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性格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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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的尺度
241
文明的尺度
252
人性似水
257
报复的尺度
266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273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285
平凡的地位
289
崇尚“曲晦”乃全社会的变态299
论大学精神
304
论“苦行文化”之流弊309
文化的好与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依我看来，至1912年清朝皇室发布逊
位诏书前，史况本质上是一样的——国乃皇家“天下”，人乃皇权
统治下的“子民”，百姓创造之财富任由皇家收缴、支配甚至穷奢
极欲地挥霍。
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若子民幸运，生逢好皇帝亦
即所谓“仁君”在位的年代，并且无外患，无内乱，朝廷由贤臣良
将组阁顶层领导班子，再加上少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
那么，百姓
得以休养生息，百工得以蓬勃发展，士人安分，商贾活跃——便
会被史家说成是“盛世”了。
古代的史家与近代的史家很不同的一点在于——前者对“仁君”“明主”一向歌功颂德；
后者则大不以为然，再三指出皇帝就是皇帝，都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头子，“总舵把子”，所谓“仁”与“明”，不过是统治术玩得高超。
归根结底，是为了家天下能“千秋万代”罢了。
而所谓贤臣良将，也不过是皇家的优种鹰犬。
如此看来，“仁君”与暴君、庸君，贤臣良将与奸相恶臣就没本质区
别了。
我年轻时是很接受后一种史观的，奉为圭臬，以为是与封建思想做了一切斩断的绝裂。
后来读的史书多了点儿，领会的史观丰富了些，看法有所改变。
这我真的要感激胡适。
他那句“立论总要公允”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很深。
他似乎在此话之前或之后还加了“要厚道”三字。
他的话并非针对历史研究，而是指人与人辩论甚至论战时的态度。
他们是对个人修养有很高自我要求的人，认为旨在以文字为武器一心“击毙”论敌的粗暴辩论态度是不可取的，属于江湖上的暴力崇拜行径。
智哉斯言，君子者胡适！
窃以为，对待历史，尤当立论公允；
厚道的眼光，反而会更接近史实一点儿。
比如武王创周后的执政表现，确比他号召诸侯所推翻的商纣王的统治人性化得多。
而商纣王，则十足是变态的恶魔式的暴君。
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对弟子们反复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是可以厚道地理解的。
而刘邦立汉做了“天子”后，也确实与秦二世的暴戾昏聩有别。
包公、海瑞、杨家将、岳家军等等被后世人一再以戏剧、评书的形式歌颂，不能仅以民智愚昧而论。
即使那些治国表现总体上与“仁”不沾边的皇帝及其大小官员，只要在某事上表现了对民的一次一点善举，使民间疾苦从而减轻了些，使社会制度从而人性化了些，也当予以承认、肯定。
此种对历史人物的公允、厚道的态度的养成，有益于当代人对当代事之立场的客观。
举例来说，自启夏以降，奴婢现象便存在矣。
当时女奴并不叫婢，叫婢是后来之事。
至先秦两汉，户籍制度逐渐形成，至魏晋时，已较定型。
至唐宋，更加成为国法之一项内容。
那种国法规定，户籍分为皇族、贵族、军籍、民籍、贱籍——分类造册登记。
贵族虽贵，因与皇族并无血统关系，与皇族在法办方面还是有区别的。
陈世美只能算是“国戚”，不能与血统上的皇亲混为一谈。
若他是皇帝的亲兄弟，亲子侄或叔伯之亲，包文正能否真的铡得了他，或还敢不敢铡，也许将是另一回事了。
封建之所以谓封建，血统是至上的。
至上到什么程度？
老婆那边的亲戚，该杀那也是按倒了就杀的。
理论上国丈杀得，皇帝他爸的毫毛是没人敢碰一下的——除非得到皇帝的授意。
而皇后的三亲六戚若犯了法，该怎么处置，全看皇帝对皇后的宠爱程度。
再说古代的户籍——士农工商皆属民籍。
农业之国，国税主要依赖农民缴纳，故农民的重要性排在工商前边。
士人中出
“干部”，出皇家倚重的栋梁之材，兹事体大，虽同在民籍，地位突显。
而所谓贱籍，从唐宋至元、明、清，成分越来越芜杂。
到明晚期，已细分为官户、杂户、乐户、疍户及堕民等种类了。
官户并非是指官员的户籍，而是指户籍虽直隶“农司”，但身在官府，听命行差于大小官员的下等民，多为战俘后代；
地位比奴婢略高，却也高不到哪儿去。
他们只能在相互之间婚配，不得娶嫁“良人”亦即士农工商，违者杖百。
没有武松那等抗击打的功夫，不被活活打死才怪了。
杂户乃指被判以“谋反”“降判”等“政治”罪名的人的后代；
