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中较重要的文化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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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总数已达20余件,勾云形玉器包含两个基本主题―勾角和小凸。
利用勾角和小凸不同方式的组合构成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各种形态,其中尤以1971年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的大型墨绿色玉龙为代表。
接着在巴林右旗和辽宁文物店也发现了类似的玉龙。
分析这些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为装饰类(如环、珠、等);
二为工具类(如斧、棒、纺瓜等);
三为动物类(如猪形、鸟形等);
四为特殊类(如璧、箍形器等)。
其中箍形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典型器类之一。
把以上几种类型的玉器形状与当时的文化联系起来看,红山文化特殊类和工具类玉器应为满足宗教典礼需要而制作的。
这种勾形玉器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它们在墓葬中多放置在死者的头胸部,说明红山文化已将玉器作为礼器使用,这对后来的商周文化是具有影响的。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龙与赵宝沟猪龙尊形器之间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玉龙的发现说明内蒙古地区是探索中华龙崇拜的重要起源地。
中华文明一向被形容为“上下五千年”,然而自现代考古学建立以来,能够证明文明存在的地下证据只能将中国文明史上溯到四千年前。
红山文化的发现似乎证实,中国确实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因此提前了一千多年。
抵制“红山文化”的称谓,举起“大凌河文明”的旗帜
牛河梁何需“挂靠”红山
牛河梁遗址与红山文化遗址,都是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
根据我的粗浅理解,红山文化的若干处遗址好比黎明前夜空中闪亮的星辰,牛河梁遗址更像华夏文明破晓的第一缕曙光。
因此,我不明白,考古界和传媒界为什么要把两者捏合到一起,称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
或者说,牛河梁“挂靠”红山,有必要吗?
牛河梁遗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位于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
连绵起伏的山岗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
在距离牛河梁仅三四十公里的大凌河沿岸,喀左县东山嘴还发现了的牛河梁人的居住遗址。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距今约5500年。
以红地黑彩陶器和压之字纹陶器共存,大型打制、磨制的石农具和用于切割刮削的细石器工具共存为主要特征。
因首次在赤峰市郊区红山附近发现这种原始文化遗址而得名。
它以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
从区位上说,牛河梁遗址所在的朝阳与红山文化遗址所在的赤峰,是相邻的两个城市。
但是,从空间、时间乃至历史意义上看,两者存在本质差异。
牛河梁遗址与红山文化,分别属于大凌河与西辽河两个不同的流域。
牛河梁遗址,在大凌河流域;
红山文化遗址,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
大凌河与辽河这对姊妹河,有很多相象,也有很大差别。
她们的发源地和入海口距离都很近——在辽、冀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发源,在渤海锦州湾入海。
但是,“姊妹俩”所走的道路却各不相同。
努鲁儿虎山和闾山,是她们在上游和下游的两道分水岭。
所谓的红山文化若干遗址中,位于大凌河流域的不仅有牛河梁,而且有号称“华夏第一村”的赤峰兴隆洼和发现了“中华第一龙”的阜新查海。
而且,后两处都是早于赤峰红山的文化遗存。
牛河梁遗址,与红山文化不存在时间上的相互承接
大凌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和查海遗址,是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是“玉龙故乡,文明发端”,比红山文化要早“一个阶段”。
兴隆洼和查海的先民,创造了大凌河流域的原始文化。
在“逐水草而居”的岁月里,河流是我们的祖先选择“聚居区”的首要条件。
我们应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兴隆洼和查海先民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他们的文化,也在大凌河两岸广泛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进步。
两三千年以后,大凌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上游牛河梁地区形成了最初的国家。
东山嘴遗址连同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绚丽开篇。
对“辽宁西部”与“辽河以西”概念的混淆,导致了牛河梁的定位错误
历史上,辽西指的是辽河以西的地区。
但是,当今的辽西,实际上是指大凌河流域和辽西走廊为主的辽宁西部地区。
辽宁西部与辽河以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也许是因为受到历史的影响太多,人们将整个辽宁都归入了辽河流域;
也许大凌河不够大,不到400公里的总长度可以被太多的人所忽略;
也许是老哈河(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让人们产生了认同感,便将大凌河流域象牛河梁遗址这样的惊天发现慷慨“让度”给红山文化……
甚至辽宁省的考古专家郭大顺都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黄帝生息地锁定辽宁红山”。
也许,郭大顺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红山”,是指红山文化所覆盖的辽西地区。
即便如此,也不能掩盖他对大凌河流域的短视或者偏见。
巨大的差异,决定了红山文化与牛河梁遗址不可同日而语
红山文化很灿烂,很幸运。
她为中华文化揭示了黄河长江以外的另一条源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被发现得早。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抹平两者在考古意义上的巨大差异:
红山是“文化”的遗址,而牛河梁是“文明”的遗址!
