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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番研究，写出文章，煞有介事地把院士当然地列在大师之列。
文科又当另论（“社科院士”的呼声也响起来）。
80年代我上大学时，教授还很稀少，难得有教授讲课。
但90年代中期之后，大把大把的教授涌现，不觉稀罕了。
只有开发比教授更高的档次，于是在院士之下，出现一个中国特色并令外国人难以捉摸的“博导”，由此类推便又有“硕导”。
当下高教大发展，博士点只要10万元的经费运作，就可以开张。
至于硕士点，几乎遍地都是。
30来岁的教师，不管什么阿狗阿猫，只要混个副教授，自然成了“硕导”，外间人见电视上闪出这光灿灿的头衔，不知是什么大侠，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原本高贵的词眼，一旦变成一种资历，被人膜拜，与利益挂上勾，问题就来了。
“博导”、“硕导”不过瘾，又有“首席科学家”、“特聘教授”、“跨世纪人才”、“学科带头人”、“有突出贡献者”、“享受政府津贴者”、“×
×
学者”、“×
专家”、“理事”、“会长”等等，总之越多越长越累赘，越显得有资历，有学问，有派头，有劲道。
另一方面，各单位纷纷推出宏伟的跨世纪人才计划，以各种阿拉伯数字串成响亮的“工程”。
有人针对院士只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而愤愤不平。
为院士们盖小楼，配小车，解决子女就业，引多少英雄竞折腰，削尖脑袋往这名份里挤，便有了越来越多包也包不住的腐败。
各单位用行政手段选拔所谓人才，许以各种资源。
人们抛开自己的本份，为名利闹得乌烟瘴气。
在畸形的历史背景、混乱的管理体制、荒诞的舆论炒作中造成的“权威”们，根本无心也不可能去作扎实的工作，只是在学术的泡沫里尽快给自己抢占个位子，精心地维护自己的地盘，搜寻比自己更不学无术、却更擅长制造泡沫的继承人。
多少天才的青年被貌似高尚而内心龌龊的伪学者扼杀在成长的摇篮里！
那些有创造能力但没有资历、没有权威的青年人，没有人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要取得资历和权威就会得罪既得利益者，而摆弄权威的人恰恰再没有创造能力。
真正的大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现实的需要，从文化的熏陶，从内心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
政府、社会的职责是从外部保护公正的学术氛围，而不是干预它。
徐友渔在《南方周末》上指出：
大师不能培养，不可能办培训班来获诺贝尔奖。
当年蔡元培把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扶上北大讲台，讲授印度哲学，这个青年后来成了东方文化大师，这就是梁漱溟。
对于内心充实的思想者和学问家来说，教师是生命可以延伸的职业，是人生的理想选择，不仅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骄傲，而且有自我表达的乐趣。
生活在年轻人中，与他们对话，教学相长，可以保持自己心态的青春活力。
大学教授应当首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能够沉于学术与思想，并以之为自己的乐趣、理想的人。
大学的本位在文化，教授的尊严和地位来自它超越社会而又引导社会的学术，而不是它的功利角色。
中国大学教授已有40000之众。
人们常常抱怨说，早年教授如何有地位。
可那时人数不到现在的百分之一，精英化的程度当然是现在不可比的。
绝大多数技术专家们反正没有更高造就，作院士就封了顶，便肆意张扬起来。
他们内心空虚，既没有旧时代文人那番儒雅，也不具备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信念，得意忘形时，便有一种酸腐的恶臭。
为了配上自己身上的行头，自觉充当后生楷模，摆出一幅哲人和道德家样子，照着书上伟人成长故事的模式（通常是他人编造的），杜撰起自己家谱及童年的往事来。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
以公开透明的外科手术扼止沼泽化，清淤割瘤，优势重组
对于深层的文化使命来说，中国大学仍还处在蒙昧状态。
只有少数老牌大学还有一丝几经摧残、扭曲和冷寂的文化传统。
这种状态下的大学，要充当国家文化战略的中心，必须在宏观政策和微观管理的各方面，果断实施全面的整顿、重组等外科手术，置于死地而后生，形成现代大学精神成长的内在机制。
可是，谁来主持大学改革，并确保改革的深入呢？
首先，作为起步，要依靠理性的政府权威；
然后，作为常态，要建立各大学自主的理性办学体系。
有人反感高校改革的政府行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中国基层社会充斥着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根本没有形成理性思维与选择的背景，各自为政的改革只会越改越糟。
况且，中国高校本是集权体制的产物，解铃还须系铃人。
关键在于，大学改革应在公开透明的环境里，放理性文化的层面上操作。
既不能以过去的中央权威来保证“以大局为重”，也不能落进基层官僚们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小算盘”里。
如果大学都做不到这样，那社会更不可能了。
这又回到本书的基本立场上，真正彻底的改革决不能陷入“利益调整”的死胡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得到公众的理性认同和维护。
