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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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作用，但却忽视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中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并且尝试说明，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的。
其次，我们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
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因为：
（1）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是地区间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
（2）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故集聚效应最显著。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构成了以下几点发展。
第一，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数据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来自一国内部的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跨国数据的样本异质性和数据不可比性。
中国曾经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两个历史时期，政府政策曾经支持经济活动和基础建设的空间分散化；
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则倾向于优先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
同时，中国广袤的国土、多样的自然条件、巨大的区域间差距等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多样性。
第二，通过为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提供证据，我们发展了有关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将我们的研究与既有的文献作些比较将有助于说明本研究的意义。
FujitaandHu（2001）使用GDP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
KimandKnaap（2001）关注的是中国1952-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高，等等。
以上两篇文献尽管已经讨论了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但是并没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给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计。
Dé
murger（2001）在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考虑了经济地理的因素，发现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禀赋显著影响各个省间的增长差异，同时，通讯有减少封闭的作用从而对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但这项研究并不是以工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的。
Gao（2003）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直接验证国际贸易与工业的地区分布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这恰恰是本文的关注焦点之一。
在最近的一篇文献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以来的工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但是，由于非常强调新经济地理的因素，这篇文章没有研究经济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特征性事实的总结；
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
第四部分提出计量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的含义进行解释；
第五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的结果；
最后我们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
特征性事实
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工业生产容易产生集聚；
同时，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往往导致工业生产在空间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集中。
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地区工业GDP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在省与省之间差异日益扩大。
1987年工业改革之初，各省之间工业GDP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异系数是0.026，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0.030。
图1和图2分别绘制了1978和2001年中国各地区的工业GDP份额分布，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过程。
在1978年的图中，工业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现象，具体表现在：
（1）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业份额较低，没有超过4%；
（2）东北三省的工业重要性非常明显，特别是辽宁一枝独秀，工业份额超过8%；
（3）甘肃和陕西这两个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超过了2%，还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
（4）三大直辖市尽管面积较小，但工业份额并不低。
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国的地区工业布局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与1978年的工业布局特征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国的工业集聚趋势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
（1）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著的上升，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业份额达到了7.35%，福建的工业份额也有所上升；
（2）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明显下降，辽宁的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5.18%，黑龙江和吉林的工业份额分别下降到4.18%和1.72%；
（3）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仅四川（含重庆）的工业份额有所上升；
（4）三大直辖市的工业份额明显下降，上海的工业份额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份额均已低于2%。
总地来说，工业集聚的趋势还表现在，1978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仅有上海和辽宁，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有11个。
到了2001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变成了3个，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增加到16个。
图1：
1978年各省工业比重分布
图2：
2001年各省工业比重分布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集聚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环渤海地区，虽然辽宁的工业份额有所下降，但山东的工业份额却明显上升。
从我们计算的工业GDP份额排名中可以看到，尽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变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属于上述三大地区。
在这三大地区中，同样存在工业比重的变化。
作为仅仅有一个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依托香港工业的转移，同时凭借香港的自由贸易港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业增长强劲。
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历史上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石化等制造业在全国就占有重要地位。
Wen（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
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GDP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GDP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
表1工业GDP份额前四位省份
年份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1
上海
江苏
广东
2
辽宁
3
山东
4
浙江
三、工业集聚：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工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地区。
在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好而导致的工业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东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而辽宁和山西则是依靠自然资源成为工业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
第一，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
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
例如，与周围省份（特别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并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优势也并不明显，但是，浙江的工业集聚趋势却比福建明显得多。
广东和广西是另一对例子，这两个省份的纯自然条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中心，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自然条件可以解释的。
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寻找工业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而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19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强调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决定作用。
收益递增假说在贸易理论里获得成功应用之后，紧接着就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Krugman也同时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
企业的数量多，新进入企业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在当地销售，所以工业会在企业数量多的地方集聚。
（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高，新进入企业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时，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R&
D的成本低，企业容易获得创新收益。
（3）消费者的购买力。
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强，那么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会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
同时企业在本地的集聚也导致了工资的上升，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地区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4）交通运输条件。
根据Krugman（1991）的模型，我们知道新经济地理学将交通费用视为影响工业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只要交通费用不至于高到成为地区间贸易的天然障碍，那么由于工业集聚产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过由于地区间贸易产生的成本损耗，集聚就会产生，并且在收益递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没有否定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地理的差异也看作一种偶然因素，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可以导致初始的工业集聚，然后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的收益递增影响而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
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例如Wen,2004）。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
例如，经济的开放可能会导致工业在靠近国际市场的地区集聚。
再如，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加强一个地方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政府放松对于经济的干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变化改变工业布局的例子并不罕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开放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
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围的重要性则相对有所下降（Rodrí
guez-Pose等,2003）。
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既可能是通过经济地理的因素起间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
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显然也是导致地区间工业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实施的经济开放政策是导致这一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因为这里距离香港这个港口、金融和贸易中心以及大市场非常近。