《现代汉语词典》说,“文明”是“文化”的“较高阶段”。
牛河梁遗址更伟大,更辉煌!
她曾经是大凌河流域上古文明的核心区域!
如果将牛河梁遗址比喻成早期文明的一朵奇葩,那么她的根在查海,茎在大凌河,部分枝叶在红山。
牛河梁,向世人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古国的风采!
她让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最早的1000多年的神话传说,变成了确确实实的历史!
“回归”大凌河,有助于破解牛河梁古国文明“衰落”之迷
考古专家们困惑:
创造了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的牛河梁
人,为什么在进入文明的门槛以后突然衰落(或消失)?
作为考古学的门外汉,我认为专家们犯了第二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他们受到了秦始皇的“误导”,把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着眼点局限在长城之内。
第二个错误呢?
恐怕是自己误导自己:
因为红山在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他们便想当然地将牛河梁归到了辽河流域。
如果考古专家们的头脑向右转一点,视线进入大凌河流域,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积淀,也许会让他们产生不同的结论。
盘古、女娲、皇帝、颛顼,牛河梁、孤竹、徒河(屠河)、燕,东胡、鲜卑、蒙古、满、汉,龙鸟化石、河口湿地、红海滩、海上“天桥”,北方镇山、北魏石窟、天后宫、娘娘宫,齐桓公伐孤竹、吕洞宾助辽抗宋、明清松锦大战、辽沈战役,东北抗日义勇军发祥地,蒙古戏和二人转的发祥地……大凌河流域如此浩瀚的历史、民族、人文和自然元素的汇聚,还不足以吸引考古学家的目光,难道是大凌河的错吗
考古学家们已经来到了龙的故乡。
环顾左右而不得其门,是因为被红山遮住了双眼。
8000年的历史证明,大凌河流域是龙的故乡
中国发现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是在大凌河流域查海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型石塑龙。
查海遗址的特征是玉文化和龙文化,又称“玉龙文化”。
诸多考古成果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大凌河流域是“玉龙故乡,文明发端”(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题词)。
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我们就不能否认:
我们的母亲河,有长江,有黄河,也有大凌河。
在母亲河三姐妹中,大凌河“身材”最小,“资历”最老。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大凌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中的“大姐大”。
中华龙脉,在大凌河的波浪中永续搏动,生生不息!
本报讯首席记者叶枫报道辽西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甚至比中原的文明还要久远。
昨天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成立,并明确提出这一观点。
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将进一步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
研究会表示,将团结全省爱好红山文化的社会各界人士,集收藏、考古、研究为一体,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解决中国历史、考古中的关键问题作出积极贡献。
研究会说,红山文化在我国考古和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研究会会长易仁先生引用著名学者苏秉琪的话说:
“如果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1000年。
”
红山文化古玉器是古辽河文明的产物,研究会介绍,红山文化古玉器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发现较早年代文明的证实。
距今5000年的光辉历史,是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勤劳勇敢的象征。
辽宁红山文化之来龙去脉
(一)
《转载》(2008-10-1016:
2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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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牛梁山
红山文化
历史
杂谈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中,一向视中华文明史为上下5000年,然而从考古学角度,其地下证据只能上溯至4000年——红山文化提供了前1000年文明史的实物证明。
自秦始皇以长城将华夏大地南北两分,中原即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就成为2000余年间不争的事实——红山文化向世人揭示,素以荒蛮称世的北方,亦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红山文化以其灿烂的远古文明,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式。
红山文化是指华人祖先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于北从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
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村,而于1955年正式得名,并将其后面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之代表为牛河梁——牛河梁位于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居大凌河、老哈河之间,是蔓延于努鲁儿虎山谷的三道黄土山梁。
自20多年前红山文化得以在此发现并发掘,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就变得大气十足,几乎在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女神庙处于整个遗址中心,面积75平方米,现被圈起,并用8道房梁搭了个篷。
篷内只是一块长方形空地,凹凸起伏,坚硬的黄土地残留着发掘的痕迹。
远近松涛在篷外阵阵呼哨,使之显得空旷而又苍凉。
由于科技上的不足,当年只对女神庙进行了局部试掘,之后掩上黄土,一直保护至今。
至于何时才能具有足够的技术支持,没有人说得清。
试掘之时,女神庙出土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