后代的后代亦在其列。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57年）曾颁诏书，谓“一从罪配，百世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
道有沿革，宜从宽典。
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当永削之”。
“革”自然就是改革。
这“道统”的改革自然是进步。
我们今
人偏不以为然的话，那么今人又成了什么人？
北周的“天子”以为仁心一发，天下“自此无杂户”矣。
哪里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到了唐朝，“道统”又复原了，依然规定“杂户不得与良人为
婚，违者杖一百”。
并且更严了，“良人娶官户女者”，亦将受严惩。
却也留了一线希望，若有忠义表现，侥幸获得赦免，可跻身平民行列。
此外还有驿户——因亲属犯罪逃亡而被发配到偏远驿站的服役者。
营户——被强迫迁徙并从事营造苦役者。
乐户——罪犯亲属中有姿色和艺术细胞者，被选中为官为军从事声乐服务的男女，女性自然也得奉献身体。
乐户之地位与官户同等，也只能在同类中自相偶配。
疍户与九姓渔户，唐宋以后从四川、云南迁徙到两广及福建的草民，无土地，世代居水上，以船为家，善潜海取蚌采珠，主要以打渔市鱼为生。
他们中每有途穷路末，自卖为奴者。
从事优伶、舆夫、吹鼓手、剃头、抬轿子、演戏、说书等职业者，都被认为是沦落之人，户籍与丐户归于一档。
元、明两朝，男不许入塾读书，女不许缠足（反而是幸事），自相婚配，不得与良民通婚姻。
“即积镪过万，禁不得纳赀为官吏”——这种情况，延至清代；
出身铁定，绝不可变。
清朝出于满人自身的尊卑观点，对以上等级制度又有添加，连衙役皂卒也归入了贱民之列，严格禁止他们的子孙参加一切仕考。
所谓皂卒，穿黑衣的使唤人也。
衙役的后代即使已被过继给良人为子，仍不准应试。
而良民一旦被招募为衙役，其身份也便由良而贱。
清代刑律规定，奴婢伤害平民从重处罚——奴婢殴良人者，比凡人罪加一等，“至疾者，绞；
死者，斩。
”如奴婢殴“家长”，
属弥天重罪——不论有伤，无伤，不分首从，“皆斩”。
清代依然禁止“良贱通婚”。
康煕二十四年（1685），朝廷就八旗内部放奴为民颁发条令：
凡八旗户下人家，倘若出于自愿，可以“恩准”奴仆还自由之身。
随后，又将此条例推及汉官。
且明文规定，获释奴仆“准与平民一例出仕”。
康煕不愧为英明统治者，他此决定，为清朝的统治赢得了好口碑。
雍正五年（1727），朝廷又下诏，允许部分表现有功义的贱民脱籍归良。
诏曰：
“朕以移风易俗为中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
”
乾隆三十六年（1771），续颁“新法”——即使那些籍在疍户的和堕民，若经四代“清白自守”，亦可入平民籍。
于是，有助于我们明白，何以清灭明后，在不甚长的时期内就基本稳定了统治局面——靠的不仅仅是镇压。
而元灭宋后，对汉人全无德政可言。
故，清比元的统治期长久得多。
镇压与怀柔并举，努尔哈赤的后代们，在此点上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略胜一筹。
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史事呢？
盖因与中华民族的阶层谱系有关耳。
古今中外，所谓文化，确乎的，从来都打上阶层的烙印。
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乃是——阶层文化的烙印越来越式微，文化品质的一致性越来越成为大方向。
进言之，即——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经济基础不同的人们，在文化方面却越来越难以分出趣味之高低；
所谓“上等人士”未必同时便是文化优上者，所谓“下里巴人”未必不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者。
而大多数人，只要愿意，不但是文化受众，还完全可以是好文化之提供者、传播者。
知识分子间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总体而言都是文化，并无好与不好之分，所谓好坏，无非是一部分人为了实行对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操控而鼓吹与推行的利己标准。
君不见某一历史时期的好标准，星移斗转，“道”变人变之后，于是被证明为不好，甚至被证明是很坏的文化了吗？
此种现象确乎不乏其例。
但本人认为，不能就此便得出文化本无好坏之分的结论。
人是感受系统丰富的动物。
连细菌对人亦有好坏之分，何况与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理关系密切的文化呢？
某种文化彼时代被奉为好文化，此时刻被质疑、否定、颠覆，归于不可取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不是因为人们的文化评价水平提高了，能够以好的文化标准来衡量了吗？
