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学派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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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学派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李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应该注意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而且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地域性学派的建立问题。

今天我们常常谈论“全球化”，与这一概念所标示的某种普泛性的指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恰恰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的多样化与自主性得到了新的重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并没有如经济形态或者某些生活形态一样“趋同”了、“一体”了，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在社会生活步向“一体”的时代保留我们自己的个性，文化的个性不必也不应该没有原则地“与时俱进”，甚至说，以保留我们文化自主性的方式反拨那种潮流般泯灭个性的社会经济趋势，正是知识分子人文理性的真切表现。

所以说“全球化”时代同时也就是文化个性的再觉醒时代。

地域性学派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个性的再觉醒时代出现的。

是自我的文化觉醒意识给了我们冲破文化等级意识、寻找和建立文化多样性的勇气。

中国传统文化承受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体制，也表现为主流文化在区域分布上的文化等级现象，也就是说，不同的区域并没有文化观念上的平等权利，而是所有的“地方”都无条件地拱卫和服从着“中央”，以京城为中心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具有更高的文化支配权与发言权,京城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数量最密集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垄断着中国文化的解释权、主导权。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文化发展的资源开始改变了方向，域外文化成为新文化发展的动力，这对传统文化的格局无疑是重大的挑战，不过，域外的资源归根结底也必须通过国内自身的文化基础来加以吸纳、消化和播散，而在中国，这样的“基础”本身却不是平均的,传统等级文化的高端依然占据了最主要的文化资源，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极少数政治中心城市依然把握着文化的主导权，只不过它可能已经由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变身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当然，唯一的中心也可能产生某些调整，比如由单一的京城如北京这样的城市演变为双中心，如增加了最易接受西方文明的上海，不过，这并不足以从总体上改变中国文化中心单一、等级森严的基本状态，广大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创造力和表达力都依然被各种力量束缚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为各个地域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机会,而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文化则是自我意识创造和追求的结果，就像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重新实现了对社会秩序的平衡一样，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各区域的发展机会也不断增长着各自的生存体验与文化需要，这是中国区域文化主动生长的新的基础。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从本质上讲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当下的文学自我表述的一种方式，当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将我们各自的独特人生与独特文化理念推举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会自然产生摆脱单一文化的中心话语，寻找自我语汇的强烈愿望，正是这样的愿望首先推动我们“发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区域个性，我们会自觉地借助于这样的个性来抵消文化的绝对中心话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整体启蒙”的阶段，而启蒙思想的基本资源还在大洋彼岸，所以那个时候，单一的中心话语依旧支配着文学研究事业的基本格局，北京与上海以自己独特的“双城记”引导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主潮，其他所有的中国区域几乎都在转述和重复着这两个城市的话题与思路。

情况的改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持续不断。

这自然可以直接追溯到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文学的传播，也改变了所有文化信息的来源方式与传播方式，各种传播方式的崛起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空间分割的概念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少数城市再也不可能凭借行政中心的优势绝对拥有传播的权威，更多的平等分享信息的机会和权利已经成为可能，过去那种因为信息来源的有限而形成的知识的神秘性消失了，经营方式的改革让许多地方的出版机构获得了面对世界的机会，新的发行方式、组稿方式与工作室的新的策划方式让“创意”而不是出版机构的“级别”成为文化传播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令人才的广泛流动变得更加必要和容易，北京与上海不再是吸引人才的唯一地区，更多的地区包括西部地区也拥有了自己的某些生存“优势”，这有利于重新会聚人才，会集文学研究的新的力量，并最终改变知识分子聚集的地区格局。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例，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知道，先是有山东地区、南京地区与苏州地区，后有广东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渐成气候，其队伍整齐，研究方向形成特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上地区先后拥有了博士学位的授予权，获得了自主培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高级人才的平台，由此带来的学术经费的投入无疑为更多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稳定和凝聚人才提供了可能，同时，以上地区的出版传播事业都比较发达，能够为新的学术的发言创造基本的条件。

我认为，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区域性研究个性将可能在以上地区首先得以表现，所谓地域性的学派也将由此诞生。

同样，以成渝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也在1990年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都与重庆的出版传播业在最近这些年同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重庆出版社的壮大发展直接与我们现当代文学密切相关一一几套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型丛书如“中国大后方文学书系'、“解放区文学书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丛”都直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有关，而成都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出版社等更是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作家原著的发掘与出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建设工作,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之精神火炬始终不熄，温暖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这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事业在本区域持续发展的坚强动力。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