这时，经济开放这一经济政策就通过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工业集聚产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改革以后广东和广西在工业集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但是，经济政策并不总是通过经济地理或新经济地理的中间变量来对工业集聚的产生作用的，一些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经济政策并不是可以任意调整的，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强作用。
经济政策直接导致工业集聚的例子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省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有关。
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比较活跃，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进行一步采取市场化、放松管制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工业的集聚。
四、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在上一节中，我们以收益递增和自增强机制作为纽带综合地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
在这一节中，我们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和需要检验的三类因素的作用，将工业集聚因素分析的计量模型设为如下形式：
（1）
其中，Yit表示的是各年各个地区工业产值占当年全国总的工业GDP的比重，这是我们度量工业集聚的变量，也是Wen（2004）度量工业集聚的变量。
一个地区的工业份额上升了，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工业的集聚。
X1表示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2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3表示经济政策因素的向量。
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我们对相应变量作了滞后一期的处理，使这些解释变量成为被解释变量被观察到之前已经被决定的变量（pre-determined），以减少模型的联立性偏误。
其他希腊字母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我们的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一些有关数据来源的详细情况参见数据附录。
下面，我们对所选取的解释变量的理论基础进行简要的解释。
一、经济地理因素
我们在这里考虑了两个经济地理的因素：
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和直辖市哑变量（city）。
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因此，我们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工业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响。
三大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所以我们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负的。
二、新经济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1974），Fujita（1988）和Krugman（1991）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从而挑战了新古典的传统。
Henderson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前后向关联导致的产业外部性使企业集聚在其他企业周围，另一方面强调了企业集聚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所得到的知识外部性；
而Krugman通过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企业集聚在消费者市场附近得到的需求联系，Fujita（1988）通过存在不可贸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样的证明。
为了检验这三种不同的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我们构造了以下指标：
（1）地区企业数量比重（firm）衡量产业外部性；
（2）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edu）代理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教育数据不完全，我们使用了万广华等人（Wan,LuandChen,2004）估计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
（3）地区消费者需求，我们使用了人均GDP的对数值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pergdp）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
（4）Wen（2004）使用了城市数指标来度量城市的发展，但是这很难衡量各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采用了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用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urban）来代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
（5）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工业集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引入了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产出占GDP百分比来度量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支持，并且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作为各地相对的信息化指标（com），同时，我们用地区的公路里程占全国的比重（road）来代理相对的交通运输条件。
三、经济政策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的经济来说，政策的差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决定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
KanburandZhang（2005）回顾了政策因素对于中国50年地区差异的影响，Dé
murger等（2002）也强调了改革以来的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
（1）对外开放度。
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的非国有化进程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有关。
和既有的文献的通常指标一致，我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与相应的全国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
我们预期对外开放对工业集聚有正的作用。
（2）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度。
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政府全面参与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在这一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将有利于工业的集聚。
在经济增长文献中，通过用扣除教育和国防经费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政府消费所起的作用。
在我们的数据中没有省一级的国防开支统计，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卫支出这个大类中，由于这个大类的性质与教育支出都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就用扣除这一类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gov）来度量相对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程度，并预期这一变量的符号为负。
必须说明的是，政策的调整从来就不可能在政策颁布的一夜之间完成，从而导致改革在时间上的循序渐进和空间上的进展差异，而我们使用的政策指标所具有的面板结构恰恰能够反映各类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但是，这类政策指标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观察到的真正的政策变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本身。
为了克服此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对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开放指标，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来检验其是不是具有显著的内生性问题。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之所以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于经济开放政策的效果，是因为这一政策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政策，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赶超型向比较优势型的转变。
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也与经济的开放进程紧密相关。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Wan,LuandChen,2004），而从经济开放的角度来看工业的集聚也能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
我们使用的经济开放的工具变量包括了各个地区在1978年经济仍未实施开放政策时的开放度指标（1978年的出口与GDP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与GDP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主要港口的距离中较近的一个（port），这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开放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间接影响。
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港口的距离是因为这两大港口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显高于排名在其后的其他港口，可以作为开放度的有效的工具变量（WeiandWu,2001）。
五、实证研究结果的报告
计量分析的结果见表2。
方程
（1）是包含了全部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其中，我们用export作为开放度的指标。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方程2）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假说。
同时，当我们使用export78和port作为export的工具变量估计包含工具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方程（3），IV-RE）时，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开放度指标并未显著地存在内生性偏误。
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去掉了不显著的变量edu，并没有改变模型的基本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并且开放指标并未显著地存在内生问题。
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用进出口和GDP之比（trade）替换export作为开放度指标，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
有趣的是，当我们用trade78和port作为trade的工具变量的时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变量之后与trade不显著相关，这说明到港口的距离虽然对一个地区的出口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却对以进出口总额作为指标的开放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进口并不显著地受到一个地区与大港口之间的距离的影响。
通过表2中报告的几个结果，以及相应的检验，我们可以确认，方程
（1）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讨论实证研究的发现。
总地来说，无论是经济地理因素、经济政策因素还是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变量，都对产业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这就说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集聚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过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依次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总结如下：
1、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
我们发现，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的确有利于工业集聚。
而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经济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直辖市的工业份额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对更低。
2、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由一个地区企业数衡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作用均显著为正。
我们发现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对工业集聚有着不显著的正影响，之所以人力资本的因素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还不高。
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对地区的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指标是一个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数，因此其系数之间是相互可比的。
从结果来看，显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的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积极作用最大。
3、经济政策的作用。
我们发现，对外开放对于工业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这显示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工业集聚的推动作用。
有趣的是，我们在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还发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对于地区的开放程度有着显著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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