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视阈下的黄碧云小说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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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承担但她暗胎怪生。
‘后’不那么赤裸裸地去对抗、控诉，不那么容易去定义。
‘后’是犹犹疑疑的，这样不情愿、那样不情愿，反复思虑的”③。
黄碧云的此般阐释带着文学式的感性，但其要义是容易理解的，即：
后殖民主义论述的既是殖民地政权的转移，又是殖民权力从政治到文化领域的转移；
被殖民者被动接受事实，但立场游移，左右摇摆，它不是旗帜鲜明的二元对立，而具有某种模糊性。
《末日酒店》是黄碧云后殖民主义观的集中体现。
小说选取酒店这样一个幽闭又流动性极大的空间，书写了它在葡国殖民末期几十年中的命运起伏。
在这里，酒店是政权的一个缩影，酒店的命运也恰恰暗合了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权势的变化。
这部小说可称之为是一部关于澳门――这座在近代历史上与香港同病相怜的城市――的“时间简史”④。
在《末日酒店》之后，黄碧云的两部小说《烈佬传》与《微喜重行》在内容上虽回归了她的故城香港，但其中涉及殖民话题的文字却并不多见，故《末日酒店》的文本对研究黄碧云的后殖民书写具有较为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二、后殖民书写的第三种立场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成长于英殖民末期香港的黄碧云，对“我城”的没落气象有着敏感的体认。
她在散文处女集中第一篇即开宗明义，点出香港的繁华下“隐着衰亡势”⑤。
在殖民地文化环境中生活多年的经验，再加上黄碧云对殖民者所代表的强权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她能打破“殖民―被殖民”这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从而采取一个独特又暧昧的立场――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第三立场”⑥。
小说以一场洋人酒会开篇，作者用白描式的笔法勾勒了一幅人物群像，他们种族构成复杂，出身各异，职业不同，来自世界各地，却在这一刻，齐聚在澳门这间酒店的开张典礼上。
这场开张酒会看似热闹，但风光之下则是掩盖不住的没落气象。
我们通过作者的只言片语即可发现，出现在开篇中的这些西洋人并非读者预设的那样高贵得体，恰恰相反，每个人的身世都充满曲折，甚至是不堪。
酒店经理嘉比奥年方27岁，但已对生命感到疲倦，“我觉得已经一生了”⑦，父亲是混血梅毒病人，母亲则是修女。
加路殊?
阿尔梅达来自葡萄牙的另一处殖民地莫桑比克，战争时断了一条腿，同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被殖民者，但他在澳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摇身一变，成为强权集团的一员，代表了宗主国的权威。
来自印度的约西举止粗鲁，当众对情人小娜拉动手动脚，大放厥词称“女人都不过是奴隶”，表面上他是从事香料贸易的家族第三代，“但所有澳门的葡人都知道，他祖父是个杀人犯，放逐到果阿去，就这样做起生意扮起望族来”⑦5。
而小娜拉则是土生葡人，葡萄牙人父亲与巴西舞女的私生女，年幼离家不读书也不工作，便靠出卖肉体维持表面光鲜的生活。
驼背阿方索是个地道的葡萄牙人，因为生理缺陷饱受冷漠与欺侮，他带着一颗缺失痛感全然麻木的心逃离家乡，来到东方以期新生，他说“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天堂”⑦6，但在澳门他依旧活得卑微低下。
在以往由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主导的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西方一贯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西方人（白种人）都衣冠楚楚、正直诚信、优雅高贵、文明开化、温柔善良，而与之对立的被殖民者，不是被简化为故弄玄虚、神秘莫测的东方人，就是被异化成野蛮残暴、原始、未经开化的非洲人形象，直至今天，这种定型化的印象在日常生活中仍未完全绝迹。
霍米?
