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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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语言又本质上区别于其他文化。

这表现为它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它记录了人类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的文化世界。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影响制约的。

一方面，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任意的符号系统，一味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无法解开人类的语言之迷的。

”[5]要真正揭示人类的语言之迷还应当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入手。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信息，这信息就是民族文化的积淀。

”[6]“语言的生命在于交际，交际活动能力便是语言的本质所在。

” 

[7]“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8]一个完整的交际场合是由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组合而成的。

在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有一个文化世界，正是文化世界决定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本质就在于它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之中。

既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因此语言的运用就只能在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语言材料只有同文化背景协调一致才能够达到好的表达效果。

”“既然语言是文化载体，那么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共变关系乃是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联系民族文化来研究民族语言乃是语言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9]这些观点都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同文化的关系。

（二）语言处在不断地运动过程中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无限的积极的精神活动。

它不仅是思维活动进行创造性综合的结果，同时也是思维活动的工具，它力求把思想变成思维的表达者，因而，“语言永远不会有静止的时候”。

[10]从历时的角度说，从它产生后，就开始了其不断变化的历史。

“语言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处在不断运动、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退着。

”[11]从共时的角度说，语言的诸要素也呈现出一种积极活动的开放状态，在不同的使用情况或语境中，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交换着能量。

在交际活动中，语言以自己的变体——音位变体、语素变体、词位变体、义素变体、义项变体、句子变体等——来体现自己的功能，即语言通过向言语的转化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正如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所说：

“语言的生命就在于交际，交际功能便是语言的本质所在。

人类的交际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现象。

”[12]]从历时和共时它都在运动这一角度说，语言存在于运动之中，或曰运动是语言的存在形式。

王希杰先生的语言定义正体现了这一思想。

王希杰的语言运动观不仅反映在“语言”和“修辞学”的定义中，而且反映在作为其语言学理论大厦主要支柱的三组理论范畴（四个世界、显和潜、零度和偏离）中（后文当叙及）。

我们可以把他的语言运动观的要点概括为：

⒈语言是一种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处在不断地从无序向有序运动过程之中的、动态平衡的符号体系。

⒉语言的运动集中地本质地体现在“以为了提高交际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而对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地积极地开发和利用”的修辞中，因为语言诸要素的运动只是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封闭式的小运动，而修辞则是整个语言结构系统在种种非语言因素配合下的开放的大运动。

⒊语言运动的宏观表现形式主要是在一定条件下显性和潜性的相互转化、零度和偏离的相互转化，尤其是零度和偏离的相互转化几乎可以概括语言运动的一切现象。

⒋语言运动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功能的潜在性、交际作用的能动性以及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制约和推动。

王希杰的语言运动观以辩证的思想，完全打破了将语言看作一个封闭的、静止的、绝对不变的世界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着变异的、以运动为形式而存在的全新的语言世界。

（三）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和动态平衡

语言不但在不断地运动，而且在从无序向有序的方向运动，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状况，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语言的各个子系统和组成部分之间具有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这一系统能够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

”[13]“所谓的自我调节，从根本上看，其实就是系统维护自己内部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运动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思维定式、一种习惯。

甚至可以认为对零度的偏爱和维护行动是人和一切动物的一种本能的行为。

零度就是美，对零度的偏离是不可容忍的，恢复到零度是人和动物的一种本能的行为。

系统的平衡就是零度，对系统的任何偏离都只是暂时的现象，最终必须恢复到零度形态。

”“所谓自我调节功能其实就是维护系统自我平衡的一种运动方向”。

“自我调节的目的是对零度的维护和恢复，其结果往往是新的零度的创造。

”[14]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内外两种原因，语言运动的外因是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类思维的变化，内因是语言自身结构要素之间的矛盾。

