家的话说，犹如向人体打毒针．将对地下水造成点对点的、直接的污染。
而地下水污染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老百姓喝的井水成了毒水．意味着比地表污染多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治理费用。
甚至意味着污染的不可逆——即使投下巨资．也难以恢复地下水环境。
由此，我们大声疾呼：
行动起来，斩断污染向地下转移的魔爪！
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家宝总理的激情话语，再次有力地传递出政府解决民生难题的庄重承诺，张扬了推进社会发展转型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蓬勃前进、迅速崛起的宏大图景中，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也是分外鲜明的社会现象，“被边缘”、“被剥夺”、“被锁定”，也见弱势群体分外焦虑的社会心态。
如何使广大民众，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拥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切实保障社会参与的权利？
已经提上中国转型的重要议程。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
它在当下的实践指向，是社会的民生进步，是公民的权益保障，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看民生进步。
这是近年来政府施政下功夫最深、绩效最显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点击率最高、考问最多的话题。
如果说改革之初的民生问题更多地受制于发展滞后，是如何尽快打破短缺经济的格局，今天则更多地聚焦于公平正义，是如何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如城市房价狂涨、居高不下，但求一房安居，直耗尽许多家庭的几代积累。
其中演变出房地产开发商、南北炒房团们一场场积累财富的盛宴，也催生了万千“蚁族”、“蜗居”平民一个个饱尝人生失败滋味的梦魇，给大众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集体恐慌。
类似现象，还有居民收入差距在二元结构中越拉越大的“城乡分化”；
“恶意欠薪”屡禁不绝、“血汗工厂”大行其道中愈演愈烈的“资本掠夺”；
拼命挖掘“投资洼地”，不惜将宝贵资源廉价奉送给外来资本，损害子孙立足根本造成代际公平断裂的“发展赤字”……更让人迷惑的是一些舆论的辩解：
“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
须知，市场失灵，还当有政府调控和社会保护。
“这是发展阶段的特征”。
须知，东亚国家的高速成长历史，并未必然出现失衡的贫富分化。
“这是改革深入的代价”。
须知，是谁认定，改革的代价应由普通大众、弱势群体支付和承担，而改革的成果则由既得利益集团独享、通吃？
看公民权益保障。
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
显然，在官本位根深蒂固、潜规则风行一时、既得利益集团肆意膨胀之际，普通民众的权利保障亟待夯实。
我们可以浏览一下“土地城市化”的路线图：
强制征地是第一步，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先将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征用过来，稍加整理开发，转手招拍挂，土地财政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农民也由此作出巨大牺牲；
城市一味扩张，遭遇18亿亩耕地红线，于是就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行大搞城市拆迁，公然漠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衍生了一出出居民“以死抗争”的悲剧事件；
拆迁的空间毕竟有限，主政者们又有锦囊妙计，转身瞄准广大乡村，随意推行土地整理、村庄合并，以腾出土地指标，也不管农民自愿与否，不管农民的权益保障与否。
城市化进程加速，还当端正方向。
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经济学大师阿玛蒂亚·
森有言，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
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提升每一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流动的机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人们自我实现的广阔空间，增进人们共同拥有的尊严和幸福。
对于中国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而言，我曾讲过三句话：
只有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壮大农民；
只有提升农民，才能发展农民。
着眼点，正在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由此，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更为迅捷地走进城市的发展之内、体制之内、社会之内，要加大村民自治、培育乡村合作组织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力量，要大力提升农民的科技水平、经营素质，就地开辟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吸引资本下乡，去替代农民经营，从而压缩、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我们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
社会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从发展本位走向民生本位，从国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
公平正义，就是我们在转型中应当始终坚守的价值取向。
重识公平正义，它不仅是政策宣示，而且是施政实践，是每一级政府决策的基点和工作的目标；
它不仅是政治导向，而且是发展力量，只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会更有效率，更可持续；
它不仅是政府形象，而且是政治文明。
渗透在社会的秩序规范中，它是一种制度平等；
引领在发展的路径转换中，它是一种科学理念；
落实在政党的民主建设中，它是一种执政伦理。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应当肩起的责任，更有赖于公民的努力、改革的深化、法治的建设和文明的培育
穿越转型之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是当下中国推进强国战略的最重要主题。
转型，意味着变革。
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打破深层次的制度瓶颈，摆脱模式化得路径依赖。
转型，意味着新生。
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从高碳增长进入低碳时代。
转型，也意味着痛苦。
要支付转型的成本和代价，从我们如何顺畅地、勇敢地去承受，去化解，去穿越？
转型，就像弯道超车，难免影响经济增速，这是政府难言之痛，与速度链接的，不仅是政府的政绩考核、形象塑造，还有财政收入、就业机会等刚性的无法回避的巨大压力。
转型，对众多在市场红海的狂风巨浪中沉浮的企业而言，更有切肤之痛。
本来就在利润的刀片上跳舞，如今更难立足。
产品的淘汰，行业的消失，产业链条断裂，渠道体系破坏，经营模式再造，这些在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拷问着企业的竞争力、生命力。
尤须直面的，是转型牵扯的劳动群体在深切利害关系中难以承受之痛：
资本机器对劳动密集的投入替代，转型过程对在企业工的利益调整，产业升级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冲击。
更其痛苦的，是我们对转型痛苦无法回避、无法超越的境遇。
