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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气不足,则胎元不固;
湿渗于下,则带下淋漓。
治疗必须补脾升阳,去湿固本,则胎气白安。
处方:
白术30克,黄芪12克,党参12克,炙甘草9克,当归9克,杜仲9克,续断9克,柴胡3克,升麻3克。
服三剂而白带减少,腰腹下坠明显减轻。
转方又加阿胶珠10克、艾炭10克,又服三剂,则血止胎安。
又服数剂,终于按时分娩。
二、脾虚气不摄精
刘又x,男,56岁,北京人。
素有心脏疾患,经常出现心悸、气短等证。
最近因制作家具,操芳过度,因而大便溏泻,每日行三、四次,饮食减少,身体疲惫不堪。
并自觉两腿之阴股,时有麻簌簌之感,麻甚则精关不固,自行走泄,不能自止。
每滑精之后,则头晕腿软,无力支持,不能工作。
切其脉软,按之无力。
视其舌胖嫩而滑。
此证为脾气虚衰,清阳不升而反下陷,则大便溏泻而体疲无力;
中气虚衰,则不能摄精于下,心肾阴阳不得上下相交,所以,阴股发麻而精关不固。
古人云:
“无梦而遗心肾弱,有梦而遗火之强”,此乃脾虚气弱所致,与相火逼精走泄者,自不能同日而语。
治当补脾升阳,摄固真元。
黄芪30克,人参9克,升麻3克,柴胡3克,山萸肉10克,桔梗3克,知母3克。
此方服三剂,而气力有增;
又服三剂,而阴股发麻与滑精不发;
又服三剂,则心悸气短等证随之而减。
此方为盐山张锡纯先生所拟,治大气下陷,每投辄效,余师其法,用之果验,此方可传。
三、清阳下陷,腹泻脱肛
郎、x,男,56岁,山西人。
患病为大便泄泻,每日行三、四次,此后续发脱肛,饮食减少,体疲无力,屡治少效,时余带78届学生在山西实习,故慕名来诊,道其所苦。
切其脉缓软无力,面色黄而舌质淡。
一派脾虚之象,昭然若揭。
夫清阳失序,不升则陷,轻则发为溏泻,重则而为脱肛,亦势所必然矣。
黄芪12克、人参9克、白术9克、炙草9克、土炒当归6克、柴胡3克、升麻3克、千岁头(荷叶包、锻透)1个、红枣3枚、生姜3片。
此方服六剂,而脱肛与腹泻不发,又将方中人参改为党参12克,再服六剂,其病痊愈。
四、清阳下陷,带下淋漓
魏某,女,30岁,正定县人。
小产之后,继而带下淋漓,色白而稀,多时则小腹下坠。
曾至妇科诊治,因带多拭之不净,医生无法判断原因,切其脉弦缓无力,面黄舌淡苔白。
余辨为脾气虚衰,清阳下陷,湿邪不运,注人任冲,化而为带之证。
党参12克,黄芪12克,白术30克,炙草6克,升麻3克,柴胡3克,防风3克,羌活3克,独活3克,黄连3克,半夏9克,陈皮6克,茯苓10克,泽泻10克,白芍6克。
此方服至六剂,带下减至三分之二,体力有所恢复,又服六剂,其病全廖愈。
按:
妇女脾虚湿盛之带下,用上方(即升阳益胃汤)比傅氏的完带汤见效为捷。
若带下而又兼腹痛的,则可考虑当归芍药散的治法。
五、清阳下陷,湿凝会阴
郝、x,男,38岁,徐水县人。
患病数载,其证颇奇,自诉在前后阴之交(会阴部位)有痠胀之感,如有物嵌顿其中,久立则更甚。
伴有小腹下坠,而似欲大便,既登厕所又无便可解。
周身疲倦,饮食乏味。
其脉软大,按之无力,舌苔则白而略腻。
余语之日:
君之疾为脾气虚,而清阳下陷。
湿邪从之,下结于会阴,升不能升,降不能降,所以重着难拔。
治当补脾运湿,升阳举陷,方可有济。
苍白术各9克,党参12克,黄芪12克,黄柏3克,炙甘草6克,陈皮3克,泽泻6克,茯苓6克,升麻3克,柴胡3克。
以此方为准,加减化裁,共服三十余剂,其病渐愈。
六、清阳下陷,阴火发动
李又x,女,34岁,旅大金县人。
病有数月之久、心烦口干,周身发烧,如同火灼,家中之墙,砌以方石,每以后背贴之,方觉清爽。
月经较准,惟每来必多。
下肢浮肿,心烦气短,动作乏力,饮食不佳。
切其脉大而无力,舌淡而苔白。
问其二便,则小便微黄,大便有时溏泻。
视其所服之方,多为滋阴凉血之品,非但无效,反增夯(hong)闷而胃呆不食。
余辨为内伤脾虚,清阳下陷,阴火乘于心胸之证。
东垣曰:
“心火者阴火也。
”指出心包之火来于下焦的阴火。
这是清阳不升,谷气下流于肾之过。
