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现代改革的一些比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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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
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当时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
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
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
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被迫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长达50多年。
清末思想家黄遵宪赋诗言志：
“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
如其偷生为降虏，不如战死为义民。
”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霸占台湾的悲愤之情和反抗精神。
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
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
“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日本政府是怎样使用这笔赔款的呢？
根据日本有关资料介绍，它是这样用的：
陆军扩充费5700万元，海军扩充费13900万元，临时军事费7900万元，军舰补助基金3000万元，这几项都是军事用途，差不多是3亿日元，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其他还有皇室基金2000万元，台湾殖民统治经费1200万元，教育基金1000万元，总计3.5亿日元。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
规模最大：
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
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
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
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
失败最惨：
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影响最深、后果最重：
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
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
教训最多：
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可以引出深刻的教训。
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的胜败在战争前就决定了。
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
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
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
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
道光皇帝甚至不知道英国的地理位置，竟然问“该夷与我回疆可有陆路可通”？
对入侵强敌毫无所知，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打了败仗后仍然不能汲取教训，亡羊补牢，却继续苟且偷安，因循守旧。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朝统治者无知地认为这是一个“万年和约”，幻想“守定和约”就可“中外相安”。
当时，只有少数有识之士被侵略战争的炮火惊醒，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魏源。
林则徐写了《四洲志》，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强国的情况。
他们探索战争失败的因由，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
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主张以粤海关税为经费，学习外国制炮造船，编练水师。
他把这一建议上奏朝廷，请求施行，被道光皇帝斥为“一派胡言”。
林则徐、魏源的思想体现了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
可惜这种呼声太微弱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被搁置了20年。
当时不要说学习外国制造枪炮船舰，就是外国公使驻北京也不被允许，道光皇帝也好，咸丰皇帝也罢，都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为什么呢？
主要是觐见礼节不好办，清廷坚持外国人见皇帝要行三跪九叩礼，但外国人不干，就这么僵持了十几年。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才把公使驻京这一条定下来。
当然，列强同中国打交道是为了谋求利益，但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公使是正常的外交活动，不应该由于觐见礼节而搁置。
道光、咸丰皇帝对割地、赔款不怎么心疼，对行不行跪拜礼节却耿耿于怀，反映了一种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心态。
一直到了1860年，咸丰皇帝看到美国的国书上对他这个天朝皇帝平等相称，十分恼火，用朱笔在国书上批了“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八个字，咸丰皇帝没有意识到，真正可笑的是他自己。
钦差大臣耆英在广州与法国使臣谈判，该使臣刺萼尼建议中国派官员赴法国，“学习修船铸炮、水兵战法”；
法国也可派懂天文之人到中国来“当差”，受到清廷的拒绝。
上谕说：
“此乃越分妄求，按天朝礼制万无允准之理。
”耆英对法国使者说：
“我朝人才辈出，推步精详，寒燠阴阳，不差累黍，无须法兰西人再往帮办。
至船炮水战，用之各有其宜，便于西洋者，不必便于中国，且中国于洋船洋炮亦均能仿造，更毋庸远赴法兰西学习。
”这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的一般观念。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有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是中国学习外国、改革图强的一个机会，但清朝统治者没有抓住这个机遇，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的时间。
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中国何以救亡图存？
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
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
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
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德川幕府听到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消息后大惊失色，过去日本是崇拜中国、以中国为师的，从唐朝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老师都被打败了，可见敌人之强大。
中国被打败了，那么“何时波及日本”？
也有人认为这是“天赐良鉴”，是上天给予的前车之鉴。
可见，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
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
幕府高官堀田正睦说的话很有代表性：
“中国拘泥古法，所以致败，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
”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
“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
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
”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
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
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
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过去有一种印象是从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后才开始改革，那个理解是不对的，实际上幕府时代就开始了。
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尽管这个改革还是初步的，但却是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是了不起的，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
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
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
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1855年，长州藩和萨摩藩设立了西学所，研究西方技术和军事知识；
设立造船所，着手建造大船；
还选派官员到英国留学，后来成为日本改革政治家的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就是这一批派出的留学生；
军事上，建设了水师和西式炮台，装备了有线电信。
在藩一级改革的基础上，幕府也开始改革，在江户建立了外语学校“蕃书调所”，设置了英、法、德、俄等语言学科，把主课由荷兰语改为英语；
设立了专门机构研究军事和化工、冶金技术。
1862年幕府派出驻欧使节，又派出15名留学生前往荷兰，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明治时代重臣的津天真道和西周等人。
福泽谕吉把考察学习的感受写成了《西洋事情》一书，这本书以全新的观点，成为日本启蒙主义纪念碑式的著作，福泽谕吉也成为日本改革开放的启蒙思想家，现在日本一万元面值的钞票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
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
《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后大受欢迎，供不应求，多次翻印，仅在1854年到1856年3年期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的选本就有20多种。
日本对《海国图志》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它给日本人开了眼界，是一本“天下武夫必读之书”。
日本对美国的情况尤其感兴趣，因为这时发生了“黑船事件”，《海国图志》里专门有一卷写美国，被单独翻译成各种版本。
可以看出，《海国图志》在日本已经成为争相阅读的重要启蒙读物。
有个日本学者叫岩谷宕阴，在一篇文章中感叹：
“呜呼，忠志之士，忧国著书。
未被其君所用，反落它邦。
吾不独为默深（魏源的字）悲矣，亦为清帝悲矣。
”《海国图志》在中国备受冷落，而被日本充分利用，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
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本质区别
在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的近代改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洋务运动发端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61年，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为标志，结束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时30多年，是整整一代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学习外国为手段，所进行的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长期、持续努力。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具有自强思想的官员发起和实施的，史学界把这部分人称为洋务派，而把反对洋务运动的官僚称为顽固派。
为什么会发生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亡国的危险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李鸿章是其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位封疆大吏，他所揭示的“变局观”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
