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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劳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干涉下,环境保护、雇员的生产安全、雇员人权、社会就业、消费者权益等已经成为当今企业社会责任最基本的内容。

基于《联合国人权宣言》的SA8000认证标准则更细致地关注童工问题、劳工剥削、生产安全和健康、歧视、结社自由、报酬以及企业的管理体系。

[5]

展望未来,White还指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三个趋势。

[6]首先,将会有更多的政府强制性责任施加于企业;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会交织和融入到所有类型企业的所有业务之中;

再次,企业社会责任将会推进企业管理体系的再塑造。

但是,无论是实践上还是学术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欧盟委员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自愿的贡献行为,[7]联合国认为是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行为。

[8]在学术界,定义的争论则更为细化。

Garriga和Melé

视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的一种盈利的战略工具,[9]以期在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但ManneandWallich却指出:

“企业不仅仅只有利润最大化这一个追求”。

[10]Davis和McGuire等学者进一步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对企业的要求。

[11][12]Bowen和Sethi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为了“顺应主流的社会意志、价值和预期”,[13]因此是“引领商业发展的重要真理”。

[14]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关注“该做什么?

”而非“是什么?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议题(agenda)的讨论,来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比如BlowfieldandMurray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应该涵盖商业道德、法规顺从、公益活动、社区投资、环境事务、可持续发展、人权保护、动物权益、劳工权益和福利、市场关系以及反商业贿赂等。

④Zadeck等人则指出,要履行社会责任,应更多关注企业价值、运营透明度、社会经济效率等方面。

[15]

虽然定义尚未统一,但是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已经较为广泛地被学术界和产业界所接受。

下文主要介绍Carrol的金字塔理论和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金字塔理论

Carroll提出:

“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了经济、法律、伦理道德和社会对企业在某时间点的预期”。

[16]他在1991年提出一个金字塔模型来认知企业社会责任。

[17]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责任在最底层,往上依次是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和对社会的回馈性公益活动。

Figure1ApyramidofCSR

就经济责任而言,企业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产品的需求,而寻求利益最大化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根本动机。

[18]企业的法律责任可以部分地被视为企业和社会的某种契约以及“企业运行的根本规则”。

[19]Steiner等则指出,“企业的行为的正确性是由社会道德标准来判断”,[20]企业如果不遵守这种标准,社会最终会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制裁或限制企业。

而企业的公益责任则指企业将财力和人力贡献给教育、社区、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或企业改进人类福利的方式。

这个理论从几个大的分类来明确了整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而这个金字塔形的模型则说明:

“企业的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不是相互排斥的,企业的各种责任和其经济责任也不是相并列的”。

[19]企业应该关注整个金字塔而非其中的一部分,并将整个金字塔里的内容融入企业的决策、行动和程序中。

☆☆利益相关者理论

Freeman指出,股东的利益不再是唯一的对企业行为评价的准则,企业应该意识到其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21]在此,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和企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或群体,他们可能被企业和行为、目标和政策所影响,也可能影响企业的行为、目标和政策。

”[21]

Freeman等人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两类:

基本相关者和次级相关者。

他们建议企业决策者要特别关注基本相关者,包括社区、客户、资助者、供应商和雇员;

而次级相关者则包括媒体、政府、消费者权益群体、竞争对手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

[22]

Mendelow发展出了权力/利益矩阵来进一步划分利益相关者。

这个矩阵里,权力是指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行为和企业决策的能力,而利益则是相关者去影响企业的意愿性。

[23]Mitchell等人指出利益相关者有某种程度的权力或是能获得强制性的、功利性的方法来将自己的意愿加于和企业的关系中。

[24]Mendelow建议企业应在做决策前,充分考虑那些权力大和利益大的相关者的意见。

表1权力/利益矩阵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明了企业应该对谁负责,这也许能帮助理解企业社会责任中“社会”这一含糊的定义。

Carroll表示“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描绘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所应该考虑的人或特殊群体来人格化了社会责任”。

[25]他建议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金字塔理论相结合,作为一种应用工具来帮助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者。

他还指出,这种双赢的框架在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满足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应该是一种合理而且需要的管理目标以期企业的长期利益。

2.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判

Freidman从商业的本质来批判企业社会责任。

[26]他极力支持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机制,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会对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那么产品的市场价格就不能反映其真实的成本,最终会扭曲市场分配机制。

其他的学者则对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Bellant指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于深层的社会问题而言,仅仅是一只创可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27]因此,无论是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应该是政府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角。

Doane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企业的广告工具,根本不是为了社会的真正需求,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不被承认的一种“可以削弱有效公共政策的,在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浮士德条约(德国传说,指一巫师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知识——研究者注)”。