治当升阳益脾,甘温除热,以升为降,以补为泻,方能收效。
人参6克,炙甘草6克,生甘草6克,升麻3克,柴胡3克,葛根3克,黄芪9克,当归6克,陈皮3克,大枣3枚,生姜3片。
此方服至三剂,心烦、口干等证均解,发烧亦有改善。
上方又加知母3克,黄柏3克,又服六剂而发热不见。
改用参苓白术散120克,炼蜜为丸以资巩固,从此获愈。
漫谈水气上冲及苓桂剂的证治(刘渡舟讲述薛光耀整理)
在《伤寒论》、《金匮要略》里,“水气”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水肿,一是指水饮。
此水饮与“四饮”的含义不同,它具有上冲的特性。
继仲景之后,历代医家对“水气”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不一致。
有认为“水气”是指水之寒气,如成无己注“水气上冲”日:
“水寒相搏,肺寒气逆”,又有认为“水气”即水饮,如钱天来云:
“水气,水饮之属也”。
我认为成氏、钱氏的见解,似乎只各自说对了一半。
因为水与寒、水与饮,往往协同为病,“水”乃言其形,“寒”乃喻其气,“饮”则指其邪。
所以,“水气”的概念,应既指水饮,又包括水寒之气,这样理解似较为恰当。
现在着重谈谈水气上冲。
水气上冲的病机与心、脾、肾的阳气虚衰有关。
心、脾、肾三脏之阳气健旺,则不致产生多余水寒之气上冲之证。
心属火,上居于胸,能行阳令而制阴于下。
若心阳不足,坐镇无权,不能降伏下阴,则使寒水上泛,而发为水气上冲。
脾气之虚,不能制水于下,水无所制,也易上冲而为患。
肾主水而有主宰水气的作用。
如肾阳不足,气化无权,不能主水于下,则亦可导致水气上冲。
关于水气上冲的起点和终点,观《伤寒》、《金匮》,可知有两处:
一起于心下,上冲至头,一起于脐下《少腹),上冲至咽喉。
水气上冲的证候,可表现为“奔豚”证,即患者自觉有气从少腹上冲至咽喉,并可有腹胀、胸闷心慌、咽喉憋闷感、短气、濒死感等,气下行则诸症皆除。
亦可表现为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头目眩晕等。
“逆”即水寒之气上逆,“满”即心下(胃院)痞满。
水气上冲,邪干心肺,则出现胸闷、咳嗽、喷息、心悸,上冲至咽喉,则咽喉不利、憋闷异常,上干清窍,则头痛、眩晕、耳鸣耳聋、鼻不闻香臭等等。
“水气上冲”证的诊断,亦离不开四诊。
如望诊,主要望病人的气色,舌象。
水为阴邪,阴来搏阳,水来克火,故面色黧黑,甚者可出现水斑,类似孕妇的妊娠斑。
舌象可表现为舌质淡嫩,舌苔水滑。
切诊多为脉沉紧或沉弦,沉弦脉主水与饮,紧脉主寒。
水气上冲的治疗,当以温阳降冲,化饮利水为法。
选用茯苓、桂枝组成的方剂(简称“苓桂剂”),随证化裁。
下面以苓桂术甘汤为重点,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苓桂剂的证治:
苓桂术甘汤以茯苓、桂枝为君,白术、炙甘草为臣,茯苓在方中的作用有四个方面,即甘淡利水消饮,宁心安神定惊,行治节之会、利肺气以通调水道,健脾助白术以利水湿,桂枝在方中有三个作用:
即通胸阳而消饮,下气降冲,补心阳以制水饮。
若无桂则茯苓不能通心阳而降冲逆,无苓则桂枝不能化饮利水。
因此,苓、桂配伍,相辅相成,实为通阳降冲,化饮利水之主药。
方中更以白术健脾制水,炙甘草助桂以通心阳。
苓桂术甘汤实为苓桂剂的代表,通过加减,从苓桂术甘汤又演变出许多方剂,如:
1.苓桂芥甘汤(茯苓、桂枝、甘草、白芥子):
用治水气挟肝气上逆,咳吐痰涎之证。
2.茯苓甘草汤(苓、桂、甘草、生姜):
治胃虚水停证,小便利或不利。
3.五苓散:
治“水逆”症,又治“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
(《金匮要略》)。
4.苓桂甘枣汤:
治心阳虚之“脐下悸,欲作奔豚”证,用甘澜水煎,义在不助水邪。
5.苓桂茜红汤(苓桂术甘汤加红花、茜草):
治疗冠心病属心阳虚者,疗效颇满意。
本方加牛漆治疗高血压病(心阳虚型)效果亦较好。
6.苓桂杏苡汤(茯苓、桂枝、杏仁、薏苡仁):