20年来，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教育的改革，一旦陷入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抗拒、妥协、折中、纠缠，并且诉诸于不公开的权力争夺，结果就会不可避免地背离改革的初衷，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的反面效应，甚至倒退。
改革经常阻力巨大，反对声浪阵阵，但仔细分析无非是利益集团的抗拒与压制造成的。
所以，必须建立公正、普遍、客观的理性原则，凌驾于所有利益集团之上，并且诉诸于公开的对话和竞争。
没有这样的理念，任何改革都将是隔靴搔痒。
第一个方面，大学的结构性重组
近年来，中国高校最大的改革是联合、重组、合并，强调规模效应与综合优势，改变各行业部门办学的归属方式，形成中央和地方主管教育的体制。
这一结构性的重大调整，针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沼泽化，对于“清淤消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外科手术。
宏观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实施却举步维艰，结果也十分尴尬。
虽然这还只是开端，不能过早下结论，但根本问题已经突现：
一个原本远大的战略思维，如何变成公众认同的文化理念，摆脱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陷阱。
学科布局合理，有潜在优势效应的重组只有川大、北大、复旦、中山等。
其它多是“掺水式”——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专科、甚至中专合并，“同性恋式”——没有互补关系的专门学校合并。
荒唐的例子有：
中国科大并一个烟草学院，上海交大合一个农学院，同济大学并个铁道医学院，东南大学并的全是些低层次学校，校区相连、实力相当的湖南大学与中南工大合不起来，却分别与远处的其它杂牌学校合并。
这样造成众多“傻大”高校，狠狠扩招，只要有钱，谁都能上重点大学，拿名牌文凭！
我所在的武汉，曾是华中及中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
然而20年来，东部崛起了，西部开发也启动了，这里的局面却一再被动，在全国的地位一降再降。
武汉地区重点高校之多，仅次于北京、上海，列全国第三。
这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格局中本来占尽优势，然而此次高校重组，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竟然组合不成一所优势大学进入全国名牌行列。
我所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曾是苏联模式下建立的工科高校，由于缺乏真正的文科，视野狭隘而肤浅、思维古板而单一，难以成为一流大学，名望无法与有着沉甸甸历史积淀的武汉大学相比，国家重点支持也不及其它名牌学校大。
但由于它曾抓住时代的机遇，靠本身积累发展起来的办学实力，在武汉地区应属第一，全国也在前列，超过许多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
而且，它曾是全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缺陷的工科高校之一，并有兴办文科和理科的良好愿望与开端。
可是，在这次规模空前的高校重组中，它最终却只是与几所并不构成它最需要的文理综合优势的学校合并，而且都是非重点学校，并且再度改名为莫名其妙的“华中科技大学”。
背负这平庸无味的校名，置于这散布大武汉的多处校园，面对着生源质量的下滑，面对着意识形态思维的老化，眼看着利益格局的日益沼泽化，它要恢复往日的发展势头更“任重道远”了。
第二个方面，大学内部管理的整顿
大学内部管理的外科手术，包括实现后勤体制的社会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取消后勤系统的铁饭碗，清理学校庞大的非教学系统中的闲杂人员，以保障高效优质的服务，改善学习、工作与生活条件，提高教师待遇。
大学要由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来主导学校事务。
要让那些自己没有本事却习惯于装腔作势地教训师生的政客、官僚及闲杂人员无处藏身。
然而，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这些寄生在体制里的人，组成官僚化的利益集团，他们要尽其所能予以抵制。
随便打开哪所学校的网上BBS，都可以看到教师在抱怨自己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无法保证，而有关系有背景的家属子弟、民工、闲杂人员肆意侵占学校的各种资源，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两样。
令人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企业，部分事业单位早已能够随便地让人下岗，可是大学里至今全面推行着铁饭碗政策，各种利益关系网踞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
无论多大的整顿声浪，总是雷大雨小。
通常是一位领导负责，成立一个专门清查小组，即便他们真有心整治，碰到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会碍于面子，考虑自己的人缘，不得已作出各种妥协。
一阵风过去之后，邪气变本加厉地反扑。
正气得不到伸张的根本原因，就是事情都在黑箱里操作。
学校到底有多少房子是空的，多少房子不公开地租给了别人，多少人光拿工资不干活，多少公共设施被人占有，工程项目通过什么渠道承揽下去的，供货渠道谁说了算等等，从来是不公开的。