最令世人震惊的是女神像残件,分属于6个个体,有大小不一的女神头像、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
女神头像缺了半边耳朵,整个面部表情却依然生动。
绿玉石的眼睛深深凹进眼窝里,使眉骨、颧骨显得很高。
嘴巴有点特别,回缩微咧,好似略带笑意。
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
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
当年女神头像重见阳光的辉煌一瞬,曾被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抢入镜头,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刊登于国内外大小报刊。
后人一片喧哗,祖先雍容自若。
环女神庙而建于各山头的,是诸多积石冢和祭坛。
所谓积石冢,即以石板搭建的坟墓,其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
祭坛则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
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的特征之一,与国内华北、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土坑为主的墓葬形制完全不同。
纵观牛河梁发掘的所有遗址,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
大墓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
大墓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古人,无疑已经学会了区别,以及区别对待,从而形成阶级的雏形,文明的原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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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山文化之来龙去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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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的墓葬另有一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
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亦迥然不同。
其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比较养眼的有玉龟和玉凤、玉人。
而其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猪龙。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玉猪龙,是用巴林石雕刻的仿制品
牛河梁第4号墓为成年男性,随葬品不多只三件,但除了一只枕于头下的玉箍形器,另两件均为珍贵的玉猪龙。
两只玉龙安卧于人体胸腔,一大一小,大的10厘米多一点,小的充其量6、7厘米;
一绿一白,绿的莹澈闪亮,白的泛着微黄;
头朝下,背靠背而眠。
通体胖嘟嘟,头部肥大,支楞着饱满的双耳,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好像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人。
其神其态,酷似女神庙对面的猪首山。
龙是炎黄子孙的原始情节,其究竟起于何时成于何物,现已难溯其源。
历来最流行的说法是闻一多先生的观点。
闻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再结合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形成——内里没有猪的影儿。
事实上从发现第一块玉雕龙时起,其命名就已被考古界吵得沸沸扬扬。
有人认为其形像鹿,有人认为像熊、像金龟子的幼虫蛴螬,甚至像胎儿、像道家的阴阳鱼儿,不一而足。
直到2003年10月21日,在距今8000余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个由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形动物,静静地躺在一个大灰坑里,活脱脱一只巨龙,其龙头部,安放着一只野猪头骨。
——“玉猪龙”由此叫响全世界,并认为其不仅仅是一种饰品,而更应是一种图腾物。
玉猪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红山文化另一处遗址——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龙即属此类;
另一类环体肥厚,形象似猪,称“玉猪龙”。
牛河梁出土的玉雕龙均属此列。
红山文化北从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科左中旗、开鲁县,到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三星他拉,再到辽河上游及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阜新、赤峰、喀左、建平等地,其文化行程陆续南移,一直到辽河入海口的盘锦。
盘锦于1982年在市郊发现七处红山文化遗址,并于地表采集到彩陶器残片、细石器、玉石斧、磨制石斧、网坠等,至今没有进行发掘,以至再无收获——辉煌数千年的红山文化,据此在长城以北消失了踪影。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红山文化外,还有距今三、四千年前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
两者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其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均有一定相似性,尤其是红山文化“C”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大目兽的面纹,具有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
遂有学者以此为据,推测后期红山先民迁至盘锦后,曾沿着渤海湾海岸线陆续南移,不断向中原迁徙,从而使长江下游文化面貌剧变,融入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最终形成了良渚文化。
进而推出一个足以令世人震惊的结论:
史前更为发达的文化,并非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韵文化,而恰恰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除长江、黄河之外,辽河更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