治水气挟湿,头晕、咳嗽、痰多、胸闷、小便不利、舌苔腻之证。
以上谈了“水气上冲”证及苓桂剂的证治。
“水气上冲”证临床常见于各种心脏病,如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等。
苓桂剂的运用不止这些,如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疗服小青龙汤后产生的坏病,茵陈五苓散治湿重于热之黄疸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谈谈人体的津液链(刘渡舟)
中医学认为人体内有一种比较重要的物质叫津液。
实际上它包括了血液、精液、髓液、汗液、唾液……,它们皆可统称之为津液。
津液是一个相互联接又能相互转化的有机体,好像一条链联在一起,所以,我把它叫做津液链。
津液的来源,是从饮食分解出来的,例如:
《灵枢·
邪气篇》说:
“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
”可见饮食变成津液而带有原始物质的意义。
严格地讲,津与液还有分别,《灵枢·
决气篇》说:
“何谓津?
……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
何为液?
……谷入气满,淖泽注入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
”
古人认为津液中体轻的可外走腠理以为汗;
津液中体浊的可内渗于骨空而为髓,所以津在外而为阳,液在内而为阴,用以区分它们的不同功用。
津液虽属阴液之类,但不能离开阳气的蒸化。
具体地说,它必藉脾气的运化,肾气的主宰,肺气的敷布和三焦阳气的温煦和流通。
《医医病书》说:
“窃谓津液虽属阴类,而犹未离乎阳气者也,何以言之?
《内经》云:
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岂非液则流而行,津则随气而行者乎?
……验之于口气呵水,愈足征气津不相离矣。
……它说明了阳能化阴,气能化津。
”以体现气津并行,相得益彰的道理。
津液是从饮食分解出来的一种物质。
至于饮食消化的过程和形成津液的具体形态,考《医医病书》说得比较详尽。
它说:
“凡人饮食盖有三化:
一日火化。
烹煮熟烂;
二日口化,细嚼缓咽;
三曰胃化,蒸变传化。
二化得力(指火化与口化),不劳于胃,……胃化及毕,乃传于脾,传脾之物,悉成乳糜。
它具体分析了饮食消化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和进行中的各个程序,说得比较确切。
并且明确地指出由胃传脾的津液,是呈乳糜之状,其色白而质稠。
它的话补充了《内经》的不足,而是津液学说一个新发展。
正是由于“乳糜”状津液这个原始材料,才能进一步变生血液,精液和髓液,从而形成一条津液链以反映它们的衍进和生化。
先说血液:
血液是人体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
《素问·
五脏生成论》说:
“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
”可见人体的组织器官,是离不开血液滋养。
但是,血是由津液所变生,而系于津液链中的一个环节。
津液变生血液,见于《灵枢·
痈疽篇》。
“肠胃受谷,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
”而《灵枢营·
卫生会篇》亦说:
“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
”清朝人尤怡在所著的《金匮翼》里也说:
“盖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脉之所终始也。
若三焦调适,气脉平均,则能宣通水液,行入于经,化而为血,灌溉周身。