[28]Steiner等则担心,如果商业机构被鼓励去解决社会问题,那么企业的价值观会主导社会的价值观,“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将企业变成20世纪里的中世纪教会”。

[29]

此外,联合国认为当前由发达国家来定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些障碍。

[30]

(二)医药产业的企业社会责任

疾病不仅仅是贫穷的结果更是贫穷的原因。

[31]对于病人而言,疾病意味着失去生活质量、失去生存能力并减少寿命,这对家庭也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对于政府、雇主和纳税人而言,疾病意味着增加的医疗负担和生产力的损失。

因此医药产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其特殊性的社会影响作用,它将会像几十年前全过程质量管理理念那样改变这个产业的管理模式。

下文将通过对辉瑞、葛兰素史克、拜耳、强生、阿斯利康、诺华等世界领先的医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介绍这些产业巨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所持有的认识、所开展的行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1.产业巨头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企业管理中的战略地位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为了短期的还是长远的目标,唯一聪明的企业运营方式就是做一个负责的公司。

一个企业要做到负责任,那么无论是在社会层面、道德层面还是环境层面都应值得信赖”(辉瑞)。

[32]全球化(默克)[33]、公民社会(拜耳)[34]、声誉(葛兰素史克)[35]以及其他各种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动机使得这些产业巨头非常清楚他们需要赢得社会的信任。

因此他们认识到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放在一个战略位置,正如阿斯利康声明的一样:

“责任是嵌在阿斯利康商业战略之中的,因为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持续性的发展至关重要”,[36]换言之:

“企业责任应该通过日常的商业运作成为整个商业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葛兰素史克)。

[35]

这种认识已经改变了医药企业的企业治理模式。

首先,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了企业价值和企业文化之中。

企业社会责任也不再是这些产业巨头的广告口号,而是他们员工和企业行为的信条。

[37]其次,一些企业以社会责任为准绳,发展了很多行为准则来规范和监督企业自身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

[38][39]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先的医药企业往往是由企业的高层直接负责或是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事务。

以葛兰素史克为例,在决策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是公司的核心管理组成部分之一,相应的工作直接向董事会报告,这个委员会至少每年三次对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政策和执行情况进行审查;

在执行层面,每个部门都有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和规范。

图2葛兰素史克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管理架构

从认知到实践——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医药产业最重要的宗旨就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服务。

默克公司表示医药产业能为社会做出的最基本贡献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直接改善和维持全世界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健康,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好并提高生产力”。

[40]辉瑞也认为一个医药企业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就是改进人类的健康,这个价值远在利润之上。

[41]

有了这样一个认知基础,这些产业巨头通过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将企业社会责任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等生产经营活动之中。

首先,创新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辉瑞认为,医药企业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发现、开发和上市社会所需要的创新药物来预防和治疗疾病”,[42]这种贡献是“成功商业中最核心的部分”。

[43]葛兰素史克在2008年投入了37亿英镑在研发上,同时这家公司有150个产品处于Ⅰ~Ⅲ期临床试验的阶段。

[43]默克公司则在2006年于新药研究上投入了48亿美元,占到其当年销售额的20.18%。

[44]该年,默克公司成功推出了两种新药并且有49种产品处于Ⅰ~Ⅲ期临床试验或是法规审查阶段。

[44]

这些企业不仅关注研发的数量,并且声称更关注符合“社会健康需要的产品”。

[45]辉瑞提出其研发的动因次序分别是医学需求、潜力突破性、障碍和商业机会,所以辉瑞从事和支持对于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健康的疾病和一些尚未解决的医疗需求的研发。

[46]

其次,保证产品的安全性是这些企业至关重要的社会责任。

与一般产品相比,医药品是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的。

因此产业巨头们在降低产品风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努力。

相关的措施包括临床试验核查、严格的产品检测、药物流行病学研究、不断改进质量审核的方式方法、对cGMP顺从、对产品标签的持续性管理、建立有效率且有效果的上市后产品监测体系和产品召回体系。

[47][48][49][50][51][52]葛兰素史克则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参照,对供应商进行了更加细致和全面的评估,确保产品安全[50]。

辉瑞公司还和有关政府合作,严厉打击假药。

[47]

再次,销售环节的伦理道德问题应该超越企业自身利益范畴,努力顺从当地法律和社会道德价值。

默克公司认为明确的伦理道德标准和透明的商业运作“有助于提升人权、限制腐败、确保公正、公开竞争并鼓励了良好的商业环境。

这些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53]诺华公司在2005年建立了商业行为办公室(BPO)以便于处理存在的或可能的不良行为的举报。

