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Hal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Hal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Hal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最后，我想探讨一下作者怎么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
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所产生的差异。
从时间的角度解释差异
美国人类学家米格诺罗（Mignolo）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一句话: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分析上所做出的无可非议的贡献，不应该与他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他者”场域以及走出其系统之外时的盲目相混淆。
按照杜塞尔的说法，马克思只从整体性（“同类”和作为工人阶级的“他者”）的角度来思考，而不太注意相异性，即这一系统的外在性。
否认文化差异，强调一个有全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后殖民批判。
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要强调一个有本质性的文化概念而只是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认同的一个基本的弱点。
上面的话直接涉及瞿秋白思想的认识论的基本。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瞿秋白的思想在历史文化空间上有所不同。
马克思并不了解非西方社会，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对“他者”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符号系统并不刻意关注。
相反，尽管瞿秋白也有一个有全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这是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米格诺罗（Mignolo）所说的
“体系之外”（exteriorityofthesystem），但是他还是位于一个“他者”的历史文化空间中。
瞿秋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立场使他非常明显地注意到这些可见的差异，比如语言的差异，文字系统的差异，以及中国当时语言文字很不稳定的形势和欧洲国家已经官方化并同质化的国语的差异。
对瞿秋白来说，他所看到的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差异，比如文艺的不同形式，都是时期不同的差异，而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这些时期不同的差异只是经济社会状态不同的差异，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差异。
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空间之间的文化差异都可以按历史时期来划分。
引用费边（Fabian）的话，我们可以说瞿秋白像中国三十年代大部分的“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否认中国和欧洲的同时间性（denialofcoevalness），这样一种“同在否定”使得空间性被时间性所吸收。
瞿秋白对文艺与语言文字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影响。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演变同中国文化语言上的变化都是通过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分析的。
他的历史唯物论让他想象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想象中国社会正在趋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他所说的“现代社会”或“新社会”。
其实，瞿秋白对一个线性的历史的表像被他的中国位置复杂化甚至于否定。
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新”的呈现不仅被看作一个时间的过程，也被想象作为一个空间的、地理的移动。
就是说资本、机器、人、文艺形式、概念、意识形态、话语、文本等等从欧洲移动到中国。
在瞿秋白的写作中，我们发现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个我们今天可以说有殖民性的历史。
他在三十年代初所写的文章讨论“五四”文艺的殖民性，比如他有一篇谈“五四”文艺的文章的题目是“欧化文艺”。
这个题目和文章的内容讨论和批判欧洲对于“五四”文艺形式和“五四”文学的语言的影响。
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瞿秋白的文本、理论话语的词汇、认识论以及他对欧化的不断的思考，证明当时在中国的文化领域中西方的存在。
尽管“五四”文艺和“五四”的新白话文被瞿秋白看作是欧化的，我们不能把他的意见简单等同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
按他的看法，欧化等于现代化，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问题在于文艺形式和语言文字的真正的欧化过程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界。
因此而导致了文艺界与他所说的中国群众之间的差别。
他觉得新的“五四”文艺和语言没有大众性和民族性。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他和葛兰西进行比较。
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同一个时代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意大利的文学根本不是大众的，也不是民族的。
用乔斯丹尼士（Jusdanis）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当时处于一种“迟到的现代性”（belatedmodernity）。
“迟到的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民族国家在文化语言方面的创造者即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通过代表现代性的西方社会与文化来建构一个民族文化。
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