巴巴将这种对被殖民者的定型看成是一种拜物教，“即将整个民族的特征性情简化为一个丑陋怪异的表征符号”⑧。
这种殖民定型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表现在世界文学文本中俯首皆是，而在《末日酒店》中，黄碧云塑造了这样一群齐聚在殖民地的西洋人，他们或来自宗主国的社会底层，抑或是身份尴尬的混血，又或是来自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各有各的酸楚，但同时又卑琐苟且，不得不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颠覆。
黄碧云在小说中借山多殊之口表述了殖民地西洋人群体中势利又冷漠的人际关系：
“在这个流放地，没有谁比谁高尚，但没有一个不向下看另一个。
”⑦13
小说的第二部分除了书写酒店这一公共空间以外，更进一步，深入了家族内部，展现了这个在澳门生活的葡人家庭的构成与状态。
尽管《末日酒店》这部小说集中描写的是生活在东方的西洋人群体，但他们的生活、社交空间毕竟不是真空，还是会在某些领域与当地华人，也就是被殖民者产生接触。
而且与以往这类题材的华文小说喜揭露殖民双方斗争激烈、被殖民者生活水深火热、殖民者狡诈傲慢的倾向不同，小说通篇并未出现殖民权力双方的激烈斗争，恰恰相反，在家庭层面，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东西文明沟通互融的“混杂”状态。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萨义德曾经指出：
“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掺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
”⑨
另一位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
K?
巴巴也有类似的观点，“混杂性”与“第三空间”是其理论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巴巴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境彼此杂糅，形成了一种超脱于二元对立以外的“第三空间”，“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型过渡空间”⑩。
美路家族的状态正是这种文化“第三空间”的具体呈现。
无论是祖父辈还是父辈，他们都先娶葡人女子为妻，再选择华人女性作为家庭的补充。
罗美清原为祖母罗莎里亚的亲仆，出身卑微，她“行中国式的入门礼，给罗莎里亚跪下奉茶”⑦13，按照祖父的要求称罗莎里亚为姐姐，即使生了“我”的父亲之后，在家中扮演的仍是仆人角色，地位等同于中国封建家庭中的妾；
阿来本是家中找来照料“我”的保姆，因为母亲的不告而别，她承担起了家中女主人的责任，后来与父亲正式结合感情甚笃，但仍敬称“我”为“小主人”，如果与中国封建家庭进行类比，那么阿来大约可算是填房夫人。
显而易见的是，华人女性在葡萄牙人的家族中相较于原配葡国女子处于弱势，地位也低人一等，但作为西洋文明的他者，她们在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融入了西方家庭。
这并不只是第三世界文化对帝国文化的臣服，古中国的文化习俗同样渗透进这个葡萄牙家庭，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这个家庭中实际存在的一夫多妻制。
祖父作为一个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的葡萄牙人，在来到澳门后，自然而然地接受并效仿起了中式家庭中一夫多妻的建制，即使这时已经是二战之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而这种做法亦延续到了父亲。
“我”的父亲从生理到观念都是一个“混血儿”，他的身上既携带了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与颓废精神，又感染了些许实用主义与超脱的东方色彩。
他们这种“入乡随俗”从侧面反映了殖民地文化对殖民者的反向影响，表现了处于权力对立面的两种文化的“混杂”过程。
在充足资料与经验的基础上，黄碧云的这份“他者想象”没有生硬地将殖民者所代表的西方与被殖民者所代表的东方对立起来。
她呈现的西方世界并非完全“西方”，它有“东方”的影子，也有自身的弱势；
小说未涉及权力对立面的两者之间激烈的对抗关系，在酒店公共空间和家庭私人空间中呈现出的都是中葡文化的杂糅状态。
小说通过彰显殖民地殖民事实与个体情感之间矛盾又胶着的张力，印证了她的后殖民书写中的暧昧意味。
三、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叙事
小说整体采用了一个环形结构，以空间始，描写酒店的开业酒会，“他们都已经忘记我了，和那间一零七号房”；
小说以时间终，作者介绍了酒店开办、兴建的历史，“这个小银钟，一直放在玛依无玷修女的校长室桌面，忠心行走”。
酒店从世纪之初成立，直到小说末尾的重装开业，繁荣，战乱，饥荒，发展，抗争，半个多世纪的澳门殖民史被浓缩在这间位于山顶的小小酒店中。