只要具体细节不公开，任你多大的声势，无法让人拿到实据，事情就容易做空头文章，有利于当事人敷衍、掩饰一番，大势一过便收场。
无权无势的人任你再义愤填膺，累了，就习惯了，慢慢将就，甚至主动融入腐败的行列中去。
第三个方面，开放式、流动式办学
大学在生源、师资、权力结构上要防止本地化，克服近亲繁殖。
这个无形的准宗法关系网不破除，人们不是以自己的事业和真正的业绩立足，大学精神就无法抗拒世俗利益的腐蚀，现代大学便是一个空壳。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能照搬西方，但这一点是应当全面移植的，教授岗位非终身制，能上能下，要在待遇和条件上鼓励不同单位学者的合理流动。
要杜绝学生在本校继续升学，本校留校任教；
限制教师在本校提职称，甚至不允许校长从本校升任。
一所大学要大幅减少本地学生招生比例，当地政府出于本地利益考虑，就不会保证教育投入了；
一所大学首先拒绝本校毕业生考研，会突然降低录取水平，因此没有人愿意下这个决心，会以各种理由搪塞；
教师在本校提不上职称，在外面就没有资历和名望；
外面调来的领导人进来之后，由于没有人缘背景，可能被本单位利益集团排斥，甚至长期架空。
早在80年代，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便发现中国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严重问题，并着手有关改革。
可是，据1999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报道，复旦大学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互换研究生计划失败。
上海高校招生本地化极其严重，2000年第一批招生实际录取17996名，其中本市院校录取了16364名，增招1099名，而外地院校减招559名，只录取了1632名，不到十分之一。
复旦大学本地学生据说都达到一半了，真是吓人！
上海人不愿离开上海，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是一种传统腐朽心态的回归，越来越成为上海在全国战略发展格局中发挥辐射作用的制约因素。
其实，如果不是接纳外来文化，不是成为国内资源的集中地，就没有今天的上海。
我们也不能忘记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上海人走向全国，为全国发展作出的贡献。
既然事情愈演愈烈，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就必须给人一个当头棒喝，断然扼制这一陋习。
据说，厦门大学为促进学科交叉渗透和优势互补，避免近亲繁殖，实现短期聘用教授上课制度，并采用合同制管理，这也许是一线希望。
在我看来，一所到多所大学突破死胡同是可能的。
只要有勇气开风气之先，不仅本身会获得开放式办学的优势，从而走出封闭办学的囚笼，而且还会得到全社会的高度敬仰，从而得到巨大的社会声望上的回报。
这取决于以下两点：
其一，需要全面而深刻的调查、研究、分析，并且通过大力宣传，获得全面的舆论支持。
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术生态封闭，给大学带来的致命后果，这与我们普遍没有文化战略的思维，只有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有关。
其二，制定并实施全面、周密的方案。
一方面，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勇气和毅力，要全面出击，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半途而废；
另一方面要有充分而周全的准备，譬如说与相关地方、兄弟高校进行定向协作，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
当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规范：
如重点大学在本地招生不得超过10％，各地相互调节，把各自家门口的权益拿来交换，不仅能保证相互的利益在数量上得到实现，而且通过流动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大学生毕业，必须无条件离校，或者到社会求职，或者到外校升学；
限制教师在本校提升职称，只有在一所学校干好了，才能去别的学校竞争职称。
●大学校长应当是文化大师和教育家：
他们若无才无识无德，比省长市长们腐化堕落，更加要命
大学曾是动员、引导、组织现代文化力量的中心，在全社会享有崇高威望，它独立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面旗帜。
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他们不是官僚体制的产物，而是思想权威、智慧象征、学术大师，是良知倡导者和文化战略家。
人们经常提到大学地位下降的事实：
国民党派到大学主持校政的政客，常常被师生们拒之于校门外。
直到解放后的多年里，大学校长可以直接见到最高领导人。
而以后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厅局级干部，连见一个厅局级官员也要排队。
腐败的旧中国，尚有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学校长，为衰弱的民族培养文化生机。
然而，今天校长们人格、品德、思想的整体素养难以与过去相比，也无法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相适应。
他们多是理工科专家，人文学科出身的校长极少，有也是意识形态专业。
在教育领域外行居多，缺乏教育家的综合素养。