这种时间性的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对瞿秋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同时，他从这个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来解释与批判中国当时的语言学情况。
在他的文章中，他好像站在当时中国范围内一切写作作品（他在报纸、文学作品、官方文件等中寻找例子）与口头语言之上来察觉一个很复杂、很混杂的语言学情况。
法国语言学家勒赛克勒（Lecercle）讨论英语的时候，为了避免“语言”有同构型和抽象性含义的语言学概念，而使用“语言学团体”（formationlinguistique）这个概念来表述“英语”的多元性和混杂性。
我们可以说瞿秋白描写一个在中国的“语言学团体”。
他批判一个他看来在语言上很不稳定与非常混杂的情况。
首先在口头上，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或者说一个全国的“普通话”或“国语”，但是他说有一个讲“文化生活”的“中国普通话”（靠近以前的官方的语言，即官话，和最近十五年被知识分子创造的国语），同时也有各个地方的“区域的普通话”（方言和土话）。
在文字方面，瞿认为中国在同一个历史时间存在各个不同的文字。
对瞿秋白来说，文字问题根本不限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区别。
他经常说中国当时有四种不同的文字，即语言的书面形式。
这四种不同的文字，他有时候称为“文腔”，有的时候成为“中国文”：
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各种不同的中国文：
是纯粹的古代式的汉文文言；
是用文言适合现代生活的时文文言；
是夹杂着文言的明清时代的旧式白话；
是夹杂着文言的新式白化.[。
。
]
因此，现在的所谓中国文是很模糊的一个字眼。
中国文不但和中国话不同，而且同时存在着好几种中国文。
从问题的不同变成了几种性质不同的文字。
这个混杂的语言学情况有各个不同的成分:
典型的文言文、新的文言文、旧白话文、“五四”的新白话文、外国文的词汇与文法的影响。
作者既从社会、从文学与文化历史角度来分析这些文字形式，但是他也用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语境来解释和描写这些文腔。
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报纸上同一天的不同文章来证明这些中国文存在于中国的当代时刻。
对他来说，这些文字形式代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是当时文本里所存在的过去的痕迹。
他的另一篇文章还是呈现这些不同的言语有一个很能反映他的视野的题目：
”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
因此，他的批判针对一个有历时性的混杂情况而不是一个同时性、空间、文化的混杂。
比如他用时间形容词来定义这些文字，同时他说这四种文字中国文在于“一种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的文字混杂到不堪”。
谈到“五四”文学的语言时，瞿秋白称其为一个“不今不古”的杂种的书面上的文字。
他批判文言文与口头上的白话文的词汇与文法的混杂，和拉丁语与欧洲国家当代的国语的混杂比较起来。
历史唯物论以及使他重视口头语言而轻视书面语的语音中心主义构建了他的批判话语。
他的语音中心主义让他把文字作为一个直接和纯洁的口头语言的代表。
这个被德里达（Derrida）批评的观点以为，可以存在一个口头语与文字之间非常纯的关系，一个从口语到文字不产生任何差异的过程。
我觉得瞿秋白对口语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和他的唯物论哲学有密切关系。
口语直接反映现实，文字直接反映口语。
而且对瞿来说，书面上的言语和口头上的言语之间的不一致产生一个历史的差距。
文字好像是完全固定的，相反，口头的言语有历史性，它们陪伴社会的演变，总是打上了当代的烙印。
因此，对瞿来说用书面上的言语不可能来准确地反映现实。
问题不在于外国文的影响。
由于过去的词汇、文法、文字制度还存在于当代的文本，所以中国的言语处于一个混杂的状态。
瞿秋白觉得三十年代语言学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但是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作者等待历史的过程会消除语言学方面过去的痕迹和这个混杂的状态，他等待历史会产生一个有同质、共时性的，单独的中国文。
翻译吧，但是在哪种语言？
瞿秋白对林纾和严复在十九世纪末所翻译的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等作品的评论，让我们了解到他赋予了翻译一定的政治功能，并且为了形成一个中国的本土语言，他把外国语言和词汇作为很重要的工具。
在给鲁迅写的一封信中，瞿讲述什么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他同时批判严复和赵景深的一些典型的观点（严复的“信、达、雅”），（赵的“宁错而务顺”）。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瞿对这些翻译家的著作的研究，超越了典型的翻译理论问题。
在评论严复所翻译的斯密斯《国富论》的一段节选的时候，瞿秋白解构了翻译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最传统的关系。
为了批评严复的翻译，他在文章中写了斯密斯的文本的三种不同的翻译。
他们代表当时所存在的不同的中国文（文言文的严译，现在中国文，半文不白）。
瞿秋白在同一个文本里展出这些不同的翻译显示出当时“中国文”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
酒井直树（NaokiSakai）有关日本的历史情况的描述，出色地论证了在建设和形成一个国语概念的想象过程中，一个文本及其翻译的共同表现起到的重大作用。
日本学者通过这个研究透露国语这个概念的历史性、混杂性和相对性。
通过指出日本的国语被创造与体制化之前存在各个不同的文体和书面上的形式，他论证民族国家语言的内部多元性的消失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
概念性的差异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文体之间……这些差异体现在体裁之间，但是表明国语出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翻译体制内可以被配置性地表征的一般差异，均被包含进国语的一般性；
这些体裁只能被当作日语之类属内部的种类。
瞿秋白从历史的角度来确认一个同质的、标准的、全国的口头语言的不在场。
书面上的多元性、口头上的多种语言和言文分歧的一切问题都跟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
对作者来说，中国在语言学方面只在于一个临时的“过渡时期”的状态。
等到历史自然产生一个全国的普通话。
瞿对语言的混杂性的批判受它的历史决定论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交流的扩展会逐渐地形成一个全国的中国普通话，一个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现代的语言：
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它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
!