“外部的因素只有通过语言内部的矛盾才能起作用。

旧事物消失了，词语可能跟着消失，但也可能保存下来，继续为社会服务。

新的事物出现了，可能会导致一些新词语的产生，但也不一定。

外部因素必须是、也只能是通过语言内部的自我调节系统发生作用。

”[15]这是因为语言有自己固有相对独立的生命内核和本质特征：

作为人类交际手段的能动性。

正如柯杜霍夫说：

“语言体系的历史变异性和能动性——这是语言所固有的本质。

[16]语言一方面受社会变动的影响而发展变化，一方面又保持着动态平衡，这正说明语言自身有一种自我调节的特殊功能，能够不断满足人类社会对它的多方面、多层次、不断变化着的需求。

语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表征着语言自身本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运动系统，它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自身特有的形式和特点相对独立地运动、变化、发展。

从人类对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发生很晚并且其作用微乎其微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语言都并不是从混乱走向混乱，而且是在从无序向有序的进化之中，即使在社会的大变动时期，在语言的大变动时期，即使在一些人为所谓的语言混乱莫名惊诧、目瞪口呆、痛心疾首、破口大骂的时期里，从本质上看，从主流上看，语言依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大系统，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规范不过是语言的进一步大发展的伴随物而已。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大系统，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17]因此，王希杰以为，人类对于语言只能因势利导，顺应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发挥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而决不是同语言对着干，或欲干“征服语言”、“改造语言”之类的事。

（四）语言是具有非系统性特征的系统

索绪尔把语言看成是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这推进了现代语言学在科学化、精密化、公式化的大道上大踏步地前进。

但由于过分强调严密性，又使语言研究走上了公式化、形式化的道路，有背于语言实际，影响到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

而王希杰则认为：

“一切的自然语言，的确是一个系统，但又具有非系统性”，造成语言非系统性特征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五种：

第一，“人类的自然语言是在人类的不断进化过程中逐步地产生，而不是上帝一次设计出来的，在这宇宙之间，凡是逐步产生的东西都必然带有某种非系统特征。

”[18]第二，“语言是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19]大凡开放的系统都必然有非系统性，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旧的残余。

“从本质上来说，语言是动态平衡的音义符号系统，这就决定了它永远具有非系统性。

”[20]第三，“由于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等级系统，每一个层次和等级内部是一个相对严密的等级系统，于是同一语言事实，从不同的子系统观察，便呈现出矛盾的非系统的现象。

”[21]第四，“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要满足人们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要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它受到社会心理、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人类社会本身，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民族文化等所具有的非系统性便导致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

”[22]第五，“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人类的交际活动又是多层次多等级的复杂多变的。

人类和多种多样的交际活动便导致了言语活动对语言规范的多种多样的偏离和变异，冲击和破坏了语言的系统性。

”[23]

可以说不对称性、非系统性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一特点虽有人论述过，但将它作为语言的重要特点放在定义里来阐述似乎也是第一次。

这“第一次”工作就是王希杰干的。

不仅如此，王希杰还告诫人们：

“对于语言的非系统性，我们应当承认它、尊重它，研究它，不可以或摈弃它或曲解之后纳入什么条条框框之中。

”[24]

（五）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

虽然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这个工具并不是最完美的，并不是如有人针对汉语所说的“古汉语的修辞和现代汉语一样，须是没有漏洞、无懈可击的。

”王希杰认为：

“不管一种语言是多么地发达，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许多的缺环、空档、空符号（lexcalgap）。

”[25]这就是说，语言是有缺漏性的。

他不仅指出了语言有缺漏性，还探寻了语言缺漏性的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语言缺漏性的产生和存在，首先是因为人类的语言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在人们常识范围内形成的；

同时语言是历史地不断地演变和发展的，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语言，它的演变和发展又是受到社会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而民族文化和社会因素本身又具有缺漏性、非系统性、不对称性；

第三，语言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等级系统，各个子系统并不简单地一一对应，也并不对称均衡，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制约，有正比例关系，也有反比例关系；