[54]当年,共有363件不良行为案件被举报到BPO,其中130件受到了处理。

诺华公司宣称其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全球适用的市场规范。

对于那些地方、国家或国际法规没有要求或要求不明确之处,诺华公司就依据这些规范来进行自我约束。

患者——优先的利益相关者

面对当前世界的健康难题,无论是企业、政府、研究机构还是非政府组织,没有一个单一的组织群体能单独解决这些难题。

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加强和利益相关者开诚布公的沟通与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由共同的核心目标凝结成了一个新型的关系网络。

图3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

但对这些领先的医药企业而言,患者始终是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方面优先的利益相关者。

默克公司强调:

“把病人放在利润的前面才是真正的良药和良商”,[55]强生、辉瑞、葛兰素史克表示病患不仅仅是他们的顾客而且是需要帮助的人。

[56][57][58]辉瑞的国际沙眼防治计划帮助了超过277000名病人;

[57]诺华公司通过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投入了大约7.5亿美元帮助全球贫困的病患获得治疗需要的药品;

[59]拜耳公司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合作,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总共大约可支持1.1亿次疗程的避孕药。

[60]这些产业巨头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地方的医疗服务水平、向需要的地方发放药品、与医疗服务机构有效合作等方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向有困难的患者提供医疗帮助。

2.医药产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挑战

虽然这些产业巨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但作为一个高利润产业,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就全球情况来看,最主要的批评应该是其高昂的产品价格。

[61]首先,一些非政府组织,如Oxfam,指出基于发达国家市场的定价机制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负担,制约他们为国民提供有效健康服务的努力。

[62]其次,目前的专利保护机制为相对廉价的仿制药生产设置了大量的障碍。

再次,大部分的创新研发是为了迎合市场增加利润,而不是为了“真正的临床价值”。

[63]

在临床试验、产品安全和不合理用药方面,也有许多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意见。

首先,产业巨头们想尽办法来保护其所谓具有商业价值的临床试验信息,但有专家声称应公开这些信息,以更广泛和科学的对产品的安全有效性进行评价。

[64]其次,假药劣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Oxfam建议产业巨头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建立相应的产品上市后监测体系。

[65]再次,医药产业界应对不合理用药现象负责。

Davidoff等人指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诸如向开处方的医生和配药师提供贿赂,会最终对病人带来误导的、不精确的或是不完整的医药品信息。

[64]因此,社会希望医药产业界主动去鼓励合适的处方和用量以及道德的产品促销来预防有害或过量的使用。

(三)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讨论

BlowfieldandMurray指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价值会在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认识。

[66]

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

比如财富杂志的一项调研指出,中国企业的经理人将环境、产品安全和商业道德视作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议题;

消费者、股东和政府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缺乏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障碍。

[67]Chen指出中国的文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有着负面的影响。

首先,中国人对于改变现状的态度相对比较保守,不太愿意主动去推动社会变革的发展;

其次,中国人相信在商言商的理念,因此不太会去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商业之外的事务;

再次,大部分中国人是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因此只关心与家庭家族相关的小环境或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太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

[68]

在医药领域,中国药文化协会认为本土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议题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往往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发生自然灾害时捐钱捐物,或是在偏远地区建设希望小学,或是关注于环境保护和纳税。

[69]Wang建议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医药企业的企业治理之中,必须要让每一个员工理解怎样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不是仅仅做“嘴皮”上的工作。

[70]Huang则认为“企业家”是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执行人,“产品质量”是当前最核心的内容。

[71]但总体来看,目前对中国医药产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证性研究非常少。

三研究方法

为了使得研究更有价值,研究的设计主要围绕“什么是中国医药产业的社会责任的内涵”这个问题进行,但是为了使研究内容更丰富,还增加了如何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研究方式、样本选取、数据分析和研究伦理方面按照要求,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1.研究方法的选取

本研究旨在获得对中国医药产业社会责任的深入而且全面的理解,而不是对某种观点进行统计分析,也不存在某种预先假设的理论。

因此,定性研究方法比较适合本研究。

而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不同的产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了开放式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式,使得整个研究过程即可以在具有针对性的清晰脉络上灵活地深入探讨某一个话题。

[72]由于研究者在英国,因此11例访谈主要采用的是电话访谈的方式,其中1例则辅以电子邮件访谈完成的,每个访谈大约持续1小时。

2.访谈的设计

访谈的设计分为六个步骤,包括访谈概要设计、试点访谈、联系可能受访者、确定受访者、访谈并录音、访谈后活动。

在访谈概要的设计中,涵盖了四类问题形式——介绍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跟随性问题和针对性问题,使得整个访谈架构非常清晰。