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字眼,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同时，这和智识分子的新文言不同。
可是，我们不应该误解他的观点。
瞿秋白坚决反对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所提倡的国语这个概念。
他批评了一个被国家政权确定的语言说：
所谓国语,我只承认是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
]这样,“
国语
”一个字眼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
:
“
全国的普通话”,“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
”,和
“
国定的言语
”,所以这个名词是很不通的.我们此地借用胡适之的旧口号,只认定一种解释的意思—就是
全国的普通话
”的意思（自然，这第一种解释是和第二种解释,就是
本国的言语
”,可以同时并用的）.至于第三种解释—那时我们所应当排斥的.
但是他还是想象将来的一个按照正在形成的全国的普通话创造的一个罗马字母的中国文。
他预见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是一个正在逐渐形成的东西：
现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
就是说普通话已经开始存在了，已经开始了它的becoming的过程.
本雅明（Benjamin）在有关历史概念的论点的文章中，提出了法国历史学家库兰治（FusteldeCoulanges）的理想化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时期，历史学家应该忘掉他对这个时期以后的历史过程的知识。
然而我们今天在分析瞿秋白的三十年代的文本时，无法消除历史，也不容易忘记当代的中国语言就是说“汉语”、“国语”或“普通话”，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事实而且也是一个被定义、被标准化、官方化的语言。
用法国哲学家卡斯道里阿迪斯（Castoriadis）的说法
“中国语言”或者英语的“theChinese”，法语的“lechinois”,是一个“社会想象的建制”（Institutionimaginairedelasocié
té
）,一个我们不可怀疑的现象。
因此,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去想象中国三十年代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化的官方语言，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国语”或“普通话”。
谁是“中国读者”?
一个全国的普通话的建构与翻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瞿秋白无法分割开来的两个问题。
翻译实践有一个直接的政治目的。
翻译应该参与现代文化即“国际文化”在中国的大众化甚至于帮助破坏已有的统治的文化霸权。
按瞿秋白所说,翻译者不但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革命观点与外国现代文学为目的,还要帮助中国现代的普通话的形成,使现代社会的字眼与新的表现方法进入正在发展的中国文。
其实,目标语言不应该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与作家圈子的文字。
翻译者的任务在于用一个可以容纳日常生活的语言,一个口语的活着的语言,代替并废除书面的中国文。
瞿秋白说，为了体现中国当时伟大的社会变化，即他所说的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阶级等等，必须创造很多新的词语、字根、概念。
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变成“仓颉”：
一般地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
按他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正在呈现的新社会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已经存在，欧洲走在历史的前方，因此,欧洲语言反映这个新时代而且具有中国所需要的新的词汇与表现手法。
他有一句话说: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中国言语的欧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
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
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其实,在这里,欧化这个概念尽管具有一个空间的意义,按瞿秋白的认识论来讲，欧化还是现代化的一个同义词。
翻译欧洲文学以及欧洲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例如斯密斯，等于把“现代性”或瞿所想象的现代时期的言语介绍到中国。
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与新的当代社会的词汇，比如瞿秋白所说的“文化的字眼”（即，政治、科学、艺术、文艺的新的字眼）都在使用瞿秋白所批评的混杂的中国文即“五四”“非骡非马”的白话文。