第四，在语言的历史地演变和发展之中，由简单到复杂和由复杂到简单两条路线并存而且相互制约着[26]。

王希杰还揭示了语言的不自足性：

“在交际活动中语言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工具和手段方面，也是不自足的，它需要得到许多非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如情景、体态等等的多方面的帮助才能顺利地实现它的交际功能。

而且各种非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将会影响、制约、改变、异化语言的意义内容。

这就是语言交际活动中的不自足性。

”[27]

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缺漏性和交际不自足性的语言世界，王先生指出，语言学家不应当夸大“语言的陷阱”、“语言的迷宫”，但也不应当不承认它的存在，“应兼顾诗人和哲学家两个方面，并把这一对策建立健全在承认人类自然语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机制这一科学基础上，力求这一对策能够保持和促进‘人——语言——社会’三者的和谐一致的关系。

不是征服语言，更不是抛弃语言，而是挖掘语言的巨大潜力。

”[28]这就要研究语言缺漏性和交际不自足性的表现方面和表现形式，研究它产生的原因和制约因素，研究人类如何运用这一不完善的工具来达到了较好的交际目的等等。

在《修辞和漏洞》一文中王希杰也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话语中的漏洞，要联系交际全过程、交际的客观模式来看漏洞，还可寻求漏洞在交际中的不同作用。

王先生还主张建立一门学科——“漏洞修辞学”来研究正负漏洞的类型及如何利用漏洞提高表达效果。

这些对于语言学和修辞学乃至哲学建设都不无裨益。

从中我们也看到，王希杰的“语言漏洞”说和交际的不自足性的观点是建立在扎实的对大量语言现象观察、分析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更易于切近语言的本质。

二、崭新的修辞观

什么是修辞？

什么是修辞学？

修辞学的性质、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

这都是在语言观指导下的修辞观决定的。

修辞只是追求美辞，就是运用辞格；

修辞学是运用语言的雕虫小技即“修辞术”，或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

修辞学属于艺术门类或语言美学即美辞学，不属于语言学；

修辞研究的对象只是辞格和书面语言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曾坚持或仍在坚持的修辞观。

而王希杰针对这些说法，提出的是崭新的逼近修辞本质的修辞观：

所谓修辞，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交际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而对语言世界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开发和利用。

[29]

修辞学是从表达效果出发来研究口语和书面语在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常规、变形和正负偏离现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辞规范及超规范、反规范的模式的一门语言科学。

[30]

真正科学的修辞学就是从语言世界与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中考察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得到的规律、规则的理论体系。

”[31]

王希杰认为：

修辞学是语言运动学或叫语言动力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运用中的语言和语言的运用问题。

如果说语音、词汇、语法是静态的、封闭的、单一的，那么，相对而言，修辞则是动态的、开放的、综合的。

语音、词汇、语法都只能在语言的一个子系统内部运动，当然，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制约转化的，而修辞则是整个的语言系统结构的运动，而且是在种种非语言的因素配合影响制约之下进行运动的。

修辞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的学问。

修辞学是内部的微观的结构语言学同使用语言的人和社会之间互相联系的一个桥梁，也是内部的微观的结构语言学走向社会、走向使用者的一个必由之路。

整个语言学的社会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着修辞学。

[32]修辞学研究的是从语言到言语的投射过程，即一般的抽象的共同的语言是怎样转化而为具体个别的千差万别的言语的呢？

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制约着这一投射转化过程的呢？

[33]语法研究的是语言的静态的规则系统，而修辞研究的却是语言的运动态。

修辞过程其实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这一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为影响选择的变量太多，所以，这一选择就不可能是绝对的[34]。

“修辞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修辞学是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

”“修辞学是研究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语言学”[35]修辞学既研究显现的修辞现象，也研究潜在的修辞现象；