二十世纪发生在华夏大地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在文中找到影子，它们直接对酒店的运营产生影响。
1898年，英国人克拉克夫妇“决定在此建一间酒店”，“两年后酒店还没有建好，在中国的欧洲人仓皇逃走”。
在历史上，末日酒店的原型峰景酒店确是被克拉克夫妇所购买，但时间比小说中早了8年，乃是1890年。
黄碧云在这里做了一个细微但巧妙的推迟，“两年后”的1900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统治下的局势动荡，后又有“庚子国变”，当时在华洋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才出现了小说中提到的“欧洲人仓皇逃走”。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也开始有日军出现在澳门，小说中写“从香港来的葡国难民涌进了酒店”。
二战初期，酒店挤满难民，环境设施遭到极大破坏，酒店变得肮脏污糟。
但战争带来的远不止此。
1942年，澳门出现通货膨胀。
这在小说中也有反映，小娜拉后来嫁给了一位犹太人，开一间面包店，战时澳门食物紧缺，发生了饥荒，“你不知道饿死的人身体有多发胀，饿得紧一个人肿得像两个人，到处都在吃人肉包”⑦16。
时局愈发紧张，“欧洲人离开了，酒店再也没有面粉与罐头”。
酒店门可罗雀，徒留驼背阿方索一人忠心守候。
直到有一天“有车子停在大门楼梯之下……其实他已经知道，停战了，酒店又有了新的主人”⑦18。
二战结束，酒店的新主人叫史密夫，是英国人，说英语，在这片葡萄牙殖民地上，他算是不折不扣的“外人”，“殖民地管治者原本已具过客性质，而一个英国管理人在葡国殖民地的短暂停留更属过客中的过客”{11}。
“我祖父的老板从英国人手里买到这间酒店”，小说叙事者“我”的家族从葡萄牙来到殖民地，接管这间已经初显颓势的酒店。
“我”的家族中祖孙三代都叫同一个名字：
约西安东尼奥，“我祖父以为我可以一直保留，名字，对象，字，一支坏笔，以记下所有。
我记下，但已经是粉末浮沙，一写便吹走”⑦24。
经过战争的消耗，葡萄牙人在这片土地上变得愈发飘摇无根，早已不复往日风光。
祖父在澳门一待就是二十年，没有再回里斯本，这时大约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酒店重修以后，长廊有风，吹得银餐具微微作响，好像满了一室不存在的客人，暴乱以后酒店很静”⑦44。
根据时间推测，文中的“暴乱”是指爆发于1966年的“一二?
三事件”。
1966年11月15日，澳门警民双方因老建筑拆除与否的问题发生冲突，12月3日和4日澳门爆发了流血骚乱。
《澳门史》的作者杰弗里?
C?
冈恩对此事的结论是，“总之，‘一二?
三事件’在1960年代给澳门留下了一个从根本上得到削弱的葡萄牙当局”{12}，殖民政权的影响力来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
酒店生意越来越差，一个客人都没有，自家周围的葡人邻居都搬走了，“圣拿撒路街很静”⑦55，这是因为“革命以后军队走了”。
黄碧云此处轻描淡写的寥寥八字，其实涉及的是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国内爆发的“康乃馨革命”，革命军推翻了萨拉查政权，其后葡萄牙声称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包括澳门，并撤军。
此后尽管葡萄牙政府仍承担澳门行政管理的职责，也有最后几届总督走马上任，但无可争议的是，宗主国政权的强力在澳门已是急转直下。
“我”的父亲本就是怯懦自私之人，所以在阿来病逝后以自杀逃避现实困境，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地方了”⑦57。
才12岁的“我”只能被遣送回葡萄牙，寄居在叔叔家。
数年后，酒店重装开业，“我”尽管没有收到邀请，但还是回到澳门目睹了这一“盛事”。
这时殖民政权日薄西山，总督尽管也出席了开业酒会，但他“已经不再穿军装，但他还是军人，只能是军人，站得很直”⑦68。
酒店经过了重整装修，“二十间客房改为七间”，但气势已不如往昔。
时代早变了，这是一个“没有事情金钱不能解决”的时代，而有无赌场也成了衡量一间酒店品质的标准。
小说中没有具体交代这一次改造的时间，但峰景酒店进行过类似的改建，将40间客房变成8间，这是1990年的事。
一座只有二十间客房的酒店，串联起七代经理人，一个家庭，承载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
在这里，酒店，亦可理解为葡萄牙殖民政权，它曾繁荣光鲜，但盛极必衰，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民主思潮的兴起让它无法自外于历史趋势，即使修修补补也绝无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势必一步步走向衰微、乃至终结。
黄碧云见微知著，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深刻锋利，在极其有限的篇幅中兼顾微观与宏观，举重若轻地完成了殖民叙事。
四、多元的语言文化思维
黄碧云在《鸡碎语》中表达过用英语创作一部后殖民时期小说的愿望，她是明白英语在后殖民时代文化里所代表“霸权”意义的。
她说：
