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均与中国产业升级Word文档格式.docx
《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均与中国产业升级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均与中国产业升级Word文档格式.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而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弥补，立足于产品的生产体系，运用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来重新解释全球化中收益分配不均现象。
一、价值链分析框架下的全球收益分配
在波特利用价值链分析企业竞争优势以后，格雷菲（Gereffi）立足于世界范围，利用价值链框架来分析国际贸易和集群的升级。
他将全球价值链（GVC）作为分析工具，并将权利关系引入价值链的分析，利用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亚洲服装业贸易变动和产业升级问题。
汉弗莱和米茨（HumphreyandSchmitz）探讨了价值链治理模式和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区分丁4种不同的升级模式，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他们认为，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对企业的升级路径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准等级制价值链中，中小企业较容易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主导企业往往会阻碍这些企业的功能升级，以避免培养竞争对手。
朱利亚尼等人（Giuliani，etal）将集群与价值链放在同一个维度上考虑升级问题。
由于学习能力、创新和产业组织特性不同，集群之间会产生差异。
属于不同产业的集群和价值链会有不同的集体效率、价值链治理和升级模式。
朱利亚尼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制造业集群的升级主要是产品升级；
在资源型集群中，产品升级和工业升级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在复杂产品集群中，升级主要依赖技术积累和设计以及零部件产品的发展。
而价值链的分析框架近年来被广泛用于分析全球化范围内的收益分配。
卡普林斯凯（Kaplinsky）提出了价值链内的动态租、价值链的治理以及价值链各环节系统效率这3个变量，用基于生产和交换（而不是经济全球化中的诸如融资等其他因素）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经济全球化分布与其收入分配相背离的现象，并以水果罐头行业、汽车零部件产品等行业为例，分析影响国内和国际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环节中可能采取的政策。
本文借鉴了卡普林斯凯分析过程中的某些变量，分析价值链中价值增值的源泉以及收益分配的决定。
（一）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来源
收益的根本来源是“经济租”，而经济租来自于各种生产要素不同的生产能力及其稀缺性，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企业家精神等。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素收益率的降低，进入壁垒开始成为“租”产生的重要因素。
进入壁垒较高的环节能产生较高的“租”，而竞争激烈的低进入壁垒环节，收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租”会慢慢耗散。
要保持较高收益，要么是该行业进入壁垒很高，行业外企业很难进入该行业与之相竞争；
要么是进入壁垒在不断发生变化，即企业的创新和生产能力在动态发展，不断从事新的经济活动，从而在该领域形成新的进入壁垒。
从根本上说，价值链可以分解为设计、生产和营销3个环节。
其中生产环节是有形的物质投入产出，而设计和营销往往是价值链中的无形过程。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不断降低，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组装）过程，这一环节的“租”日益耗散，导致生产环节增加值不断降低。
因此，能产生较高的“租”的领域越来越脱离具体生产过程而转向无形的过程，如研发和营销等领域，因为这些活动通常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的，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较长时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如长达70年的专利技术保护和接近永久性的品牌效应，是价值链中收益的重要来源。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价值链也变得更加复杂，内部环节不断增加。
这时要想通过提高价值链中的单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升整个价值链的收益变得很有限，因此需要系统性地协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活动，从而使整个价值链具有竞争力。
这种系统性协调就是价值链的治理。
治理本身就是“租”的重要来源，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租（relationalrents）。
“租”和治理是价值链分析的核心变量，它们之间通过竞争机制紧密联系起来。
激烈的竞争降低了进入壁垒，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导致收益不断减少。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开始寻找新的租金形式。
价值链主导者一方面要求供应商或客户改变其自身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也会不断寻找新的供应商和客户。
这时，价值链的主导者变成了价值链的治理者（其管理程度随其在价值链中的权利不同而有所差异），开始对价值链的分工过程进行不同地区和制度环境下的全局安排，从而提高了价值链的整体效率，导致整个价值链的收益不断增加。
（二）全球价值链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进入壁垒存在差异。
进入壁垒是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
价值链的收益分配取决于企业或国家对价值链的参与程度。
价值链各环节的进入壁垒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相对于研发和营销等环节来说，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变动较大。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国家开始有能力以较低的成本将零部件组装或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导致生产环节进入壁垒降低，竞争加剧，从而整体收益下降。
企业如果被锁定于这些进入壁垒较低的生产组装过程，则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
研发环节主要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进入壁垒较高，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成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带来较高的利润。
营销环节主要是品牌和营销渠道，大多是隐性知识，其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此，在价值链中处于研发和营销环节的企业会分享到较高的收益。