既研究修辞规范也研究修辞变异等。

总之，在王希杰看来，修辞学是动态的、开放的、综合的，立体的。

这种修辞观，将修辞研究由原来的静态转向动态、由以辞格研究为中心转向研究语言运用的过程和一切语言现象,是对修辞学研究视野的大幅度扩展，是对修辞和修辞学本质的创新认识。

三、全息的理论体系

许多人认为，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有三个产生重大影响的修辞学体系：

陈望道的“《发凡》体系”、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体系”和王希杰的“《通论》体系”。

如果说陈氏体系是“以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以适应题旨情境为贯串中心线，以‘修辞的两大分野’和‘语境的三境界’为骨干”[36]构建的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修辞学体系；

张氏体系是以语言因素与修辞、修辞方式和寻常词语艺术化、修辞和语体为框架，以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为基础，以变通为中心，联系现实语境，以达到美好的表达效果为目的而构建的一个别开生面的修辞学体系；

那么王氏体系则是“以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为框架，以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为两轴，以同义手段为贯穿线，按照得体性的原则，重新组织和甄别语料，构筑成的现代修辞学的一个全新的殿堂。

”[37]王氏体系超越了陈氏和张氏体系，被学界称为“三一语言学”体系，是颇具世界意义的博大精深的原创性科学体系。

王希杰的“三一”理论体系的基石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能产性极强的三组基本概念：

（1）四个世界：

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

（2）零度和偏离

（3）显性和潜性

王希杰一脉师承方光焘的学术思想，认为：

“和索绪尔以及现代的门徒们不同，我们不认为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自身并只是为了语言自身而研究语言。

我们认为语言是语言学真正的唯一对象，语言学必须研究语言本身。

但是，对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还不是语言学的一切，语言学必须同时研究语言赖以存在的东西，以及语言和这些东西的关系。

事实上，也只有在和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之中，语言本身才能够得到更正确的阐明。

”[38]“在此认识基础上，他着眼交际场所，立足修辞学阵地，提出‘四个世界’理论，全面阐述语言世界和非语言世界的种种关系，把索绪尔静态的系统的语言改造成鲜活的网络结构语言，指导人们有效的使用语言，为研究语言开辟了新路。

”[39]

“四个世界”是修辞的必要条件。

王希杰认为，“所谓修辞，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交际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而对语言世界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开发和利用。

”[40]“四个世界”理论以浓郁的人文性、开放性涵括了与修辞有关的一切因素（包括语言的、非语言的）及诸因素之间尤其是语言世界同其他三个世界之间的统一体，认为单从语言世界解说修辞是徒劳的。

这一理论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零度和偏离”是修辞的逻辑起点。

为了寻找到一般的抽象的规律，修辞研究就必须从一般的理想的状态出发，必须运用理想化的方法。

但是，修辞不能回避现实；

现实是：

一切都是对理想状态的变异和偏离，不过过程有所不同罢了。

面对交际活动的现实，修辞学就必须有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

基于这种需要，王希杰先生运用了“零度和偏离”这一组范畴。

“零度”是适应理想化方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偏离”就是面对现实的策略和手段。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相互参照，才有可能更清楚地解释和分析修辞现象。

如果说“零度是用来描写‘正常的’、‘规范’的‘中性的’话语修辞状态，那么‘偏离’则是用来描写对‘零度’的违反状态的。

”[41]“如果语言中的一切是零度形式，那么言语中的一切就都是偏离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修辞学所研究的是从语言到言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偏离的原因、条件、方式、类型和途径。

”[42]作者从宏观角度雄视语言，将其概括为零度语言和偏离语言，而偏离又可分为正偏离和负偏离、理论偏离和操作偏离、大偏离和小偏离等等，一切修辞现象都涵括其中，概莫能外。

零度和偏离这对修辞范畴不仅存在于语言世界，也存在于其它三个世界中，存在于一切交际活动的一切变量之中。

零度和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等每对概念中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可相互转化。