“鸭巴甸，维多利亚，新英伦，但也可能根本就是，帝国语言。
香港有个鸭巴甸，澳洲有维多利亚，美国有新英伦。
”{13}英国多用本土地名来命名新殖民地，例如当今全球至少有六个名为纽卡斯尔（Newcastle）的城市，就连国际大都市纽约（NewYork）之名，也源自英格兰的约克郡（York）。
鸭巴甸是Aberdeen的粤语记音，又称“香港仔”，是香港南部一个港口，用来纪念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鸭巴甸勋爵。
同时，Aberdeen也是地名，是一座位于苏格兰东北部的城市。
黄碧云用这个例子指出：
语言有时也可以是执行殖民强权的工具与力量，被殖民者就连地名也是靠强权语言赋予意义，经过数十年的潜移默化，渗透进本地文化的血液，香港许多殖民时期的地名沿用至今便是一个例证。
《末日酒店》是目前为止黄碧云唯一一本全文译为英语并结集出版的小说。
通过中英双语的比照阅读，我们一来可以借助另一种语言文本理解汉语叙事中的隐晦不解之处，二来能从中捕捉到作者隐藏在小说语言背后的文化思维。
这篇小说虽然是黄碧云对于葡萄牙殖民者的“殖民想象”，来来去去的西洋人是小说的主人公，但这毕竟是一篇用现代白话写就的小说，她让自己笔下的葡萄牙人说中文，但有些细节处还是泄露了作者的西语思维。
如“客人不肯回到房间，嘉比奥就着人替客人拿他的一套睡衣，一双拖鞋，‘任何令你舒服的’……”⑦9，这里一句“任何令你舒服的”显然不是符合一个中文语言习惯的表达，而是英文口语“Anythingtomakeyoucomfortable”的直译；
还有祖母罗莎里亚面对她父亲蹦出来的一句没头没脑的“我爱上了”⑦80出自英文“Iaminlove”的习惯表达。
不仅仅是英语思维，为了贴近小说中葡萄牙殖民者的民族身份，黄碧云还有意让小说语言沾染了一丝南欧色彩。
如她在人物命名方面，大量采用葡萄牙语中的本土人名，如Ribeiro（理贝尔神父）、Paco（吉他手柏高）、Marcelo（厨子马西路）等。
除此以外，黄念欣教授还指出文中“如foda-se（葡语骂人话’干’），suinos（猪猡），Borbo-leta（蝴蝶）”等葡萄牙语词汇的使用，“似乎是逆反了殖民书写中‘接触区域’所指外来与本土的交接场境和混杂性，而反过来更沉湎于一个古老的梦中南欧”{14}。
又如后文中“我”的一句粗鲁咒骂：
“日安，我说。
妓女之子，我骂。
”（61页）“妓女之子”即是英语粗话sonofabitch的直译，在中文语境中，这个不雅的说法往往会被意译成“混蛋，王八蛋”之类，这里作者却罕见地直接采用了半文半白的中文。
但通过双语文本的对照，笔者却发现英文译者M.Klim将该句译成了葡萄牙语，而非英语，但句式、意义完全与中文文本如出一辙，从这个细节处我们可以一窥译者与小说作者之间的默契。
《末日酒店》中这些大量不符合汉语白话规范的语言，一来反映出黄碧云写作过程中，不说是经常，但时常持有的西语思维方式；
二来为这篇中文小说达到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同时刺激着读者的阅读神经，用语言这样直接的方式提醒着读者这部小说血统的多元。
注释：
①黄碧云.扬眉女子[M].香港：
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987：
6.
②黄碧云.后殖民志[M].台北：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
5-6.
③黄碧云.后殖民志[M].台北：
278.
④卜蒙斯?
_.猎书周记：
《末日酒店》的时间简史[N].明报副刊，2011-07-17.
⑤黄碧云.扬眉女子[M].香港：
5.
⑥黄碧云.后殖民志[M].台北：
245.《我的第三立场》一文可视为是黄碧云对写作中“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与思考
⑦黄碧云.末日酒店（中英对照版）[M].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4：
3.本文中所有引自《末日酒店》的引文均出自该版，下文仅标注页码.
⑧生安锋.霍米?
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4.
⑨[美]萨义德.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
3.
⑩生安锋.霍米?
117.
{11}黄念欣.论黄碧云《末日酒店》中的后殖民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
{12}[澳]杰弗里?
冈恩，著.秦传安，译.澳门史：
1557-1999[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235.
{13}黄碧云.后殖民志[M].台北：
28.
{14}黄念欣.论黄碧云《末日酒店》中的后殖民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
121.
本成果接受“南通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号YKC1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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