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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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

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

呜呼！

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

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

“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

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

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

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

按郑樵认为有些学问必须要亲身实践方能明白，而且学问亦要付诸实用。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则曰：

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钱穆先生对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有过解释，大意指六经皆三代之史，各守专官之掌故，并非圣人有意要作文章，后人尊崇三代，于是便尊崇所谓“六经”。

钱先生引章文：

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于空言。

古人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于是宾四先生说道“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捨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

上引钱先生对章氏“六经皆史”论的解释可以看出，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构建是基于六经乃先王政典，并非空言这样一个事实之上。

我们也可看出，章氏倡“六经皆史”，仍带有其实学的目的：

故道隐百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人伦、日用；

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

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

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

而鹜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而擅于文者，终身苦身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

按郑樵所倡之实学既看重实践亦看重实用，章学诚的实学思想则注重实用一面。

郑樵所处是“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的宋代，所以他提倡要追根溯源，实践考查；

而章学诚之时考据风行，学者最忌空言著书，对一字一物皆考据入微，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章氏正是目睹此状，方提出经世致用的观点。

两者皆倡实学，然各有侧重。

但章学诚本人并不反对考据，他更时时害怕别人批评他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

因此章氏对郑樵的实学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甚至可以就此推测，章学诚对郑樵的实学思想进行过批判性吸收，以适应他所处时代的新特点，这也正印合了他本人所主张“事变”的观点。

二、史义（意）

《文史通义•申郑》篇云：

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惟郑樵稍有志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

史意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体系里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吾于史学盖有天授。

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所言史法，吾言史意；

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作史贵知其意，非用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页”“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

对其史意的理解学者各有不同，余英时先生认为章氏之所谓史意除从政治伦理学观点解释孔子之义外，也指史学之所以成为史学的那个要素，即所谓史家的“别识心裁”。

而为什么章学诚会认为郑樵深得史意呢？

章学诚自述他与刘子玄之不同在于他言史意及一家著述，认为只有独断之学、一家著述才能使作者的“别识心裁”、“史意”灌注其间。

《答客问中》有言：

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抵牾之痛；

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

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

而“独断之学”亦是“《春秋》家法”：

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

绳墨之所不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面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所以他说：

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

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

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

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了解到章学诚对“独断之学”及“《春秋》家法”的重视，方能明白他对郑樵赞赏的份量：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称经纬，成一家之言也。

正因为郑樵具备了章氏所谓的“《春秋》家法”和“独断之学”，章学诚才说他“稍有志乎求义”，这即是章氏眼中郑樵最可贵的一点。

所以即使《通志》遭后人诟病，讥其疏陋，仍无碍于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而郑樵的“史意”究竟是什么呢？

《文史通义•释通》篇云：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

《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志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夜。

后人议其疏陋，非也。

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

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

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由此可见，章学诚所看重的“史意”在《通志》上则表现为其义例，即通志的会通之法及其各略，这也是郑樵自己最看重的地方。

他不仅说“会通之义大矣哉”，更道“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可见郑章二人在此问题上有着深深共鸣。

三、校雠的批评和继承及余论

《文史校雠•序》里，章学诚认为郑樵《校雠略》具有扭转“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之功，但随后他也说道：

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於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於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

又其议论过於骏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阐向、歆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

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

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

所以他接着说：

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学术渊源，有所釐别。

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关于郑章二人在校雠方面的关系，学界已多有讨论，兹不赘述。

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基于他对后者思想的吸收、批判和发展之上。

郑樵生于学者多虚言的宋学昌盛之世，章学诚则处于汉学风行的乾嘉考据之时，二者皆不合于时。

郑氏欲辨明古今源流，匡正尚虚世风；

章氏欲一扫乾嘉阴霾，开博约之风，两人主张看似矛盾却暗合，大抵皆图改变走向极端之“世趋”。

校雠、实学和史意是章学诚思想体系里的三大基石，却都在郑樵身上得到初步体现或可找到相似的论述文字。

正如郑樵所说，“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学术思想从不能一蹴而就，皆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的吸收和发展之上。

章学诚距郑樵之世数百年，世人皆好《通考》而贬《通志》，章学诚却反其道而行，扬《志》贬《考》，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基于“性情”：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

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与其说实斋对渔仲的推崇本乎其天性，不若言学术本有源流，实斋对郑樵的推崇亦是其学术的流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