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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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

【问题探讨】

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

一个矛盾与复杂的存在

（一院陈玉链推荐，2015年12月15日）

推荐理由：

现在许多反对中医的人在不断质疑中医的科学性的同时，还往往请出鲁迅、胡适等文化大家，摘取他们的一些字句，为自己更添底气。

但是任何一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当我们回看当时的中国，或许就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大家在批评中医时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

其中的一些批评一针见血，不仅在当时，在今天也直指中医的痛点。

这不是对中医的诋毁，相反，这正是对中医振兴的最殷切的期盼。

以鲁迅、郭沫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大家在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建构中国新的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前进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剧烈的变革和阵痛中，他们身上普遍都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他们中以鲁迅和胡适堪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都曾公开对中医提出置疑，态度决绝地予以反对并呼吁取消。

他们在上个世纪的观点和看法现在已经成为废止中医论的人士佐证自己观点的有力证据。

五四新文化大家真的反对中医，还是其中另有隐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一直成为后人所追思的话题。

当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全面追寻分析五四新文化大家的一生，我们发现，在这些大家身上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医”情结，不是仅凭“反对”一词就能描述清晰的，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可谓是一个矛盾与复杂的存在。

一、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

复杂关系背后的悖论表现

1.文化大家反对中医的实质表现

鲁迅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医的不满，他在著名的《呐喊自序》中，态度明朗地提到：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也正是由于对中医的失望，鲁迅萌生了到日本学习西医的想法，于1902年远赴日本并在仙台学习西医。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风云人物，是20世纪初期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

他充满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他认为“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

”“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郭沫若也是一个坚定的中医反对论者，他在《独立评论》期刊上发表评论提到：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提及“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

2.文化大家对待中医态度的矛盾表现

评判一个人物对于某种事物或现象的态度，我们不能采取静止的态度和方法，应该用动态的观点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加以对待和剖析。

为此我们会发现，文化大家对待中医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反对与批驳能够解析清楚，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太多的矛盾与悖论。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他人生的前后期就曾发生过较大的思想转变。

对于中医，鲁迅起先是认可的，以他少年时多次延请中医为父亲诊疗即可看出。

其后由于父亲不幸病故，鲁迅则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中医，原因是很复杂的，鲁迅曾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到自己早先对中医不满的特殊因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携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此后，鲁迅先生改变了自己对于中医的态度，他从日本回国后，逐渐扭转了自己的偏激的观念，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鲁迅先生不断整理收集中国的古代的医药典籍；二是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自己利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经历。

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变得较为科学和实事求是。

在胡适身上也发生了令其极为尴尬的事情，1920年11月，胡适罹患糖尿病与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

后来朋友建议去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应允，反而治疗痊愈。

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好了他的重病，胡适被推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1921年胡适把这次事件形诸于文字，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他在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上题了长跋，详细叙述自己的事情：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总不能完全治好。

后来给陆仲安先生为我诊看……现在竟全好了，颇引起西医的注意……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从中不难看出表面一直对中医非常敌视的胡适既承认了中医药治愈自己疾病的事实，也对中医药的真实价值有了领悟与认可。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

”“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

”同时郭沫若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

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

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

”他原先非常坚定的反对中医的态度开始松动，对于中医不再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而是默认了中医应有的价值。

十分有趣的是，郭沫若和鲁迅一样，在晚年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曾经给安徽中医学院题写校名，并为《简明中医辞典》等中医类书籍题写书名，也多次利用中医药进行治疗，如曾经服用老中医郑卓人的桑叶酒治愈半侧肢体活动不利的病症。

二、矛盾背后所反映的深层次内涵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五四新文化大家曾经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他们一方面对中医极力地批驳和抨击；一方面却与中医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系。

同时又由于思想与阅历的变革与时代的变迁，他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这矛盾与复杂的背后难掩时代的尴尬与印痕，其间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的内涵，值得后人细细思考与品味。

1.对庸医以及中医落后现象的批判

究其原委，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大家对于中医的批判，并非是对整个中医以及中医界进行的，医学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难免会产生诸多错误甚至违心的东西，他们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庸医以及中医中所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针对某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中医故弄玄虚、敷衍了事、轻率从事的行医作风，新文化大家对此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如针对名医陈莲河惯用的奇特的药引——用蟋蟀一对，且注明要原配（即在一个巢穴中），鲁迅辛辣地讽刺道：