由此可见,血液是从津液中的精微分子所化生。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津液为血液之母,而为临床滋液以生血的治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津液不但能生血,而又能化生精和髓。
大家知道,精分先天和后天。
先天之精禀自父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物质。
后天之精,指离开母体以后,藉助饮食的荣养而从“乳糜”的液体中不断补充和合而成。
五癃津液别篇》说: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
”文中指的“和合而为膏”的“膏”,可以体会它比“乳糜”的液体而更为稠厚。
我认为实际上指的是精液,也就是从“乳糜”的津液进一步变成精液,然后渗入骨空,或者补益,或者去滋生髓液,而形成精又生髓的链式反映。
如果反过来从病症上去证明上述的道理,《灵枢·
五癃津液别篇》又说“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
”它说明了男女房室过度,伤了肾精,精液流溢过度,势必致使髓液减少(因为精生髓),乃发生腰痛和膝胫酸楚。
这同肾精亏损的见证,很相似。
津液除化生血液、精液、髓液以外,又能内滋脏腑,变成脏腑之液。
它有节制阳气、灌溉脏腑,以维持阴平阳秘的生理常态。
至于五脏之气,所化生五脏之液,如心汗、肺涕、脾涎、肝泪、`肾唾,也都属于津液的化生,亦由饮食分解而成,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稍有不同,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则是一致的。
例如:
肝血可以化生眼泪,若泪流过多则伤肝血;
肾精可以化生口涎,若唾吐过多则伤肾精。
所以,不但“五液”如此相联,而精血之间、髓精之间、血髓之间都具有内在的相互转化关系,形成一条津液链而维系在一起。
根据津液链的结构与联系,精血之间,髓血之间,髓精之间就有一荣同荣、一枯同枯的关系。
血虚则精必减,精虚则血必亏,精虚而髓必干,髓干则血不荣,这是因为它们有“同源”的内在联系,才有互相“转化”的物质条件。
为此,津液链的学说不但突出了津液之间的联系性,同时,也反映了津液的整体观,而有助于中医理论的发展。
明朝人李中梓所著的《医宗必读》中载有“乙癸同源论”一文。
他认为肝肾所以同治,是由于它们有“同源”的关系。
肝藏雷火,肾藏龙火,皆赖于水的潜涵而方能安居于下。
根据这个道理,李氏把下焦的水作为“肝肾同源”的物质基础看待。
从而在临床上提出肝肾可以同治的理论观点。
先辈之言,我们未可非议,但他确未提到津液之间的链式关系,对精、血、髓、液实来源于津液的理论和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内核,说的似明似暗而不够确切,令人读之不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下边我想从临床治疗再证实一下津液链的因果关系,而有助于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例1:
杨又又、女,28岁。
于1971年患病,屡经治疗而效果不大。
患者四肢与后背有时出现游走性疼痛,按之又不可得,两手掌鱼际肌肉已见萎缩和麻木感。
其饮食日有所减,更厌荤腥,并且口咽发干,而不愿多饮,惟大小便犹自可。
其月经提前三天,经量较少,每来则心中发烦不安。
患者两颊绯红,舌红苔薄黄,其脉大而软不任按。
辨证:
此证由于胃液不足,而使胃气失调,故饮食日减、口咽发干。
由于饮食少、津液亏,则不能化生荣血。
荣血一虚则不能养肝以熄风,而使风阳为之发动。
风阳走于肢体,消灼血液,则肌肉萎缩而游走作痛。
经期则使血更虚,无以制节阳气,故心烦而不安。
治法:
滋养胃液,以生荣血,则肝风不治而自戢。
方药:
玉竹30克石斛30克白芍12克生地12克麦冬12克胡麻10克甘草6克钩藤10克石决明30克何首乌10克。