此外，价值链各环节的进入壁垒差异带来了市场结构的不同，而市场结构的差异是收益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在整个价值链中，当进入壁垒降低时，那些有能力进行创新从而能在价值链的新环节或者是新的价值链中创造租金的企业就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得较多的收益，而那些无法转型的企业，则收益减少。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竞争程度更加激烈，这种收益的下降会越来越快，甚至遭受损失。
2.价值链治理模式中的权利不对称。
格雷菲认为，每条价值链中都有一个主导者，这个主导者对价值链的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
价值链各环节企业权利的不对称，决定了收益分配的差异。
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主导地位的企业，通常能获得较多的收益，从而使得参与价值链的各企业收入差距明显。
在格雷菲提出的价值链模式中，购买商驱动型（buyerdriven）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服装、鞋、家具和玩具行业，在这一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全球购买者，如大的零售商等。
它们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对价值链上游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纵向压榨。
而生产商驱动型（producerdriven）主要分布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汽车、航空、电脑等，在这一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商，它们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向前控制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商，向后则利用强大的品牌效应对分销商和代理商形成控制，从而在价值链分配中占据较多的收益。
我们再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放在国界的层面上考虑，更能看出其全球收益分配不均。
在价值链中获得较高收益的全球购买者或主导型生产者，基本上来自发达国家，而缺乏核心竞争力、在价值链中处于附属地位的企业，大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控制了进入壁垒较高的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在价值链中居主导地位，从而获得较高收益；
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只能通过加工、组装和生产环节而嵌入全球价值链，进入壁垒较低，竞争激烈，从而收益较低。
这种进入壁垒差异及权利不对称同样也使国家之间收益分配出现差异，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与收益分配的不匹配。
二、iPod价值链分解及其收益分配
以上述理论分析为基础，下面笔者对美国苹果公司iPod产品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并对其各个环节的收益分配进行详细分析。
2001年10月23日，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款MP3播放器iPod，开始主导整个MP3音乐播放器市场。
2005年，iPod全球销售量高达1500万台，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超过60%。
2006年iPod继续在MP3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前两个季度，iPod的销售量约为万台，同比增长61%。
由于iPod的热销，苹果电脑公司前两个季度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利润接近10亿美元，其中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1%。
经济,国内宏观-[飞诺网]
（一）iPod的价值链分解
笔者对iPod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如图1所示。
（1）产品设计环节。
时尚消费的电子产品中，出色的外观设计是吸引消费者从而占据市场份额的最重要因素。
苹果公司在创业之初基本上是闭门造车，单纯追求技术；
如今苹果公司开始面向市场，开始注重产品外观。
iPod完全是凭借其简约而明快的外观设计，从感官上赢得了顾客的认可。
（2）零部件供应环节，包括关键零部件和一般零部件两类。
其关键零部件主要是微型硬盘、解码器、PCB板等，都来自于日本东芝、韩国三星、荷兰飞利浦等国际知名企业。
然而，这些零部件产品大多是通过一级发包商、二级发包商，层层外包生产而成。
其一级外包主要是美国、日本等企业发包给一些韩国、中国台湾企业，而二级外包主要是中国台湾企业转包给大陆企业。
一般零部件主要是非关键配件，如电池、充电器、触摸滚轮和耳机等，主要由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企业生产。
（3）代工生产环节。
美国苹果公司将iPod的代工生产资格给了4家中国台湾企业，分别是广达电脑、英华达电脑、富士康（鸿海集团）和华硕电脑。
这4家企业生产不同系列的iPod产品，如iPodshuffle，iPodnano和iPodviedo等。
这些代工企业在中国大陆设置生产和组装基地，充分利用大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以富士康为例，在大陆的深圳、昆山、北京、太原、烟台等地设有7个工业园区，雇员超过14万人。
苹果公司将设计的iPod图纸交给富士康生产，并且购买所有的产成品。
（4）营销环节。
营销环节依靠的还是苹果公司的晶牌效应。
iPod产品有三种销售途径：
一是进入沃尔玛等大型超市；
二是苹果公司专门设立的专卖店；
三是寻求经销商和代理商。
沃尔玛是世界知名零售商，iPod进入该超市主要是利用其专门的强大的销售网络，这时价值链中相当一部分收益被这些品牌零售商瓜分；
专卖店销售模式则由苹果公司独享收益；
在代理商选择方面，苹果公司强大的品牌优势具有较高的谈判能力，从而也控制了该价值链中的大部分收益。
（二）iPod价值链的收益分配
笔者以存储量为30GB的iPodvideo为例，分析其全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过程（见表1）。
为了简化分析，这里忽略零部件本身作为“子价值链”的增值过程，只考虑iPod设计、生产、品牌和营销等环节的价值分配情况。
因此，可以将零部件价格作为生产过程中组装的直接投入。
iPod的全球价值链明显带有“生产者驱动型”，具有很强的技术密集特点。
技术标准的制定、外观的设计和品牌效应使美国苹果公司在iPod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
首先，苹果公司在iPod价值链中向前控制了零部件的生产和采购。
以iPod的零部件之一“闪存”为例，自2005年9月基于闪存的iPodnano上市以来，苹果公司在韩国三星电子下了巨额订单，购买了相当于三星电子2005年下半年40%出货量的NAND闪存。
而且，据预计，到2006年，苹果公司对NAND闪存的需求量将占到全球总需求的25%，控制了相当一部分闪存市场。
其次，苹果公司在iPod价值链中向后控制了营销环节。
苹果公司在美国的销售主要是通过3个途径，直接进入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建立专卖店以及通过代理商销售。
iPod以其强大的品牌优势，在谈判中具有一定优势。
此外，在整个价值链的治理中，苹果公司对零部件供应、组装加工、营销等也进行了相应的控制。
由表1可知，iPodvideo产品最终售价为299美元，而生产组装中所需要的零部件总成本约为美元，由于代工市场竞争激烈，富士康为美国苹果公司每加工组装一台iPod，获取的收益为8美元，约占其最终市场销售价格的%。
