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研究现状分析论文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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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世界方面颇具学理；

台湾注重两地业界关系；

大陆略重左派电影，及其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在战前的关系。

在下面的行文中，将会根据各自的重点，加以介绍。

　　一、中国内地方面

　　中国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归”为界。

　　在1997年之前，内地少有专门的香港电影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有着大量关于1949年之前香港电影的资料，而且早期关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电影的一些资本关系、创作关系也介绍得比较详细。

某些程度上来讲，《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当初修史的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是唯一的，许多资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该书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是内地关于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长凤新”的研究，因为是国有资本的关系，内地对其一直视之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讨论集《历史与现状》中，同样发表了李宁的《长城、凤凰、新联、银都公司的历史回顾和今后展望》一文。

“长凤新”在香港电影市场中独特的定位和对早期电影市场的开拓，都极具意义，但更难得的是它是多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市场间唯一的联系，使得这份血缘关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断。

　　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而内地电影理论对于这一历史时刻也积极回应，“九七”前后产生了较多的研究香港电影的。

在1996年11月2—7日，在广州举办了“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首次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粤语片、武侠片等类型电影问题，胡金铨、徐克的作者论问题，及其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问题，当然也不会缺少对“左派电影”的关注。

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在内地的核心电影刊物《当代电影》以“香港电影专号”的名义发表。

另外，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XX年将全部成果结集成书，出版《香港电影回顾》一书。

同时出版的还有《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是对1999年10月期间“成龙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结集。

作为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电影研究领域有过众多有益的学术突破。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录像带市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香港电影，而近年来随着DVD的普及，内地市场又出现了大量邵氏电影、少量电懋电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资料。

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内地有一些学者对香港电影开始关注，从故事、剪辑、文本、历史、文化等方面尝试性地研究香港电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蔡洪声、胡克、李以庄、王海洲、陈山等人，这些学者为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研究打下了基础。

　　蔡洪声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国内著名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在《当代电影》杂志关于香港电影某一课题进行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电影研究在内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台港电影和影星》一书。

胡克先生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1976—1996》和《香港电影在中国内地1949—1979》两篇，以独特的内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分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上被引用。

中山大学的教授李以庄女士凭借地理之便，较早地认识到了香港电影研究的特殊性，并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她正着手写作的《香港电影史》书稿已完成大部分，将会是国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本启蒙著述。

正是通过学者们的视角和努力，香港电影研究逐渐被引进到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有一股研究武侠电影的热潮，例如贾磊磊、陈墨、索亚斌等人都曾较早对此题目进行研究，且都较多涉及到香港武侠电影的文化根源、剪辑方式、类型问题等。

武侠电影研究虽非完全的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但由于武侠电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类型，其相关联系处相当之多，而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不可否认，内地研究香港电影有着一定的难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资料，但对其创作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文字资料缺乏，而且内地的电影研究学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粤语及文化比较陌生，而两地间的学术交流又颇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

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得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内地香港电影研究并没有形成对香港电影工业和历史的整体意识。

虽然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电影艺术从大工业时代脱离出来，出现大量优秀的电影和导演，如王家卫、徐克、吴宇森等，其快节奏的拍摄手法和现代都市意识深深地吸引了内地的电影人，并对一些题目做出研究，颇有成效。

但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学界联系极少，及语言和资料问题，使内地学者大多无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电影，而香港学者本身也极少人有大魄力来内地学术界推广香港电影。

　　在新的电影史学界，新一代学者中已经很重视香港电影的研究，并以华语三地的视野来看待香港电影的地位。

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中，有两个大章节专门以香港电影为题，分别是第十二章“中国香港：

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和第十六章“中国香港：

‘九七’症候和电影繁盛”，这种整体的史观思维，重新设立了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框架。

　　二、台湾方面

　　由于战后香港电影的资本运作关系，台湾电影一直和香港电影有着亲密的关系。

所以资料对于台湾学者来说，并不成为问题。

相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

特别是很多台湾影人是活跃于台、港两地之间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铨等，当台湾电影学者对他们做传记性研究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很多有关香港电影的问题。

　　但碍于台湾电影发展的自身条件，台湾电影研究的正式出现也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台湾电影本身也向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电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陈国富等人引进新鲜的电影作者论、美国电影商业的研究，这些方法运用在香港电影研究时，显得十分恰当。