由于长期接受畸形的教育，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
大学很少有卓越的教育家执掌校政，校长也只是行政角色，其使命来自政府的授予。
许多人是多年官场上摸滚出来的，即便是业务上冒出来的尖子当上校长。
位子的光环，尤其是灿烂的仕途太具诱人力，让人沉迷于晋升的期望里。
一旦如此，他们就只会敷衍面子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各种能引起轰动的形式主义应酬里。
总在报告，举牌，揭幕，授奖，签字，鼓掌，微笑，寒喧，吃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当然也没有独立的思考。
一位常年在某著名学府替校长、书记做官样文章的朋友，私下透露一个并不新奇的秘密：
大学的领导人最真实的状态，是与地位平行的同僚在饭桌上，几乎从不讨论什么学术，而是讨论“哲学”（这个词估计来自众多传记里描述的毛泽东对尼克松“谈哲学”，当然在这里又有了“创造性”的转义），亦即“如何做人”，说穿了就是人际关系。
国家领导人为培养政治接班人殚精竭虑，国务院还掌握五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强调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好的一把手，舆论对企业家大肆吹捧。
然而，这些正确思路却很少用到文教事业上，很少有人考虑有没有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
将眼光放在文化教育的百年大计上，天平稍稍向这边倾斜，会更有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迫切的问题是要使校长减少形式主义的活动，增加一些与师生的直接对话，尤其要投入心智和精力，形成自己远程的发展思维。
近来，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大学校长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尤其是一批名牌大学领导人的行政级别提到了副省级，这也许是一个乐观的开始。
但一方面，大学校长作为全社会的文化灵魂，“副省级”显然是远不足以衡量的。
另一方面，这种提升仍只是“官本位”体系里的产物，而大学校长不能等同于一般行政领导，这个职位也不应通向政府官员。
行政领导面对的是国计民生的现实，尽管也要有社会发展的战略胸怀，但他们更多的是解决具体问题。
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更为长远而持续的过程，一个称职的大学校长虽然也要应付当下的行政事务，要具有应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但他最根本使命在引导社会的未来。
因此，大学校长更重要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有丰富的想象，有浪漫的情怀，能够展望未来。
大学校长也不能成天在市场行情、经济需要、实用价值里打小算盘。
因为他所领导的大学应当能够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以自己的创造引导生产与生活，而不应被现实潮流所裹挟。
这种力量来自内心深厚的文化、科学底蕴和丰富的创造力。
大学校长应当沉浸在深层的文化见识与思考里，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不是被时尚所裹挟，更不被功名所诱惑，为权力所支配，被人云亦云所蒙蔽。
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学术同行的典范，是青年学生的表率，是社会文化的旗帜。
如果能淘洗出100位卓越的大学校长，21世纪中国定会辉煌无比。
一个民族直接面临经济崩溃，政治动乱，固然是极大的危机。
但精英集团的腐败，精英文化的堕落，会断送未来精英的成长，那将是根子深处万劫不复的危机。
市长、省长、部长们无能和腐败固然是社会的祸患，但只在此时；
而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做大学校长，它的学术文化没有支撑，整个民族将没有精英，社会将没有智慧和良知，它造成十年、几十年以后整个民族的腐败和萎缩，这才是致命之患。
西方大学校长通常是在遴选委员会主持下，在公开竞争中遴选出来的。
这个委员会充分体现作为学校主体的学者意志，还包括本校学生、毕业校友及社会人士。
进入遴选范围的人，公开发表自己的治校思路，展现自己的气质与才能，能够实现各方面的沟通。
这样遴选出来的校长无需显赫的权势，他们对学校本身负责，与选举者保持着先天的沟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大学领导人产生过程，也有所谓的民意调查。
但这是在不公开、不知情的黑箱里操作的，人们没有办法对候选人形成全面、真切的了解，只有凭借片面的外部印象，甚至捕风捉影的传闻来下结论，特别是自觉不自觉地掺进当事人及其小集团的利益考虑。
在这种功利主义角逐中选出来的人，往往无法体现全面的发展需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审慎的校长遴选，需要经过三个环节：
外在的指标——外在于学术文化的尺度——年龄、性别、出身、风度、性格、资历、论文数、项目多少、是否出国、人缘、知名度等都常常成为衡量人的要素，并影响其升降的命运。
然而，人内在的素养真正决定人的作为，而这却是难以直接用外在的指标衡量的。
现行的大学校长遴选体制难以考量一个人内在的能力，便只能在这些外在的指标上作文章。
内在的素养——合格的校长不仅要学有专长，而且要知识全面、视野宽阔，还要懂得教育。
