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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文献------------------------------14
摘要：
钱钟书的《围城》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
它对人物，对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讽刺，讽刺手法睿智幽默；
比喻的运用精巧独特，不仅具有广度、深度和趣味性，还标新立异。
全书对美与丑，大与小，喜与悲等方面的逐层揭露，体现了其辨证统一的语言艺术结构特点。
《围城》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语言艺术亦是多结构多建筑的。
关键词：
围城语言艺术讽刺圆圈结构
《围城》无疑就是一座几近完美的、蕴藏东方智慧的、极具辩证主义的语言艺术大厦。
它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而这座大厦的建造者钱钟书亦不愧为“语言大师”。
它的语言艺术特点表现如下：
一、睿智幽默的讽刺手法
鲁迅说：
“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
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形成了既有尖酸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艺术。
在《围城》，作者完成了对大小人物、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讽刺，可堪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画卷。
作者企图揭示的不是冰山一角，而是当时的全部。
（一）对人物的讽刺
钱钟书对《围城》里的大多数人物进行了讽刺（唐晓芙这个人物除外），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所见所闻所感对他们作了辛辣而无情的讽刺。
南朝梁·
刘勰《文心雕龙·
书记》：
“刺者，达也，诗人讽刺。
《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
”[1]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
什么是“讽刺”？
>
》这样描述：
“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
”[2]如上面所表达的，“讽刺”一开始就用艺术手法对不良的或愚蠢的行为进行揭露或批评的功能，如果艺术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存世的就是经典，比如《围城》。
在《围城》里，钱钟书先生调用讽刺手法，极尽讽刺之能事，对人物的讽刺俨然已经达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这得力于它通篇的一种评述性语言。
譬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想象的高度和联想的巧妙，让这评点顿然拔高，成为经典。
又如“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于谐谑中把个鼻子描绘得活灵活现，神形俱现，把陆子潇贪图虚荣、自欺欺人而又愚蠢透顶的形象“照相”式地记录了下来。
“评”就是钱先生的最佳利器，他无时无刻不在打磨着这把利器，使其在最佳时机给人以最后的致命一击。
正是“评”让《围城》里的李梅亭、顾尔谦、陆子潇、鲍小姐、董斜川等人原形毕露得一塌糊涂，正是“评”让我们对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的灵魂深处看得更精细了一些。
在《围城》里，“评”借助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大胆联想，新奇造像，从而产生了惊人的讽刺效果。
（二）对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讽刺
对人物的讽刺背后，是作者对这些人物所处的广阔社会背景的独特透视，其中包括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可以折射人物内心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围城》里，钱先生于此都毫不掩饰地加以了无情的讽刺。
1938年“围城”里的大小人物几乎集体似的去偏安一隅的三闾大学报了道。
方鸿渐还在那里找到了韩学愈，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克莱登大学。
方遯翁在发现祖宗根底浅薄的时候找到了《易经》《镜花缘》。
孙柔嘉在经历平淡得出奇而无味的生活之后，找到了苏文纨，因为她们此时都一样的虚荣势利。
在这里，钱先生放大镜般的放大了人物的缺点，观照了“围城”内外的广阔天地，以人物去寻找生活、工作、爱情中和自己同样特质的人为主线，给读者揭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风急剧趋下，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传统伦理道德不相宜的社会真实。
这一社会真实的全面爆发，感觉突如其来实则暗藏已久。
《围城》既是人物众生相，亦是传统文化、传统价值、传统道德和伦理危机的丧钟，就如文中最后的提到的：
“这个时间落伍的机器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二、精巧独特的比喻运用
比喻的运用，是《围城》的一个出采之处，从这一点说，它已超过了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
全书的比喻运用出神入化、自然天成、精辟独到，更好地构筑了《围城》这座具有讽刺功用的艺术大厦，让他始终能循着人们的视线处处闪烁艺术的光辉。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
（一）比喻的广度
《围城》里的比喻涉及到了历史、宗教、心理、美学、文学等众多学科，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喻，展示了围城内外的大小世界。
《围城》的许多比喻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背景上的，这源于作者钱钟书对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和他个人的才华。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
[3]正是这“狂”让《围城》里的比喻恣意发挥。
如写方鸿渐对苏小姐的一吻，那可是精彩绝伦，“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
这一比喻没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积淀、社会见识和心理学揣摩，怕是一般人比喻不出来的，它一下涉及到了中外历史现象、中外文化差异、中外宗教仪式，还顺便把西藏活佛讽刺了一把。
读者之所以叫好，就是之前自己绝没有想到此处竟会有这样合适的比喻，而这个比喻是自己联想不出的。
在文中，像这样的比喻非常多，这绝不是钱先生在炫耀自己的才学，在比喻中加入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除了能给读者带来更形象化的人物造像，还能进行“小百科式”的多角度多方位讽刺。
况且，钱先生的比喻不是文化信息的纯粹堆砌，都是量体裁衣后的“贴身”和“舒适”。
（二）比喻的深度
《围城》里的比喻深刻独到、意蕴深长。
作者借比喻深度揭示了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还原了广阔的社会真实和伦理道德真实，这从文中对“围城”一语的阐述最能体现出来。
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
英国人说：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法国人的说法是：
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说这番话的时候，“围城”里的人物大都还在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学术成果”，戏谑式地对待这句话。
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里的“围城”成了他们一生的缩影，成了他们的困境、难题，并最终毁灭了所有，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围城”的比喻是文中最深刻的，它贯穿“围城”内外人物的始终，直至幻灭。
“围城”既是文化层面的，也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它有着极其广博的象征空间。
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这样的简单，“围城”困境应该是贯穿于人物的人生各个层次的。
钱先生在全书编织了许多环节，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
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
“围城”这一比喻的架构可以说是钱先生的最精心之处，全书无一视角、无一层面不体现了“围城”这个人生的、永恒的、美学的独特含义。
（三）比喻的趣味性
《围城》里的比喻充满了趣味性，这个趣味来源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和在很多事物间建立新奇的联想，破除传统手法，大胆联想让本书的比喻显得精巧独特。
譬如“一个人的缺点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分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再比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
像这样的比喻，显示了一种插科打诨式的语言机智，通感的运用、精细的艺术观察，通俗充满着无尽的趣味，令人玩味。
作者通过词句的连接、穿插、转折来使语意显得曲折别致，幽默之余，更有艺术意趣。
此外，作者还透过人物对历史文化进行夸大、模糊和颠倒，如中外的历史人物、文化现象、所谓的“先锋”诗歌等都在钱先生的笔下显得有了格外的语言生命力。
（四）比喻的创新
《围城》里的比喻正因为有了广度、深度和趣味性，所以在今人看来仍然耳目一新。
在钱先生的比喻里，尽显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和行文的大胆新奇。
这两方面的亮点逐一被被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意趣点燃，就可以构成创新的“围城”文本，而这些创新的养分在今天的我们使用起来也并不是碍手碍脚的。
可见，钱先生的比喻创新是可以得到传承和借鉴的，是有艺术鲜活力的、来源于社会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
三、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一）人物心理的刻画