焦雄屏在推广香港电影研究方面成绩颇著，她的《香港电懋公司的崛起及没落》、《故国北望——1949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等，是难得的以整体意识研究香港电影的。

另外，焦雄屏香港电影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她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书籍，如《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系列》、《香港电影的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代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貌》等书。

焦雄屏把香港电影放在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产业、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显示了睿智的判断力。

　　台湾研究香港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几位曾在香港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台湾电影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徐枫、张艾嘉等人。

由于这些人曾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香港电影史的发展。

但对于香港学者来说，胡金铨、李翰祥等在台湾创业建立公司那段历史的资料就不够详细，而台湾学者却完全掌握了这些人在香港期间的资料，这种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决定了台湾学界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甚至夸张一点说，就是张彻早期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活动，也只有台湾学界有立场、有条件研究，而香港学者只能从张彻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研究。

黄仁先生编著的《胡金铨的世界》、李翰祥的自传《影海生涯》等书虽然仅仅是传记读物，但贵在是当事人亲历当年的历史，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

相当多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发生关系，如徐枫亲自投资香港电影生产，岳华是邵氏当红小生，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台湾研究香港电影的独特视角。

　　另外，近年来叶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学者引入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如叶月瑜从音乐角度研究香港电影，林文淇关于关锦鹏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当代香港电影研究的存在。

　　总体来讲，台湾的香港电影研究并不发达。

虽然他们并不缺乏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资料，但因为台湾学者自身的视野所限，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台湾本土电影或者国外的研究上去。

对于中国内地来讲，香港电影在战前和上海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九七”后又有着共同发展的未来，有把香港电影史引入到中国电影史中来的民族统一的需要。

而台湾学者却面临尴尬的自身定位，它无法正确看待和香港电影间的民族关系，而仅仅能以产业关系或者文化问题来处理。

所以，多数台湾电影研究学者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内地学者，但未必能做出专业的研究来，而多是拿一些香港业界的琐事来引申。

台湾学者虽然有着比较鲜明的“华语电影”三地概念，并强调相对于内地电影，港台电影是一体的，如蔡国荣的《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中，多数篇章是研究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的方面并不多。

但事实上三地电影产业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和香港电影间的区别，台湾学者又无法从心理上面对香港电影作为独立的个体，这是台湾电影学者一个根本的误区。

　　在远流出版社浩大的“电影馆”丛书中，香港电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极其有限。

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电影研究的深度凭借此套图书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对世界各地的电影都有了学术化的基础。

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费到国外电影理论的引介上。

在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上，台湾学者尚未有魄力成为领率者——虽然它本身的研究条件好于内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这个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说明。

英语作为香港的第二母语，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国际电影节20余年的回顾特刊中，皆是中英文双语。

因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电影研究推荐给西方国家的学者，而不必受语言的限制，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电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个尝试。

事实上，香港政府和电影界所做的努力颇有成效，很多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项目。

　　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语颇为特殊，一是因为关注香港电影研究的海外学者多是英语国家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英文发表的，其他语种倒是少见；

二是有些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可能是马来西亚、香港等，如张建德、傅葆石等，他们发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样是具有国际化的知识背景。

　　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文专著是美国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写的《indoonHongong:

ASociologicalStudyoftheHongongFilIndustryandItsAudience》，把香港电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助，书中涉及了大量香港电影历史、产业、美学、类型的研究数据，翔实有力。

而书中采用线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对多个方面的香港电影现状提出了学术性结论。

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讲到：

“香港电影产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生产出艺术电影，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电影本身和电影产业告诉了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①查奕恩本书的两个观点可谓珍贵，影响了20多年来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

　　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香港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战后电影。

她从美国电影工业的结构来分析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从而把香港电影这种独特的娱乐方式存在状况和社会价值勾绘了出来。

　　把香港电影研究独立出来，把香港电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定位香港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战后通过来自上海和东南亚资本家的改造，香港电影成为具有特色的地域电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

　　根据查奕恩书中所提，个对香港电影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电影史家jayLeyda②。

在陈力著名的中国电影史专著《Dianying:

AnAccountofFilsandtheFilAudienceinchina》中，陈力曾经专门辟出第11章讲述香港电影。

陈力这一章的很多观点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发挥。

　　查奕恩这种整体式的结构研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延续。

毕竟香港作为弹丸之地，缺乏足够的研究机构资助本土电影研究。

这种局面在1997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StephenTeo的专著《Hongongcinea:

TheExtraDiensions》于1997年出版。

但张建德本书的研究方式有所改变，已经从查奕恩的社会学式研究方法，发展到电影学自身的研究框架中来，分“北方和南方”、“武侠艺术”、“创新者”、“边缘性格”四部分来探讨香港电影史，及电影类型、电影作者与艺术突破间的问题。

罗卡和法兰·

宾的著述《Hongongcinea:

Across-culturalVie》，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庄子试妻》开始论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侠片，详细论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电影人和明星的事迹及贡献，同时指出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汇对香港电影发展的影响。

大卫·

波德维尔作为美国著名的电影学者，他明显表示出对香港电影的兴趣，《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是他XX年在香港仅经半年实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专著，结构和文风都颇为潦草，但还是代表着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较高水平。

另外，具有史学背景的PosheFu在XX年出版的专著《BeteenShanghaiandHongong:

thepoliticsofchinesecineas》，以极具史学价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论证了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间在经受殖民地环境下的境遇，对战前香港电影的尴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实上是，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电影学者有兴趣关注香港电影的艺术、文化、身份及其类型电影，写成万多字的，所以论文集方式的书籍相对较多。

PosheFu和DavidDesser合编《ThecineaofHongong:

History,Arts,Identity》，是伊利诺伊大学在1997年秋举办的香港电影研究大会的论文集；

此外还有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stherc..yau编著的《Atfullspeed:

Hongongcineainaborderlessorld》，这两本论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台湾和美国学者研究香港电影的论文。

相较来说，前者不论涵盖面、深度或作者的层次都更好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问题，这是“九七”之后关于香港研究的新话题，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丧失：

怀乡、碎言和错位”。

这种来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华人身份、历史地位上来考虑香港电影。

总的来讲，在众多以“中国电影”、“亚洲电影”挂名的学术论文集中，都有一两篇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论文。

在《ThecineaofHongong:

History,Arts,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ongElectricShados:

ASelectedBibliographyofStudiesin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关于香港电影研究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

在《Atfullspeed:

Hongongcineainaborderlessorld》中，Estherc..yau也在最后做了一个参考书目表，这两个参考书目表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除去这些专业的学术性研究之外，香港电影本身也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影响。

自从70年代初李小龙成为个在好莱坞产生巨大影响的香港影星后，东方式的功夫片和枪击片在国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欢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几乎有全部影片的录像带。

由此，各种关于李小龙、成龙、功夫、影碟购买手册类的电影畅销书多不胜数。

举例来说，有《李小龙传奇》、《我是成龙：

功夫一生》、《功夫：

报仇的电影》、《吴宇森传》、《碎灭爱情的歌：

关锦鹏电影》。

有些书也是高校学者所著写，但笔调却是娱乐畅销书的手法，边边角角，也算是香港电影英文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了。

　　总体看来，英美国家研究香港电影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超脱于香港本土的各种利害关系而获得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根据电影学科框架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研究。

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电影业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也保证了这些论文并非是简单的后殖民、后文化现代哲学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实考虑这一独特的电影基地的产业、民族身份、美学成就的问题。

在涉及问题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是目前香港电影研究中优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虽然小，但由于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转港的有利条件，有着极强的经济能力可赞助文化事业。

香港本土也拥有多所著名的大学及研究中心，关心本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而电影业是香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与电影业有关系。

对香港电影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资料最详细、研究人数最多、涉猎面最广、贡献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从1978年开始，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都根据一个研究专题，出版一本香港电影回顾论文特刊。

论文用中英双语出版，中文编辑曾有林年同、刘成汉、李焯桃、舒琪、罗卡等著名影评人和理论家，英文编辑有高斯雅、张建德等人，每期回顾文集均围绕一个主题全面展开，旨在推广香港电影、搜集史料、激发新思维的出现。