人类已经与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密不可分地“相处”了几千年了，若在文化品质上至今仍不能区别好与不好，人类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一句“民为贵”抵过半部《道德经》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发布了逊位诏书，声明“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诏书是“大内”一等笔杆子所作，文采俊隽，有一吟三叹之韵，含催人泪下之情，端的属于极品美文，可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有一比。
仿佛彼们自打入主汉家，朝朝暮暮与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但同舟共济，而且亲如鱼水一般。
似乎彼们的弃权，是一百二十分对不起老百姓的内疚之事。
清朝的完结，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国体之崩溃，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和丧失过程。
封建国体与封建文化，如蛤蜊的双壳，是缺一不可的“配套”。
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为壳内绝对不会产生珍珠。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码不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罪孽更大。
在中兴时期，励精图志的作为可圈可点。
但是
像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一样，根本无法克服专制和腐败两种遗传其身
的“合并癌”。
于是规律性地由迷恋专制而视进步为天敌，由腐败
而腐朽终至晚衰、没落、不可救药。
既迷恋专制又想不怎么腐败
完全是异想天开。
因为越企图持久地专权便越会使劲加码地专制，
也就越会强调其特权的绝对性和全面性，于是特权渐趋无限大，而
腐败也就似乎不算腐败，不足论道了，于是不可救药。
封建国体由于先天的“合并癌”，其延续是一种向亡而存的存
在。
即使在其中兴阶段也是如此，好比带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时期
显现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谈到封建文化，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孔子的，并且一向会使
后人联想到与他同时期的老子，以及后来的孟子与“诸子百家”。
我偶谈孔子时，头脑中同时会出现两种“标签”——伟大的思
想家和伟大的封建时期思想家。
正如一谈到孔雀和天鹅，美丽与
优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时在头脑中出现。
研究孔子的学者和尊崇孔子的后人，似乎更喜欢说他是伟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没有什么历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国度。
而且人类社会的封建时期也并非便是一无是处的时期，封建时
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能产生孔子、老子及文
化思想方面的“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证。
同理，封建思想并非一概地一无是处。
伟大的封建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乃在于其思想不但有益于促进当时之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对于当代的人类社会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
不能要求孔子当年具有现代民主思想，这样要求古人既不客观也不厚道。
亦不能因为孔子当年并没宣讲过多少有点儿现代民主意识的思想而否定其伟大性，正如不能责怪古人仅仅发明了算盘而并没进一步研发出计算器而觉得算盘之发明不伟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影响最悠久和深远的是“君子”文化。
“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
“智”非指心机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么，孔子实际上是希望通过传播好人文化而实现其对于好社会的理想。
我们当下中国人每每热议的话题是——好社会之实现，好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好人多起来的作用更大。