在这里，传统修辞学中两个矛盾概念间的绝对对立不存在，佳句和病句间的绝对界限不存在，而且病句破天荒地成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在王先生看来，“偏离”其实是语言的本质，“零度”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假设出来的理想化的语言形式，在交际活动中，根本不存在什么“零度”的标准化的语言，而存在的只是“偏离”。

偏离有正有负，只视交际效果而定。

交际效果好的就是正偏离，不好的就是负偏离。

“偏离会使人产生惊讶的感受，而令人惊讶的效果正是修辞学的目的。

”[43]以交际效果作为修辞学的标准，这就完全打破了“美辞学”的樊篱，使修辞学从纯语言的象牙塔中走出来，走向语言同非语言相结合的更加广阔的天地。

这一组范畴以其高度的概括性可以解释语言中的一切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

“王希杰构建的零度和偏离理论是全新的首创，没有现存的模式取样和改造。

这对概念是用辩证法研讨语言本体和语言应用的关系，就其本源说，是在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础上脱胎衍生出来的。

”[44]对这一组概念的论述使我们看到，“王希杰熟练地应用辩证法，把语言和言语从本体和应用的联系和关系辨析得透彻入微，比起索绪尔说的‘言语事实总是在前的’，‘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更精当，更具有哲理。

”[45]

“显性和潜性”是修辞的动态运作。

“三一”体系认为，语言可分为显性的和潜性的。

客观地存在于人们面前的语言称之为“显语言”，历史上出现过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语言成分和那些即将出现的语言成分便是潜语言。

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应当是“语言=显语言+潜语言”。

在语言世界中，显语言和潜语言也是对称的。

凡有显语言的，就必然对应地存在着潜语言，但是不能说，凡有潜语言的就一定有显语言。

事实上，潜语言就比显语言多得多，它们两者又是不对称的。

显语言就是语言的组合单位系统，潜语言就是语言的聚合单位系统。

组合单位具有线条性、显在性、规则性等特点，聚合单位则具有联想性、选择性、潜在性、非规则性、非系统性的特点。

索绪尔和结构主义一直把显性的组合关系看作语言的本质，回避对潜性的聚合关系的研究，而王希杰则把着眼点放在语言的过程性、可能性，亦即动态的创造性或开放性上，这样就消解了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把比显性的语言单位多得多的潜性语言单位也作为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语言的外延，扩大、开发了语言研究的领域。

“显性和潜性”这组概念主要从动态运作的角度演绎出了“语言”的全部外延，一切语言现象都逃不出“如来佛”的这两只手心，以之可以解释语言世界中的经验的语言和推论的语言、归纳的语言和演绎的语言。

这是王希杰在语言理论上的又一大突破、一大贡献！

与显性语言和潜性语言相联系，王希杰还提出建立显性修辞学和潜性修辞学、显性语言学和潜性语言学，尤其是建立潜性修辞学、潜性语言学的说法，也是一种创见。

正如徐思益所说：

王希杰承传方光焘的学术思想，重视言语活动中的语言，又破格开发潜语言现象。

他深入语言世界探索，发掘出语言的两个层面：

即潜性语言事实和显性语言事实。

王希杰在深入全面研究存在于语言世界中潜、显事实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潜、显理论，成为他修辞学的重要理论支柱，也为理论语言学扩展了视野，增添了活力。

[46]

三组概念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最基本概念，它们有着很强的生成能力，同义手段、语言环境、得体性原则、修辞格、语体、风格等都是它们的派生或延伸概念。

这种以少胜多的体系构建，正好体现了爱因斯坦提出的科学的最简单性原则。

在三组概念中，从“显性、潜性”两个概念中任选一个概念，再从“零度、正偏离、负偏离”三个概念中任选一个概念，最后从“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四个概念中任选一个概念，便可组合成一种新的形式。

那么，三组概念之间的排列组合关系就有如下二十四种（2×

3×

4=24）：

显性语言世界的零度形式 

显性语言世界正偏离形式

显性语言世界负偏离形式 

潜性语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