正式访谈前,研究者还进行了一次试点访谈,以测试访谈概要的设计合理性及其他访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3.抽样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了非可能性抽样中最常用的目的性抽样方法,但是也有两例样本是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由受访者推荐样本。

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企业社会责任是由社会价值所驱动,[73][74]并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75]因此本研究的样本总量不仅仅是医药企业还包括那些会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方,同时参考了产业巨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抽样框确定为:

医药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尽力选取那些直接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事务或者和这类事务工作相近的人;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企业的样本中既有本土企业也有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同时还兼顾了不同的产品领域。

具体的样本如表2所示。

表2样本

4.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的内容就是和受访者对访谈中研究者所提各类问题的反馈。

数据分析的过程被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在以访谈笔记作为数据的最初编码归类;

二是在访谈结束后,为了避免遗漏有用数据,重听录音,扩充和修改最初编码归类,并整理支持性的例子;

三是所有访谈都结束后,由于研究者在这个阶段对研究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研究者重新浏览了一遍所有的编码归类,然后根据编码归类的内容有选择性地听录音,并针对可能的论文框架,对编码归类再进行一次整体性修改。

第四,将编码归类分入合适的主题,并应用到论文的讨论中。

5.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往往是涉及一些敏感课题或是特殊人群的时候才会受到重视,其实在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中,若是想要深入受访者的内心并从那获得有质量的研究数据,就必须认真考虑研究伦理问题,否则无法以客观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状态进行研究。

[76]

(1)提高知情权。

每位受访者在正式访谈前至少有三次机会和研究者接触,以便受访者提出其关心的问题并确保受访者理解将要探讨的问题。

在正式访谈开始前,受访者会再次被告知访谈过程会被录音,并需要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有1例受访者在受访邀请阶段就表示不愿接受录音,研究者对其意向表示尊重,结束了对其的邀请。

(2)保护隐私。

所有的录音数据都以匿名编码的方式,只有研究者本人才能接触到这些数据和编号方式。

所有研究资料受到英国法律和布里斯托大学相关研究政策的保护。

这些情况也明确地告知了受访者,以便其安心接受访问。

本研究在“欺骗”和“伤害”等方面无明显问题。

四研究发现

根据已有文献理论,本研究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和利益相关者三个方面来归纳和比较不同受访者的观点和意见,同时还考虑了如何促进中国医药产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表3主要的研究发现

(一)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

1.客观全面地看待企业社会责任

所有的受访者都认可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不过大部分的受访者并不满意该产业目前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

有受访者认为,有些企业,特别是部分本土企业,过于关注其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其基本的社会责任(受访者4、5、7、8)。

但是,受访者9(来自国有企业)表示:

“考虑到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医药产业的表现是不客观的。

”他呼吁要公正全面地评价中国医药产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产业彻底改变了国家缺医少药的状况;

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产业在经济和就业上的贡献;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产品拯救了多少生命。

(受访者9)

2.不同的认知角度

不同背景的受访者从不同角度认知企业社会责任。

来自消费者保护机构和跨国企业的代表认为“治病救人”、“促进健康”是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宗旨。

这和文献综述中世界领先企业的观点是一致的。

而两位来自本土企业的代表和一位政府官员则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得长期的经济回报。

但是研究机构、产业协会和跨国企业的受访者还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手段(受访者6)。

因此,受访的大部分跨国企业和其母公司一样,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放在了企业治理的重要位置,由企业高管直接进行负责,并往往由一个委员会或部门来运作和协调日常的相关事务。

受访者1还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融入到我们组织文化之中”,受访者3则指出其所在企业已经通过标准化运行程序(SOP),将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到企业日常运作中的每个细节。

(二)企业社会责任议题

不同背景的受访者对于中国医药产业到底该履行哪些社会责任——即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本土企业和行业协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主要体现在公益行为、产品质量和保护员工利益方面;

跨国企业的代表则认为重点应是基于提高公共健康水平的公益活动、法规顺从性、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对产品上市后的质量责任。

在访谈中,其他的一些事务也偶尔被受访者们谈起,比如支付税收、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和产品创新。

但是,即使是一些共同的议题,不同的受访者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1.公益活动

访谈中,大多数的受访者指责本土企业的公益行为是“缺乏规划的”(受访者5)。

他们的公益行为往往是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临时应对行为,并主要表现为捐钱捐物。

个别企业还承认其进行公益活动的动机是用来扩大市场。

我们向新疆的医院免费提供我们的产品。

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他们在血液疾病方面的诊断水平;

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来打开我们在新疆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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