此方前后共服三十余剂,而胃开能食,疼痛减轻,手掌鱼际肌肉逐渐长起,其病也随之而愈。
例2:
李又义,女,25岁。
其病饮食减少,口咽发干,周身疲倦,时发烦热,夜寐不安。
其月经每二十天即潮,量少而色淡,使人更加疲倦,每致卧床不起。
舌红而苔净,脉细数无力,大便自调,惟小便色黄。
其人饮食减少,口咽发干,而舌红苔净,反映了胃液不足,胃气失和;
夜寐不安,时发烦热,而脉细数,则为阴血不足而有热象。
夫血源于津液,而津液又化生于饮食。
今食少无以化液,则营血无从而生,故周身疲倦而经期卧床不起。
滋胃液以进食,则不补荣血,而血亦自复。
方药;
沙参15克麦冬30克玉竹30克生地12克茯苓6克石斛15克生扁豆6克。
此方服至六剂,则胃开能食,诸证均减。
转方用固本汤即生地10克、熟地10克、麦冬10克、天冬10克、炙甘草6克。
服十余剂,身体从此逐渐康复。
从上述两则病例,可以看出,凡胃液先虚,而使饮食减少,则荣血无从化生而变虚。
治法不急于补血,而以甘寒之品先滋津液,使其胃和能食,诸证不治而自己。
这种补津液亦生荣血的方法,亦可用于精虚之人,其疗效也相同。
由此可见,津液链的理论确有其临床意义,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新发现。
天年篇》又说:
“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能使长久。
”它说明了古人不但为我们指出了津液的可贵,同时又指出了调息生津的方法,示人以防病保健的要旨。
对此法的有关知识已被“气功”疗法所包括,为此,希望乐斯道者去专门研求。
分析《伤寒论》几种“载药上浮”的方法(刘渡舟)
《伤寒论》中具有“载药上浮”作用的共有六方三物白散、栀子豉汤、瓜蒂散、大陷胸丸、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
六方的治疗不尽相同,药物也有所差别,但从某种程度讲都和“载药上浮”的方法紧密相连。
反映了“经方”组方用药之巧和构思之严,自非一般方书所可及。
令人可惜的是一些研究“伤寒学”的医家,对“经方”的“载药上浮”之法,有的明暗参半,或者避而不谈,因而仲景之学得不到发扬与光大。
因此,本着共同研究的态度,谈谈上述六个方子“载药上浮”的作用,以就正于同道。
一、白散
白散治疗“寒实结胸无热证”。
由桔梗、贝母、巴豆三药成方。
对于方义的解释,钱天来说:
“寒实结于胸中,水寒伤肺,必有喘咳气逆,故以苦梗开之;
贝母入肺解结;
又以巴豆之辛热有毒斩关夺门之将,以破胸中之坚结”。
他的解释,也代表了历代注家的共同观点。
然而,柯韵伯则另具支眼,其见解出众,认定此方用“白饮”和服,是使巴豆留恋胸脆,而有甘以缓之的意义。
柯氏注意到治上病用甘药的方法,确是难能而又可贵的。
然而,他不从桔梗载巴豆上行去作解,反从“自饮”上作文章,似乎舍近求远,故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我认为“寒实结胸”的病变在于胸厢,如用巴豆,而不用引药上行之法,则巴豆性猛,必一掠而过,不能摧尽结胸之邪。
因此,在白散中,用了一味桔梗。
这味药不但能协同贝母以开肺胸气结,更重要的是它能引峻攻之品,上入至高之分,使之达到攻下寒实的作用。
关于桔梗的治疗特点,据张元素说:
“桔梗清肺气,利咽喉。
其色白,故为肺部引药,与甘草同行,为舟揖之剂。
如大黄苦泄峻下之药,欲引至胸中至高之分成功,须用辛甘之剂升之,譬如铁石入江,非舟揖不能载,所以诸药有此一味,不能下沉也。
”由此可见,三物白散中的桔梗,有一药双关之用;
既开胸肺之气,又载巴豆上行,丝丝入扣,密切病机,其构思之精,值得研究。
二、栀子豉汤
栀子豉汤是治疗“虚烦”和懊恢不眠之方,由栀子与豆豉二药组成。
张锡驹认为:
呻己子性寒,导心中之烦热以下行,豆颗熟而轻浮,引水液之上升也。
”他讲的话,似乎只说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则说得欠考。
如“豆豉熟而轻浮,”这句话说得就对,至于“引水液之上升”一语,则就值得商榷。
何以见之呢?