窃以为，二者是不该对立而谈的。
若一种制度较开明，并且在向着更开明发展，那么当然好人越多，发展越顺利。
反之，做好人难，几乎只有做顺民。
但若想要将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变，那就还是得靠人。
不靠人靠神吗？
于是人的作用凸显了。
在此点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鼓吹制度决定论的胡适，竟也同孔子一样，在民国时期将社会进步的希望一度寄托于所谓“好人政府”。
胡适心目中的好人，与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如出一辙，无非是君子式的肯为社会进步奉献能力的人。
孔子当年也是面临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
叩问的。
他倒没什么帝王崇拜，他内心里肯定是主张天下为公的；
他将帝王也视为可以通过好思想化为“明君”“仁主”的人——他认为如此一来，好制度自然会由“明君”“仁主”来开创的。
在他所处的时代，“君”与“君”是不一样的，有的“君”确实想做“明君”“仁主”；
他以他的眼看从前，春秋前边的历史中，也确实有所谓“明君”“仁君”产生过。
所以，便不能认为他那么思想简
直是脑子进水了，完全违背社会良性发展之逻辑。
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在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
之际，现代民主启蒙思想家胡适，向当局有关方面呈文，一反不染
官职的清流之志，自荐要当“驻日大使”。
他意欲何为呢？
他要以和平之道，当面教导日本天皇改变支持军国主义的立
场，带头反对日本军方的侵华行径。
孔子也罢，胡适也罢，不论对于古代列国诸王，还是对于现代
日本天皇，所表现出的好愿望的颇为自信的一致性，证明的并非是
文化大师们的天真幼稚，而是古今中外文化正能量在特殊时期特殊
情况下的应急反应。
孔子与胡适；
古代与现代；
封建与民主；
儒家思想的鼻祖与新
文化运动的宣言者之间；
在主张和倡导君子人格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修养方面，穿越式地进行了复合。
一切古代的优秀思想的总和，乃是人类社会近当代优秀思想成果的母体——后者要么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要么是在质疑、解构、修正、批判和颠覆前者的过程中才形成其自身价值的。
即使是这一种情况，后者仍当感激前者，好比没有“面引子”，发不出好面蒸不出好馍来。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在孔子之前，世界上再无第二位孔子那样的诲人不倦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生比孔子晚出现了一百多年；
而中国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期的文化景观，气象之大超过古希腊三哲的影响。
若以孔子与古希腊三哲相比较——孔子的思想早于后者们一百多年，这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后者们的思想具有体系化的特征，并且他们的国所具有的初级民主之端倪，为他们的“国是”思考提供了“超君”想象的客观空间——这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大为不同，于是会对比出孔子之“国是”思想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而在孔子与老子之间，我觉得孔子的全部思想更切实际一些。
孔子的思想是语录式的，老子的思想是论文式的。
前者是入世的，主张有能力的人应为国为民有所担当，体现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精义。
就此点而言，我甚至认为具有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某些色彩，因而于封建的底片上，隐含着现代的线条。
老子的思想也是自成体系的，无须后人归纳分类。
《道德经》的思想维度比孔子的思想维度大，思辩风格一目了然，修辞的逻辑特征甚强，具有纵横驳论之锋，故后人亦称他那一派人物为“纵横家”——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辩证哲学。
近代有些研究者认为，孔子拜见过请教过问题的老子，未必便是《道德经》的作者，而《道德经》实际上产生于孔子死去很多年之后。
既然老子乃是《道德经》的“经主”似乎早已成共识，我们也只有将老子与《道德经》相提并论。
《道德经》之“道”指自然规律与人为的事物规律；
“德”指相对于两种规律的人的意识。
依老子看来，凡人为之事与物，基本上全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无为地生存于自然界中为最明智。