《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
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化，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
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出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
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
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
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种才过就到汪家。
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
而且处处随口凑趣。
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
“可不是吗？
我也很少有谈得来得人，待在这儿真闷。
”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
“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
”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然要辛楣坐，辛楣不肯。
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沾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
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
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
绘状心理，逼真如画。
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二）社会关系的披露
钱钟书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假性。
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
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
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
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买不到好价钱。
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
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
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
于是拿了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一次呕吐。
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真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
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
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三）心理冲突的形成
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这是作者高超的艺术设计。
《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战的心理战。
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
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
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忌之情。
结果让方鸿渐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
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
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
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睛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
他拾起眼睛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
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
“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
”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
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四、辨证统一的语言艺术结构
《围城》的语言结构可谓严谨而圆润，全书体现了语言艺术的辨证统一。
三个无形的语言圆圈结构让《围城》的语言艺术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一）美与丑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外在美丽实则内心丑陋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一个美与丑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都是被认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海归派，“博士”学位，“见识广博”，有背景，有一定的人脉，家底至少殷实富足，作风正，准备回国大展拳脚，他们理应是被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们都有写在脸上的光彩和荣耀，这是美的。
但是，从走下那条象征激情和锐气的船以后——实际上，他们的“围城”生活在船上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身上的光环已经变暗变淡。
走下“神坛”之后，他们在读者面前走马灯似的出场，一次次地丑态毕现，又一次次的“从容”地故伎重演原来的“美”，就这样逐渐完成了第一个语言叙述的圆圈结构。
这个圆圈结构的出现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
为了揭示出“围城”人物的真实病态，让他们在自身设计的美丽之中，逐渐迷失自我或逐渐沉沦本性以后尽显丑露，倒不是作者心狠手辣，理应是文本架构的需要。
（二）大与小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表面自大实则渺小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二个大与小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有头衔，有人聘请去大学任教，有门当户对的“血统”可以嫁娶，当然他们也很自大。
这种自大，在他们演绎起来自然流畅，反而是方鸿渐最不习惯。
他们喜欢夸大自己的一点见识和所谓的成果，在小规模的“公共场合”大谈特谈，丝毫不加掩饰。
这种自大其实是他们内心的虚荣体现，他们的身份让他们自大，习惯性的自大，虚妄的自大。
读者都看得出来，他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乃至勾心斗角，实则显示出了个体的渺小。
他们不在民族抗争的中心与敌人斗争，首先显示了他们内心境界的小，这是他们故意的，也是和他们的身份不相契合的，一种畸形的中庸主义；
他们在三闾大学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使出浑身解数，为职称、待遇、婚姻而不停地争斗，再次显示出了他们心胸的狭小；
他们在生活、工作、婚姻等多个“围城”里辗转争斗，最终都很难逃脱“围城”的束缚，成了笼中鸟，成了那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成了阿Q。
在人物表面的自大和自我的夸大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个体作无谓和无奈的抗争时的渺小，显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在经历思考、怀疑之后的迷惘，这也正是第二个语言叙述结构所要表达和延展的主题。
（三）喜与悲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喜剧行为和悲剧性格的双重性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三个喜与悲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多有令人俯仰的喜剧行为，这在他们具有外在的美和表面的自大之后，那些原本啼笑皆非的喜剧——更是闹剧——就真正变得可悲起来。
他们的悲剧性格带有普遍性，是一种集体的“瘟疫”，在“围城”里，他们相互遮掩却要相互传染，“共患难”还并不接受“净化”，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围城”还未筑好的时候就早早地有了定论。
人物表面的喜剧性在通过悲剧性格的透视之后，小说的主题也就有了更深的包孕性和普遍性。
这种双重性的人物造像，在形成文本诙谐戏谑特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作者行文的沉重——并不是没有鲁迅的“悲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一个严肃的主题，并一定都要洪钟大吕之声。
像《围城》这样，一路的戏谑，一路的耳光抛洒，噼啪作响；
一条大船满载希望，一口丧钟惊醒世人，“围城”仍在。
《围城》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同时奠定了钱钟书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群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钱锺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
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
参考文献
[1]〔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
书记》，商务印书馆，1996年.
[2]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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