这就需要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学者群体对人选进行专门审查、讨论，给予综合评价，作为选择的基本参照。
综合的实力——合格的校长作为整个学校的学术门面，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面对社会，自如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要有相当的风度应对师生，表述自己的主张。
以实际表现赢得人们的支持，建立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形成师生的监督与压力。
公开的竞选，能避免利益关系网和世俗舆论的支配。
因此，最后的环节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表决。
●大学文化应当主导校园生活的氛围：
在相互激励、碰撞、流动、综合、创新中溶解物欲与权欲
现代大学作为文化、教育、科学中心，是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形成的共同体。
大学精神的源泉是无形的思考、探索、对话、交流、合作、创新的学术氛围，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上形成自由、宽容、大气、进取、严谨、朴实的文化风尚。
大学的根本不在外在形式、指标、规模、等级、资历、设施，而在自己的文化积淀、内涵、胸怀、远见、底蕴、创造力。
因此，大学的文化氛围才是灵魂。
大学发展的核心必须落实在内部文化的重建上，而不是制度化的过程和模式化的结果。
当机构、职务、职称、学位等指标急剧膨胀，而名望、地位之类泡沫成为焦点时，尽管人们写着难懂的句子，唱着高亢的调子，做着沉思的样子，打着神圣的幌子，摆着权威的谱子，内涵窒息，思想凝固，精神颓废，成了欲望的工具与摆设。
探索者却更多地看重求知的过程，而实用主义者只是看重知识的结果。
大学是在开放的、对话的、试错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它不是个别人面壁悟道，然后收徒传授，也不能拘泥于圣人的经典，由它指点迷津，更不能靠上帝的启示和权威。
如今，学术文化界的模仿主义者，总是从应用的立场出发，把眼光聚焦在体系化的知识上，知识成了教育、文化、科学的全部，而知识的创造过程和创造者，却降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伪学术及相应的产品无限繁衍。
博士学位几乎是明码标价，而作为博士点授予权，如同商标申请一样，也有价码了。
一旦有了授予权，就相当于有权批发学位，特别是给那些今天在社会上争夺着实际权利的人们提供有利的资源。
这种利益的驱动，烘托着中国大学可耻的繁荣。
文科学术基本上是由80年代畸形的学术体制上崛起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力。
国内学术会议大都不留充分的讨论时间，而且常常干脆取消，即便有也是走过场，问题空洞，表述晦涩，观点四平八稳，引不起人讨论的热情，根本不可讨论。
就那么一点东西，一倒就空，站在台上使劲表演，占用时间。
听众早已厌烦、麻木、心不在焉。
一下台就泄了气，没有东西就打哑谜，回避质疑，不敢争论，心虚，诡辩，死不认错，一遇挑战就显示自己不可置疑的权威，给别人造成心理压力。
开放的文化活动本身具有淘汰作用。
虽然会有一时的哗众取宠，但自由活泼的长期环境会形成同行评价的良性循环。
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参与，会给知识界注入清新、干净的气息，让假、冒、伪、劣的学问终于站不住脚，卑俗势利之徒无法藏身。
说大学很复杂，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几个要素就够了：
一是一群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生，二是一批真正的以学术与思想为乐的学者，三是图书馆和信息资料工具（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
青年人与学者，有书读，有交流，有探讨，有相互激发、碰撞与融合，就形成了大学的灵魂。
上不上课并不是最要紧的事，除非讲课者能够真正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爱因斯坦认为，过早地进入正规的研究规范，写正统的科研论文，会断送一个人的创造性。
他回忆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大学里，与朋友（“奥林匹亚学院”）无拘无束地交谈，在专利局作一个小职员，在科学圈子之外自由思考。
剑桥是世界上培养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它最有特色的传统便是它的学院制和导师制。
31个学院，各有一整套中世纪风格的大宿舍，供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外生活所需。
学院不大，一般不超过1000人，各有自己的传统，它为每位学生指定一位导师，负责督导学生的学业及生活，每周都要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书院。
每天学生到学院之外大学各系的教学楼里完成自己的课程与实验，然后回到自己所在的学院。
当一名剑桥学生之所以优越，要在于不同学系、不同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籍的学生，在一个学院里没完没了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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