果而如此，人类的进化反成自身罪孽了，像动物世界中的一个寻常物种那么听天由命，似乎才是正理。
反之，最大之愚也。
在人为事物现象中，老子着力攻击的是所谓“圣人”们那套礼教之说和人类一切企图构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张人皆不应有为，是谓“道法自然”。
反之，伪也。
那么当然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全都是谎言。
我觉得，《道德经》的锋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圣人”孔夫子的。
大概孔子死后荣名加身，“老子们”是心有不快的。
但问题是，其矛头一经对准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于是暗淡了——因为孔子的某些思想，毕竟有益于人之心性的进化。
“是以圣人之志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诫作为统治者的“圣人”，“使民无知无欲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复礼”为己任；
老子以“愚民”为天职。
孔子力图诲君王善为而为；
老子则苦劝“圣人”谙不为之妙理。
关于《道德经》的“愚民”主张，实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此点上，我认为与孔子试图以仁义礼智信化民的主张相比，绝不是什么更高级的思想，而是横看竖看都属于糟粕。
冯友兰论及老子，认为他的思想成果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仅就其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辩性精彩的部分而言，并不算是过分的美誉。
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无视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国之学界有种长久的通病，便是对所谓经典的一味赞美。
尤其是成了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以后，更是习惯于论瑕为美。
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饭碗就低等了似的。
在此点上，不要说不及西人治学的客观了，就是连致力于传授的古人也不及的。
后者们对所谓经典也还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贡献新思想。
而当代的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大抵本无独立见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赞美。
依我看来，在“愚民”这一点上，《道德经》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共同之处。
他们二人，当然是不可能进行过思想交流的。
在所处时期接近的历史长河中，在都未至彼国的前提下，竟不约而同给人类的好社会之实践开出了愚民的药方，这倒是值得思索的。
我们今人不因而否认柏拉图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当然也不应因而杯葛老子。
打几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类还没产生过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圣经》。
至于孟子，比孔门的任何一名弟子对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没。
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还善于讲故事——起码在他生前是那样。
孟子诲人不倦的对象主要是君王——在此点上他比孔子幸运。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受待见之时少，列国的王们都是军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变的王位巩固之术和取胜避败的战术，对文化统治这种“软实力”的重视相当漠然。
到了孟子的时期，王们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盘了，退市了，都与彼们在本国的民心状况有一定关系。
孔子的学说乃是引导彼们“团结”民心的，死后的“学术”影响大于生前。
孟子继承了孔子衣钵，宣传且有发扬，于是王们都想听听他的高见了；
反正听听对自己并无损失，最大损失无非就是浪费了点时间。
故也可以说，孟子得以见到几位王，当面贡献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后名的光。