考《名医别录》认为豆豉治“伤寒头痛,寒热瘴气恶毒,烦躁满闷”。
而李时珍则说它“能升能散”。
可见它没有什么“引水液上升”的功效。
所以,豆豉在此方的作用;
第一是清太阳浮游之热,第二是轻宣上行,载栀子以清心胸烦郁。
所以仲景因证而制方,使栀豉相须以为用。
它虽无舟揖之称,实有载药之实。
这样去理解豆豉,也就庶几近之了。
三、瓜蒂散
瓜蒂散是治疗胸有寒而痞粳,与气上冲咽喉、不得息等证。
方以瓜蒂、赤小豆两药组成。
瓜蒂味苦,赤豆味酸,而成酸苦涌泄之义,使病从上越,吐而出之。
服瓜蒂散,又必须以香豉煎浓汤送服,这是取香豉的既能载瓜蒂以上行,又可促进涌吐的实现,务以驱尽胸中之邪为目的。
后世的注家疏忽了豆豉有载药上行之实,对仲景治上之法,多略而不谈,乃是千得之一失了。
四、大陷胸丸
大陷胸丸是治疗结胸项强拘急,而如“柔痉”状的。
方用大黄、芒硝、草茄、杏仁捣研和如弹大一丸,然后加入甘遂末。
用白蜜和水煮煎,连渣带汤,一起服用。
此方极为猛峻,如不用则水热之结不解,然若攻下太猛,又虑胸上之邪不尽。
针对这种病情,一些注家,认为此方是“峻药缓用”之法,成无己也说它“峻治而用缓”。
这些见解,当然也是对的。
然细绎方义,似仍有可议之处,现补述如下:
此方药虽峻,而用量则轻,而又用白蜜煮服,即峻药缓用之意。
但也应看到,大陷胸丸是治结胸“项亦强”的,如果没有白蜜的缓恋硝、黄、甘遂之功,也就不能驱尽在上之邪。
所以白蜜既能滋润项强,又能载药上浮,这一事实也须予以重视。
五、调胃承气汤
调胃承气汤是治疗阳明燥热证的。
燥热初结在胃,而使胃气不和,发生澹语、心烦、便秘,蒸蒸发热等证。
方由大黄,炙甘草、芒硝三药组成。
此方属于泻下之剂,因其硝黄兼用,泻下的作用是很强的。
但是,仲景又加了一味甘草、经蜜炙之后,补中益气,以羁绊硝黄泻下之势,自是不言而喻的。
甘草缓恋硝黄,如船载铁石入江而不沉,起到了载药上浮的作用。
所以《长沙方歌括》一言点明说“调和胃气炙甘功”。
《卫生宝鉴》认识到调胃承气汤有泻热于上的作用,故于本方另加黄连、犀角以治阳明胃热上熏于面的“燎面”证。
余在临床治疗胃火牙痛,口臭、鼻蛆、头痛等证,亦每用此方而取效。
也说明了调胃承气汤有泻热于上的作用。
六、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是治疗少阳病邪未解,而阳明燥热又成。
其证以口苦、便秘、呕不止、心下急、疼痛拒按、郁郁微烦为主。
此方由柴胡、黄芩、半夏、生姜、枳实、芍药、大黄、大枣等药组成。
查其方义,用小柴胡汤,减人参、甘草以外解少阴之热,加大黄、枳实、芍药等酸苦寒凉之品,以泻阳明内结之热。
必须指出,方中的生姜,用到五两之多,(几乎超过小柴胡汤的一半)这是有其深意的。
因为少阳病位,在于胁下,属于半表半里的病变。
所以只能和解,而禁用汗、吐、下之法。
那么,大柴胡汤,为什么又用大黄呢?
尤在径则认为大柴胡汤是少阳病的权变之法,也是不得已之兵,故在用大黄的同时,又倍加生姜的剂量,使之协半夏以治呕,又可赖其辛散之性,引大黄而上行,又能使少阳枢机不致内折,此所谓有制之师。
若不用此,则大黄枳实肆无忌惮,逞其泻下之能,则必先挫伤少阳,使少阳之邪非但不解,恐反随之而内陷。
由是观之,大柴胡汤用辛开以制其苦降,虽与甘草缓恋之法不同,然缩大黄于上,不令其速下,其义则一。
何况生姜又能助柴胡以解在外之邪,也是一药两用之法。
总的来说,“载药上浮”之法,首先创见于《伤寒论》。
从以上六方的分析,即可以证明。
后世医家,专以桔梗为舟揖之使,因而提出了“载药上浮”的方法。
殊不知“载药上浮”,有多种形式,似不拘于桔梗之一格。
因为法以证立、方以法随,若不先解决证的所需和药的不同,而奢谈载浮之法,则不能得其要领。
另一方面,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