这个收益还不包括代工企业投入的成本，如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等，因此，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在生产环节。
（确切地说是组装加工环节）获得的增加值更低。
美国苹果公司购买iPod的单价约为美元（零部件成本加上代工企业的收益），这也是iPod进入营销环节前的成本。
营销环节中的投入包括苹果公司为其品牌持续的宣传，如广告和投入的人员等，折合到每台iPod，其宣传费约为10美元。
这也意味着在专卖店销售的iPod每台成本约为美元，利润为美元，占其总售价的%。
当然，iPod的其他销售方式是进入沃尔玛等大型超市经销，或者寻求全球代理商。
借助于其强大的品牌，苹果公司在与经销商和代理商谈判时也具有一定优势。
一般而言，电子产品的经销或代理收益约占产品售价的10%左右，约为30美元。
因此，扣除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苹果公司每部iPod获得的收益约为美元，约占其销售价格的%。
如果完全从增加值的角度来衡量iPod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我们发现，代工企业获得的增加值为8美元，经销商或代理商获得30美元，而苹果公司获得美元（如直接设专卖店则获得元）。
从生产到销售，每台iPod去掉生产成本元和宣传费用10美元，总价值增值为美元，而组装加工、经销代理和苹果公司自身获取的比例分别是各环节所占增加值的比例，即分别为%，%和%（如果苹果专卖店直销则收益高达价值增值的%）。
由此可见，iPod价值链苹果公司占据了进入壁垒较高的研发和品牌环节，且在iPod价值链治理中有一定控制力，最终导致其在收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绝大多数价值增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笔者在前面得出的结论。
三、结论与启示：
中国企业嵌入商品价值链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路径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国家（地区）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均现象，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应与发达国家一样，有机会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从而产生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目前的现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最终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其中间投入也需要较高的技术和能力，而这些技术能力是某些发展中国家无法达到的，因此无法融人整个价值链体系中去。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提高，这些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收益减少，表现出与融入价值链体系中的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收益分配上存在不均等现象。
因此，帮助这些被全球经济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融入价值链，是解决全球收益分配问题的重要内容。
2.发展中国家嵌入价值链后，要注重升级，必须嵌入那些能产生较高“租”的环节，如品牌、研发等过程。
发展中国家嵌入国际价值链后，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融人国际市场，增加了产品出口，并通过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避开了研发、营销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客观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收入水平绝对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相当一部分的附加值，从而可能陷入专注于价值链某个环节的陷阱，导致企业缺乏研发、设计的动力，选择代工而不从事研发活动，长期如此就会影响其产业升级能力，最终导致全球收益分配与经济活动的全球分布不匹配。
价值链的分解清楚表明，设计研发、品牌和营销才是各个价值链中收益增值的关键部门，因此，要想解决全球收益分配不均问题，最重要的是使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价值链过程中，通过学习能力提高、技术扩散以及自主创新等，从根本上提升其竞争力。
第一，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实现工艺升级。
企业的研发活动一方面提高了创新能力，同时另一方面又增强了企业识别、模仿、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这种吸收和消化能力对知识的溢出和扩散非常重要。
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
只有积累起充裕的研发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中国企业才能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
因此，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可以提高企业雇员的技能，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第二，通过加大生产者服务等高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从而实现产品升级。
国际竞争舞台上相互角逐的是制造业产品，而服务业则在制造业的背后，间接地规定着制造业的产业竞争能力。
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和竞争力增强，不是来自于制造业本身，而是来自于其高级要素——生产者服务的投入。
知识密集型和差异化的生产者服务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从而使服务业处于垄断竞争格局，并且与制造业相互融合，无论是在产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还是在控制市场的能力和价值增值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制造业增长模式。
因此，加大生产者服务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是目前中国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重要路径。
第三，通过专业化分工，利用规模经济促使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从而达到企业的功能升级。
功能升级是企业获取价值链中的新功能，如设计、营销活动等，从而抛弃原有低价值的功能转向更高附加值的活动。
市场容量的扩大使专业化分工更细，从而使服务业更具有规模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分离，从而使更多的企业专门从事设计、品牌和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非生产性活动，形成企业的功能升级。
第四，通过产业集聚形成配套互动，利用集群优势形成相关的产业链，实现产业链升级。
一般来说，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往往会同时分属几条不同的价值链，而每条价值链都会形成各自的配套产业。
集群内企业之间的集聚通过人员的流动形成的知识流动有助于技术外溢，各个价值链都利用各自的技术和优势，向其他价值链延伸，从而形成价值链升级。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