“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和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同时他们也指出中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鲁迅在《明天》中就淋漓尽致地状写了这方面的内容。

如“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

他……”“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对话，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中医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不足。

医生态度生硬、诊治潦草，丝毫不顾及病人家属的焦急情绪；尤其是使用“中焦”、“火克金”等令普通人很难领悟的专业术语，更是增加了中医玄虚飘渺的神秘色彩，使中医很难令人信服。

鲁迅用艺术化的手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医存在的不足，点到了中医的某些痛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发展现代化的中医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2.借批判中医表达引进西方文化、改进救国救民方式的愿望

“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不朽名言，在中国文人眼里，医国医人，同此一理。

很多的政治家和怀抱经国济世远大理想的文人同时也都初通医理，他们立志于医治人民的病苦和解救国家的危亡。

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多少仁人志士把视线由国内转向国外，变法图存、改革时弊成为当时有志之士的强烈呼吁，魏源就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名言，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此富国强民，捍卫中国的独立和自由。

此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只有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为中国引进一剂西方文化与技术的猛药才能改革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为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但是，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杂谈》一文中认为“医”是与中国思想最为密切的四大文化之一。

马伯英在《医学文化人类学引论（下）》一文中将中医学比作“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

由此可见，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对它的反思与评估，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评估的具体外化。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

“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更加坚定了鲁迅希望以西医学来解除病人的痛苦以及拯救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的志愿了。

中医学自然被文化大家们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由此，我们就不难认定，为何新文化大家都在言辞激烈地抨击和反对中医，他们矛头所指不完全是中医本身，而在于批驳支撑和影响中医发生、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在西方文化大举东移的特定时代，中医非常悲壮地成为了大力宣扬“科学”与“民主”的牺牲品，它遭受冷落和敌视的命运有其必然的宿命性。

3.矛盾背后还反映出新文化大家人性的与时代的弱点和悲剧

五四新文化大家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实际上昭示着对待中西文化的矛盾态度，新文化大家们在相同的命题上存在着诸多前后矛盾的观点和提法，体现为“现代性”和“民族意识”共存的特点，正如丁帆先生在《现代性·民族性·后现代性》一文中所提到的：

“‘现代性’在中国是未完成的仪式。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抗状态，从‘五四’以后一直是存在的。

”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现象呢，徐思彦在《探索胡适思想的又一专著》一文中有一个精到的论述：

“胡适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又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浸染和牵引，在理智上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这也是包括鲁迅、郭沫若等“五四”以来中国最早觉悟的知识分子在冲破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文化时在羁绊中艰难前行的一种真实写照，胡适在《胡适文集9·尝试集》一书中曾坦诚地描述到：

“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胡适以形象的比喻说出了自己的无奈和苦衷。

胡适思想上的矛盾在演讲中表露得较为明显。

胡适在毕生的演讲中都在主张全盘西化，一直到晚年都未放弃对中国东方文明的指斥与批评。

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胡适在另外一类演讲中，却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大加推崇，表现在演讲中极力呼吁要“整理国故”，发扬“国粹”，这与胡适大加指斥东方文化的观点大相径庭，构成了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理解了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大家在特定时期的人格弱点和时代的悲剧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了，中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已经成为了双方冲突交锋的主要领域和阵地。

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和社会的危机，不惜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手法，鲁迅曾经十分愤激地告诫青年人，不要去读中国书，这已经证明是鲁迅一时的气愤之言。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家身上的这种矛盾现象，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加以概述：

对中国文化爱之深，则恨之切。

对东方文化大加指斥，是为了使其警醒，奋发图强，实现文化的更生。

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鲁迅对待中医的矛盾的态度和做法，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何要对中医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如鲁迅先生非常重视中医药古籍，他一生中购买收藏了很多的中医药典籍，这些从《鲁迅日记》中都可以看出：

如1914年9月12日记录了“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买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等。

此外，鲁迅不仅亲自选购和收集中医典籍，而且还自己动手修补中医书籍。

他在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

“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

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在对中医学大加指斥的愤激之余，对中医药学成就是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的，希望它能够进一步发展和更新。

三、结语

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不能根据新文化大家一句或几句反对中医的话语，而武断地认定新文化大家是思想坚定地反对中医的。

我们必须要结合新文化大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深入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和文化价值观，才能真正理清附丽在历史的谜团背后的事实和真相，真正认清他们对待中医的真实态度以及蕴蓄在事件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