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调整、改革、转型的压力，也不是第一次痛下调整、改革、转型的决心，只是每一次我们都心存侥幸，雨过天晴，在“等一等”、“挺一挺”的应对中将挑战一再拖后，与机遇擦肩而过。
有人调侃地方的“煤改”：
“我们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
”当我们虚掷了一个个冬天之后，等过来、挺过来，我们还能充分享有春天里那阳光的明媚和希望的蓬勃吗？
延续30多年的发展方式带给我们许多令世人称奇的业绩，但它埋下的许多沉重的伏笔也开始显现。
贫富分化日显，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加剧，利益矛盾突出，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警钟在我们耳边一再敲响。
进入后危机时代，再放眼全球经济，“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发达国家在金融业泡沫破裂之后，纷纷回归实业，喊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全力推涌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新浪潮，寻找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和减排道德制高点新引擎。
“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世界市场格局在转换，国际分工体系在重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遭遇强势进逼和更多挤压。
而我们的周围，还有不少人一味沉醉于“改革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赞美和羡慕而不能自省。
听一听专家提醒：
当年巴西从“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的“奇迹年代”，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的“丢失的十年”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我们还是多想一想“中国风险”、“中国转型”、“中国道路”吧！
历史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打开更多的机会之窗。
汹涌而来的“用工荒”，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红利，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对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则是一个强力的倒逼。
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遇正在展开，希望正在升腾。
“先人一步，遍地黄金”。
珠三角东莞的主政者提出“忍得住暂时阵痛，忍得住经济一定程度放缓，忍得住社会非议，忍得住暂时的利益”，强调防止经济形势好转，传统发展模式复归，东莞要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
问题在于，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其间出现的“转型盲区”、“产业断层”、“技术鸿沟”，如何顺利跨越？
产业重组，“退二进三”，我们开始去做产业转移、整合的减法，但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加法、乘法掌握、娴熟了没有？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沿海企业已经审时度势，投棋布子，抢占转型先机。
在长江角江阴，原有产业在自主创新中向高新技术突破，本土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将微笑曲线延伸，区域经济再海外引才中让弯道超车提速。
它们的“新型升级版”经济，是生长出来的，嫁接出来的，孵化出来的，实现了“零缝隙对接”、“低风险跨越”、“高增长转型”，堪称沿海企业转型的一个经典文本。
作为政府，则应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消除政府采购中的国货歧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广阔的空间。
当前不少地方推行“煤改”，那些被整合、被重组的煤老板，向何处寻找他们“化蛹为蝶”、“华丽转身”的二次创业之路？
是往非洲神觅金矿，去海南热炒房产，还是进民间投资金融，回家乡开发农业？
政府还当扶下马，送一程。
我们更应当关注转型中人的调整。
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成文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环境、薪酬标准、发展空间亟待改善；
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政府保障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专业技能，已成推动转型升级、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支撑；
企业在转型中迁移，转行，兼并，破产，必然伴生着员工失业、换岗、挪位等工作和生活的变化。
如何在帮助企业顺利转型的同时，充分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将转型期双方的艰难和阵痛都降到最低程度，考验着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和运筹能力。
发展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既要加强政府的推动，也要借重市场的力量；
既要顺应转型的大势，也要考虑现实的国情；
既要赢得未来的发展，也要减轻当下的痛苦。
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
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
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
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
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
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
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
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
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
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
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
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
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
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
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
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
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
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
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
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
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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