截止XX年，回顾特刊的专题分别有：

　　《黄宗回顾展》，1978。

　　《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899—1976》，1978。

　　《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1979。

　　《香港功夫电影研究》，1980。

　　《香港武侠电影研究1945—1980》，1981。

　　《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982。

　　《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

　　《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1984。

　　《香港喜剧电影的传统》，1985。

　　0.《粤语文艺片回顾》，1986。

　　1.《粤语戏曲片回顾》，1987。

　　《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1988。

　　3.《戏园志异：

香港灵幻电影回顾》，1989。

　　《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

　　《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与西方的比较研究》，1991。

　　《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1992。

　　《国语片与时代曲》，1993。

　　《香港—上海：

电影双城》，1994。

　　《早期香港中国影像》，1995。

　　0.《躁动的一代：

六十年代粤语片新星》，1996。

　　1.《光影缤纷五十年》，1997。

　　2.《超前与跨越：

胡金铨与张爱玲》，1998。

　　3.《香港电影新浪潮：

二十年后的回顾》，1999。

　　《跨界的香港电影》，XX。

　　特刊每期专题对香港电影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暗含建立香港电影研究整体框架的意义。

总的来说，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主要有：

1、武侠——功夫电影研究；

2、香港电影史及其类型研究；

3、粤语片——国语片问题研究；

4、香港“新浪潮”电影研究；

5、上海——香港双城问题研究；

6、电影工业体制的研究；

七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发展研究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香港电影自身的历史、特点，是研究香港电影不可绕过的课题。

　　回顾特刊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正如傅葆石所讲：

“这些论文集对理解香港电影的历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通过辛苦的资料收集，并做出历史的分析，组委会提供最系统化的研究论文集。

”③总的说来，这些特刊的最大意义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资料，提出思路，以备以后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维尔就承认对香港电影的最初兴趣来自每年的回顾特刊。

④另外，回顾特刊中的论文作者，包括港、台、内地、海外所有的香港电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人员分布。

对于任何一个香港电影研究者来讲，历届特刊是必备的资料。

　　对于香港本土来讲，研究香港电影的单位主要有以下几类：

各个大学的院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各个电影评论协会及杂志、报纸影评人，这些单位也经常会结集出版书籍，但从一般现象来讲：

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回忆录、随感集、影评集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而体系完备的专著却凤毛麟角。

下面分类介绍，力求能够简单描绘出香港本土关于电影研究的地图：

　　大学

　　大学中的香港电影研究人员多具有较好的电影知识，在论述方面比较系统。

香港有着众多的大学，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1991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学中个电影电视系，并有着林年同、卓伯棠、吴昊、史文鸿、钟宝贤几位专业的电影研究学者而显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是较早的一位电影研究学者，他研究电影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美学，曾结集《镜游》一书，提倡中国传统美学中“游”的观念是中国观众一种重要的欣赏习惯。

而最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仅研究香港电影，而且把视野拓展到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上来，并组织了“中国电影学会”，出版《中国电影研究》杂志。

他的这份抱负对于香港学界来说显得十分大气，日后刘成汉的《电影赋比兴集》、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所出的《诗人导演——费穆》都与此有关，这也很大程度上认可了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间的美学关系。

　　卓伯棠先生的专著《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书，内容翔实全面，分析了香港80年代出现的一批电影创作运动。

书中包括新浪潮历史状况、电视工业和新浪潮出现的关系、导演分析、历史定位等几个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吴昊先生是电视电影系的系主任，有论文集《乱世电影研究》、《香港电影民俗学》、《香港电影类型论》，另辟蹊跷，从时代命运和民俗文化方式来观察香港电影的影像生态。

而历史系的钟宝贤女士具备历史学的知识背景，她的专著《香港影视业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线索史。

书中所采取的产业、历史文化、美学互动的综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研究，在研究香港电影时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补了香港电影研究的一块空白，意义极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AcbarAbbas所著的《Hongong:

cultureandthePoliticsofDisappearance》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识形态的必读书籍。

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专门以“新浪潮”和王家卫作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具有特殊的意义。

　　香港电影资料馆

　　长久以来，香港作为一个电影中心，却没有一个公共性的电影资料馆从事保存珍贵的电影拷贝、整理历史的工作。

有感于此，罗卡等香港电影人积极努力，终于在XX年1月初正式成立这一公益单位，从事香港电影文化、历史、导演的各种发掘工作。

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稍加思考我们就可以想到，众多的世界大师级导演的被认可远非首轮影院的票房效应，而正是通过不断的文化意义挖掘才逐步被认可的。

事实上也如此，自成立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策划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并一一结集成书，大大拓展了香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