孟子治国理念的核心是“仁政”，这种理念说多了，劝诲不免有了教诲的意味，王们其实是不爱听的。
《孟子》七篇只记述其见了哪几位王，向彼们阐释“仁政”道理时打了什么比方，讲了什么故事，无一字记述王们采纳了没有，采纳后治国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就在于他讲他的，王们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而已。
好比当下的中国，商战之势汹汹，老总们都怕出局或急于上市，兼并别人；
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们认为理念上成立，解决不了彼们的当务之急。
这也难怪彼们，实际情况也是，往往还没能实践“仁政”呢，自己的国已被灭了。
孟子的专执一念，并不意味着他好为王师，也并非是他想靠贡献思想混个一官半职。
他肯定是有人文情怀的人，是真心恤民爱民的思想家。
他心目中的民，比老子心目中的民地位高多了——坦率来讲，我认为老子的民思想是阴暗的，不光明。
我想孟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使一王仁，于是“仁政”便得以在一国实践，于是百千万民便可享“仁政”之福泽；
于是为别国的王树立了榜样，天下太平，诸国和睦的局面有望开创。
所以孟子比孔子还理想主义，他的理想太阳光了，几近于天真无邪。
孟子有句话说得很牛，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此话是“天下为公”的最明确的注脚。
我每为孔子遗憾——若此话出现在孔子语录中，“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估计喊不成响了，“文革”中的“批孔”运动
也更难推进了。
孟子死后，被尊为“亚圣”——不是王们、皇们、帝们封的，
而是历代学人与民间百姓相当一致的加冕。
可以断定，与其“民为贵”之思想有很大关系。
我一向觉得，一句“民为贵”抵得过半部《道德经》。
自古帝王不读书
“自古帝王不读书。
这话有点儿绝对，却有普遍性。
与民间那句“慈不带兵”的
话异曲同工。
后四个字且不论了，成年人都懂的。
前句话却须略
说一说，与本书内容有关——世上本无帝王，想当帝王的人多了，
就有了。
帝王者，欲永据“天下”为家族“社稷”者也。
中国之“家天下”，据说始于启。
但关于夏朝的信史尚不确凿，所以今人
也只能当作莫须有之事。
先是王们多了起来，便都盘算着称帝。
于是你发兵灭我，我
率军攻他。
此王消灭彼王是辛苦又玩命的事，并且肯定要绑架众
生，哪里有闲工夫读书呢？
所谓圣贤书都是教诲人戒霸心的，戳他
们的肺管子，当然更反感了。
“马上得江山”，说白了是指第一代帝王们的“事业”是靠双手
沾满了鲜血才成功的。
但二世主、三世主……后数代乃至十几代的王位帝位继承者，
都是必须读些书的。
家天下仅靠自家兄弟的能力难以长久统治，何况自家兄弟之间也每因谁更有资格继位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于是借力势在必行。
借什么人的力呢？
当然是借众臣之力。
众臣中多是读书人。
汉以后，科举制度更趋完善，为帝王效忠的众臣关于往圣之书的知识水平普遍高了，文韬武略一套套的，奸臣腐将也能那般——这种情况下，继位的帝王们不得不跟上形势与时俱进也多读些书了。
否则，没法与众臣讨论国是了，那起码是面子问题。
帝王们的面子尤其是面子，不是闹着玩的。
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辈也很重视对他们的文化栽培，他们的老师都是当朝的学问家，德才兼备的人物。
所以，排除非正常接班的情况——多数正常接班亦即以成年之龄接班的帝王，文化水平是不成问题的，起码够用，说起话来不至于丢帝王的份儿。
他们中有人还颇好文艺，甚至才情较高。
比如宋徽宗，诗画皆佳。
至于成了俘虏，失了半壁江山，原因很多，非一己之责。
在他们小的时候，国师不可能不授以孔孟之道。
但讲到孟子时，国师们却都是有保留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句，国师们都是绝口不提的——那不是成心找修理吗？
所以孟子也就一直是“亚圣”，“反动言论”、历史“污点”被遮掩了。
孔子并非一直是各朝各代的文化偶像。
大唐时的朝野并不多么地重视他，影响也很有限。
唐代朝野更青睐的是佛教，以至于某个时期，好逸恶劳的青壮
年男子纷纷出家，社会生产力都下降了。
这使唐武宗很光火，下旨拆了许多庙，赶跑了许多和尚，勒令还俗，逼他们能干什么营生干什么营生去。
宋朝也没太拿孔子当一回事儿。
宋的朝野比较崇尚道教。
南宋退据长江以南之后，有几年风调雨顺，国耻伤口渐愈，经济发展态势趋好，于是都热衷于及时行乐与养生之道。
却好景不长，还是亡了。
南宋之亡，与从皇室到朝廷官员、从士林到庶民的颓废迷醉，纵娱恣乐的国风有关。
岳飞死后，半个宋朝军心难振，士气沮丧，军队锐志不再，所以连梁红玉都得率女兵与金兵进行水上战斗了。
李清照诗云：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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