李鸿章强调：
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怎么办？
李鸿章认为“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他说：
“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变局观和自强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情怀，发人深省，难能可贵。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自强呢？
李鸿章认为就是通过学习外国实现富国强兵，“处今日世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今之世，就是圣人复生也必须学习外国、兴办洋务。
何等的旗帜鲜明，何等的远见卓识。
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引起关注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及与军事相关的科学技术。
洋务派兴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组建新式海、陆军，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只有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情况。
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开始采煤铁、开工厂、架电线、修铁路。
再后来当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军事、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人才和制度与之配套的时候，洋务派又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并对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
在洋务运动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层面，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是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这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封闭守旧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向西方学习，缩小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是近代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是拯救危亡、谋求进步的必经之路。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自强思想和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洋务派正是把林、魏等想做而没有做的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
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建设了近代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冶炼厂、纺织厂以及煤、铁矿；
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
铺设了第一条电线和铁路；
建立了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
开办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
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
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
培养出第一代科技和管理人才。
在这些许许多多的第一批里，江南制造总局是突出一例。
186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会商决定，收买美国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办的旗记铁厂，把安庆军械所、苏州洋炮局、上海洋炮局并入其中，又派容闳向美国订购了一批设备，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工厂，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发展成为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式近代企业。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厂生产出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轮船“恬吉”号。
在中国饱受洋船猖獗之苦，“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之时，此事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增强了救亡图存的信心。
轮船下海时，上海万人空巷，争相观看，欢呼雀跃。
曾国藩高兴地在试航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初造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
”此后又连续造出一批轮船，为中国航运和海军事业作出了贡献。
江南制造总局不仅炼出了自用钢材，达到了不受制于外人的目的，而且自用有余，将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支持了民用企业。
江南制造总局还自造机器，这是曾国藩、容闳议建“机器母厂”的具体实施，生产了大批车床、刨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汽炉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
江南制造总局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同时，针对管理和技术人才缺乏的现状，兴办学校、翻译外文书籍。
方言馆和翻译馆翻译的外文书籍多达159种、1075卷，内容包括史志、政治、教育、兵制、船政、商学等。
江南制造总局于1905年分为两部分，造船部分独立为江南造船所，即著名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现在的名称是江南造船集团公司。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第一艘先进的液化石油气船和海军装备的新一代主力战舰都是在这里生产制造的。
据新华社2007年2月26日电，江南造船集团公司正在搬迁扩建，年造船能力将由目前的60万吨提高到450万吨。
当我们为中国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欢欣鼓舞之时，永远不要忘记前人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不难想象，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那些穿着官服，留着辫子，满口之乎者也的人们创造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批”是何等的不容易。
洋务运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开近代化风气之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拉开了中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洋务运动为其后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戊戌变法，没有戊戌变法就没有辛亥革命，历史就是这样传承的。
但是，洋务运动所体现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改革，与之配套的制度层面的改革是浅层次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什么是“中学为体”？
就是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政治制度，这个体是不能变的。
什么是“西学为用”？
就是外国先进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富强之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具有进步和局限的两重性。
进步的一面是有利于冲破“夷夏之防”的禁区，为学习外国、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局限的一面是对变革封建制度不敢越雷池一步。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礼教制度，早已陈腐不堪，政治的腐败成为富国强兵的最大障碍，不彻底变革落后的封建制度，社会就不能进步，国家就不能富强，但洋务运动不能完成这个使命，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性。
当中国在封建体制束缚中艰难前行的时候，彼岸的日本却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社会变革。
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地向西方学习，改革由最初的单纯物质层面拓展到政治制度层面，实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突破了封建主义束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明治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是很大的，明治天皇在即位时发出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就是“求知识于世界”。
明治政府一成立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废藩置县”，把过去带有地方割据性质的藩撤销了，改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县。
二是官制改革，使一批中下级士人进入政权核心，取代了原来封建领主的地位。
三是派出一个高层次的、庞大的使团考察欧美。
这个使团由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团长，所以也叫岩仓使团。
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
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
“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
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
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
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
在美国考察时，由伊藤博文起草的使团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
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大久保利通感慨地说：
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
岩仓具视在访问罗马时说：
“视察各国之情况，像英、美、法、德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为我国殊不可比。
”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
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
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
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
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
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改革应该是各个层面、全方位的，需要不断地拓宽和深入。
明治维新开端于1868年，但整个运动持续了二十多年，明治维新是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和健全的。
为了实现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目标，明治政府首先进行了三项改革。
一是学制改革。
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
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六年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
由于明治时代打下的基础，日本在1947年就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而直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艰巨任务。
二是官制改革。
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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