这个“现代性”,比如新的概念与词汇，自然地通过瞿所说的知识阶级的文字进入中国的文化领域。
“现代性”被他们翻译成这些瞿秋白眼中死亡的或幽灵的文字而垄断。
而当时欧洲语言与中国书面语言之间的时代差异，也是语义学差异的后果。
瞿秋白说，由于文字本身的限制，严复根本无法把斯密斯的文本准确地翻译。
他说：
严又陵把斯密斯的意思弄得很模糊，使读者看不清楚。
[。
]古文的文言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信”的翻译。
瞿秋白从来没有想象翻译所产生的意义上的差异跟某种语言的文化历史语境有关。
要一个译文不等于原本就是因为两种语言位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因此，对瞿来说，原本翻译成中国当代的语言即口头上的语言，才可以把翻译实践所产生的差异消除。
在他向鲁迅写的信中，瞿有一句话说：
我的意见是
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本得来的概念
这个意见透露出瞿秋白对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语义学上的一致性的虚幻的可能性。
他想象一个根本透明的能指，这样一个可以不产生改变的翻译。
瞿秋白的认识论站在一个包括一切的符号世界之内，他觉得可以把概念运输到不同语言，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在一个全部的一致性当中。
引用上面瞿秋白的说法，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
要概念从英国、俄国等等读者移动到中国读者，谁是中国读者？
翻译者应该翻译成中国读者的哪种语言？
进一步说，要像严复一样的翻译者的文字与中国读者的语言不同，那么翻译者怎么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主体与他的语言躲开，使中国读者单独与原本的翻译在一起？
瞿秋白所理想化的中国读者是一个将要说和读在一个新中国的普通话的人。
瞿的中国读者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分散的，正在形成的语言学共同体。
中国读者属于一个潜在的语言学共同体，并且它的语言作为一个同质的、标准的、抽象的共同语言还是不存在。
相反的，翻译者是一个十九世纪末的文人或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他的文笔，他的词汇，他的文化，他的审美观，他所属于的文艺传统，他的历史语境等等都在他的文本当中有所表现。
翻译者位于文化历史之中。
我们可以说瞿秋白当时想把翻译者的这个历史性的痕迹消除，而这样消除翻译所产生的变化与差异。
翻译者的文本与瞿秋白所想象的理想的中国读者所应该接受的文本的区别等于麦斯科尼克（Meschonnic）所提出的对比：
有历史性的话语与文本和一个非历史的、普遍的、抽象的语言。
瞿秋白想象一个真正形成的抽象的语言，而把一个有历史性的主体的写作与话语当作过去的、正在消除的言语。
最后，通过瞿秋白有关新词的话语，我想进一步提出他思想的一个矛盾。
刘禾在TranslingualPractice这一本书中，有一句话说：
因此，在概念从客房语言过渡到主房语言时，意义的“转变”远非其在后者的地方语境中被加以创造时多。
在此意义上，翻译不再是一件未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张所触及的中立事件。
从这句话中，真的可以体会到瞿秋白思想中有关翻译与新词的一个侧面。
他经常用“创造”这个词来讨论新词问题，而且他深刻地意识到在
“客房语言”当中所需要的一个用以创造新词的过程。
他也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相反他仔细地讨论新词创造的过程。
对他来说，中国当时大部分的新词都是他所说的“文化的字眼”。
中国人非常需要这些字眼来表现他们日常生活的新的现象、新的社会关系。
但是怎么创造群众可以吸收的新词？
就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
他坚决批判用文言或书面上的语言来“杜撰”新词的知识分子。
用一个高雅的、书面上的语言来创造新词，不可以让中国的群众深刻与科学地了解社会现象。
例如给工人群众讲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象“工钱”，
“租钱”之类的名词，一定比较
“工资”，
“地租”等类的字眼容易解释得多，他们可以极容易的从日常生活的言语的概念，进一步而了解科学的概念.
在这里，创造新词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意义。
通过翻译
“wage”的实例，他叙述了其历史上的翻译过程：
例如中国的经济学家先从英文里知道了这个字眼，然后再由严复再“说文”理发现一个“庸”字来翻译它，后来，又在日本文里发现了“凭银”，再后来又在“康熙字典”里找着了“工资”两个汉字，最后，忽然间在上海工厂里发现了“工钿”、“工钱”这么一个很不高雅，可是很简单通俗的字眼。
他所批判的wage的翻译都是从书面上出来的新词
;
都是跟现实，跟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字眼。
唯一一个准确的翻译是从社会当中呈现的工钱。
我觉得，对瞿来说工钱的优点不只是因为它是从工厂里出来，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出来而是由于它其实不是一个翻译，而只是一个反映上海工人所经历的现象的词。
在这里可以与英文的wage找一个等同的、透明的表示wage的这个概念的能指。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