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视角的英汉姓名分析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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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不仅仅是区分不同人的一个识别符号,而且还是一种文化符号。
姓与名都属于历史范畴,都是在人类长期发展中的文化积淀所产生的,是共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不论是英语姓名还是汉语姓名都有其各自的文化底蕴,并且受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制约,同时反映出各自不同文化的特点。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两大不同语系,语言特性的差异大且鲜明,与各自文化内容相通,因而能折射出英汉姓名的语言文字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文化内涵。
2.英汉姓名文化差异性比较
2.1英汉姓氏的比较
2.1.1姓氏的起源时间不同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从姓氏的起源上看,人们认为中国的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出现了,同一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
最早的姓大都带“女”字旁,如我们所熟知的上古二君,炎帝神农氏姓姜,黄帝轩辕氏姓姬,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占有主导的地位。
“姓氏”,在早期有不同的所指。
氏产生于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春秋之后,姓氏逐渐合二为一,统称“姓”或“姓氏”,开始全民使用。
在英语民族,姓的产生要比名晚得多。
英国人在历史很长时间里只有名,没有姓,直到1066年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后,英国人才慢慢有了姓。
英语姓氏的产生是英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的演变经历了从兴起到相对固定的过程,历时3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
“姓氏的使用首先是从贵族有产阶级开始的,姓氏作为他们家族财产的标记,同财产一起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后来普通的百姓也跟着这样做,选择自己的姓氏,于是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马玉芬,2001:
61)。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萨克逊人直到被诺曼人征服时,还只有个人的名字,而没有代表家族的姓氏(孟兆芬,2010:
51)。
可见在姓氏起源的时间上,汉语姓氏比英语姓氏出现早许多年,因而姓氏对英汉两种语言地域的文化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2.1.2姓氏主要来源的诸多差异
英汉姓氏来源不仅有相似点,更有许多差异之处:
(1)以官职为姓。
汉语中有取官职为姓氏的现象,即后代以祖先的官职为姓,如司马、司徒、太史等。
而英语中较少有这样的来源,但英语中常见以职业作姓。
据G.Fransson在其“MiddleEnglishSurnamesofOccupation,1100-1350”一书中统计,纺织业的不同工作曾为英语提供了165个姓氏,金属业108个,食品商提供了107个,存下来仍在使用的仍有一定比例。
如Goldsmith(金匠),Wainwright(变体为Wainright和Wainwright,车匠),Harper(变体为Harpour和Harpur,竖琴师)等。
(Fransson,1935:
37)
(2)以家族姓氏为姓。
英语中如Johnson、Wilson,后缀—son表示某姓氏持有者是某人的儿子,此外前缀Mac—也表示父子关系,如:
Macarthur就表示是Arthur的儿子;
有时Mac,也会简写成Mc,如McDonald就等于sonofMcDonald;
M’Quisten就是sonofQuisten。
汉语中则很少出现这样的姓氏来源,中国子女大多直接沿袭父亲的姓氏。
(3)以体形诨名为姓。
英语中姓氏来源于人们的身体、生理特点或生活方式等,如一个叫William的人很矮(short),那么人们就称呼他Williamtheshort,后来简化成了WilliamShort。
另外又如Strong、Little、Long等。
而汉语比较忌讳这样的方式,极少有这样的来源。
从姓氏来源中显示出,英汉姓氏来源中有不少的共同点,但是很清晰的看出,英汉姓氏来源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同英语国家之间,在看待姓的重视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可以看出双方对姓所持的不同态度:
中国人将姓视为家族尊严的象征,姓是不允许怠慢或随意更改的,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姓甚至是荣耀和地位的象征;
而英语国家的姓氏观念较为淡薄,单个姓氏只具有指向性和继承性,所以他们对姓氏的使用有很大的随意性。
所以说,姓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宗族观念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
“它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繁衍,在中华民族同化和维护国家统一上曾经起到独特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王莹,吉绍锋,2009:
68)。
相对的,英语国家中,姓是宗教信仰的直观反映,基督教的《圣经》是英语国家姓氏的重要来源,对英语姓氏有着重大的影响。
比如在《旧约全书》中(OldTestament),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名字最为人们所熟悉,因而各个阶层的人,不论贫富都喜欢用他的名字给孩子命名。
同时,姓也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史说英国贵族菲茨哈曼(FitzHarman)的女儿曾拒绝嫁给国王亨利一世(KingHenryI)的儿子罗伯特(Robert),理由是:
嫁给一个没有姓氏的郎君感到羞辱”(Smith,1950:
28)。
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更好的理解对方,尽可能消除文化误会,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2.2英汉人名的比较
2.2.1取名原则有差异
中国人取名讲究字的形体漂亮,发音好听,含义丰富的原则。
字形漂亮需要字形对称好看,笔画数量适度;
发音好听则表示名字读起来朗朗上口,清晰能辨;
含义丰富就是蕴涵丰富,优雅脱俗。
西方有句古语:
“取一个好名字胜过任何财富”(汤灿,2008:
10),可看出西方人对取名的重视。
大多数西方人在给孩子起名时,会有意无意考虑很多因素,如发音美妙,家族喜好,知名人物,流行元素等等。
大多数情况下西方人往往喜欢用寓意高贵,代表幸运的词来命名,比如Catherine(高雅纯洁,源于希腊语),Diana(月亮女神,源于拉丁语),Anthony(无比珍贵,源于拉丁语)等。
当然,也有人选择一些寓意一般甚至不太好的词作名字,像Fox(狐狸)来驱除不好的运气。
2.2.2名字起源有区别
汉语几种主要取名方式:
(1)以生辰八字取名。
这是中国人一种传统的取名方式,现在也依然流行。
以小孩生辰八字与“五行”对比,有缺哪一种属性就取此行的文字或偏旁,来给孩子解难,保佑小孩健康成长。
(2)以长辈对子女的期望取名。
中国俗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正是最好的写照,父母希望儿女成才就在名字中带有“龙”、“凤”。
旧时乃至现在的一些农村家庭,重男轻女思想仍然存在,父母先有女儿之后便还想要个儿子,就给女儿取名招娣,有娣等予以期盼。
(3)引经据典,缩略成语取名。
即从经典中选词或用成语的缩略语作为名字,以反映出中国古典文化内涵,将其中美好的寓意寄托于孩子身上,如:
“桓文”取自曹植《铜雀台赋》“惟桓文只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龙腾”取自龙腾虎跃,“凤舞”取自龙飞凤舞。
英语取名方式则主要有:
(1)以《圣经》中的人物名字取名。
如:
Adam(亚当)———《圣经》故事中的人类始祖。
源于希伯来语,意为“出自红土”。
Daniel(丹尼尔)———《旧约》中人物,因狮笼余生而著名,意为“上帝是审判者”。
John(约翰)———《圣经》中有两个约翰,一位是耶稣的四大使徒之一,晚年被流放,又称使徒约翰;
另一位是施洗者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兄,曾为耶稣施洗礼。
John(约翰)的意思是“上帝的恩赐”。
Samuel(塞缪尔)———《圣经》中的法官和预言者。
意思是“奉上帝之名”。
(2)以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名取名。
Apollo(阿波罗)——太阳神。
Hercules(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
Athena(雅典娜)———智慧女神。
Diana(戴安娜)———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妹。
从名字起源上看,英汉取名都受其各自民族文化的影响颇深。
中国文化中重视家庭、宗族观念,同时历朝历代文章著作中表露出的意志和寓意在社会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张乐平在《英语姓名中的文化蕴含》中指出,“西方是宗教主义盛行的社会,同时希腊、罗马文明源远流长,辐射整个西方世界,它们共同孕育出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与科学,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张乐平,2009:
168)。
这些种种取名方式的区别,可以展示出英汉文化上各自的特点,反映出不同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宗教信仰。
了解这些特点在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在相互了解与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深入。
2.3英汉姓名所反映价值观的比较
2.3.1“重姓轻名”VS“重名轻姓”
众所周知,汉语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例如:
李白,李是姓,白是名。
姓,是一个家族的代号,是共性符号;
名,则是个性符号,代表个体。
姓在形式上排于名前,说明中国人的宗族观念极强。
“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制度极其完备的社会,人们注重姓氏,以姓氏为自己的根基和归属,认为如果没有祖宗,自己就不可能存在,祖德宗功不可埋没”(王冬梅,2012:
73)。
“《通鉴外纪》有云: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生”(饶小飞,2003:
58)。
在中国,姓氏作为家族血亲的纽带,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将其融为家族、血缘的代码,以此区分本家与外家,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姓氏观念,体现中国人重视家族体系脉络和宗法礼教的特质。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两个同姓的人会说:
“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现在即使是有的改入英美等国家国籍的华人,为了方便交流而取了英文名,但是汉语姓氏却是不会改动的,如李华,取了英文名Michael,那么他的姓名就变成了MichaelLee。
由此看出,姓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宗族观念显著,影响至今。
因而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即是“重姓轻名”观念的体现。
相反,在英语姓名中,名是主要的部分,而姓是名的附属品。
“在英语国家,由于从未出现过像中国那样的宗法社会制度和重群体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些国家的人素有重视个人、强调个性的传统。
在他们看来,名是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故十分珍惜;
相反,对于姓倒不看得那么神圣,因此造成了先名后姓的习惯”(王冬梅,2012:
因而我们看到英语的姓名是名在前,姓在后。
比如:
MichaelJackson,Michael是名,Jackson是姓。
这是因为在英美文化中比较重视个性,提倡个人奋斗,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我表现价值。
张乐平在《英语姓名中的文化蕴含》一文中提到,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是首要的和肯定的价值观。
而英语国家中,姓氏具有可变性,如Youguess(你猜),一句戏谑的话语就能够产生Yoguess(尤格斯)这样别出心裁的英语姓氏,表现出人们喜爱标新立异,崇尚独立自由;
同时,“许多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或因为原有姓氏的贬义内涵,宁愿改姓而不改名。
因为他们认为名是属于自己的,而姓氏是身外的”(王莹吉绍锋,2009:
66)。
表现出了英国人重视代表个人主义的名字。
“个人主义即注重个体意识,强调个人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发展。
在美国,有1/3的家庭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其余的家庭也是由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一旦孩子长大成人,就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英语中的“I”需要大写,而“we”,“you”,“they”都不需要大写”(张乐平,2009:
169)。
可见西方文化比较重视个人主义,英美人的意识形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个人意识的主线,进而发展成为个人的一种价值观念,继而在英语国家形成把代表个性的名放于代表共性的姓之前的“重名轻姓”的民族特色。
从数字上比较,根据《百家姓》所记载,中国现存的仍在使用的单姓442个,复姓61个,共503个。
相比之下,英国大约有35000个姓氏,而可供选择的名却只有1000多个;
美国的姓氏达到了128万个之多,其受英国文化影响颇深,名与姓相比还是少得可怜,因而英美重名的现象十分的严重。
可见,西方对姓的采用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而常用名数量十分有限则说明了西方人对名字的重视程度高(黄碧蓉,2004:
81)。
2.3.2“儒家思想”VS“宗教观念”
英语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各自的信仰与文化意识。
宗教文化的影响力,以基督教为例,早从公元3世纪开始,基督教就成为了古罗马最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并向欧洲其他国家传播。
自此,《圣经》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
西方社会受宗教的影响范围较广,尤以基督教为甚,西方父母在给子女选名字的时候通常会翻阅《圣经》,参看其中圣徒的名字,或是选取神的名字,如John、Adam。
“由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在基督教名的基础上添加附加成分用以区别行政职位和社会地位,尤其是16世纪在英格兰开始实行强制性的教区登记措施,使英语姓氏的普及过程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从而使得《圣经》中的人名极大丰富了英语的姓氏库”(常雁,2007:
44)。
可见宗教文化与西方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于西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不像西方国家具有较为统一的宗教信仰,但是儒家思想带给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就如同宗教观念带给西方国家的影响一样深刻。
儒家思想是中国宗法家族文化的核心,儒家阐述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观,“亲亲尊尊”的礼法观是长期以来人们的行为处世的准则。
而汉语姓名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宗族主义对姓氏的使用与传承有着明显的影响,“汉语的姓是一个家族的象征,在宗族内部姓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是所有家庭成员的共性符号。
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内涵在取名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李宗仁,王守信,张智义等;
而取名参照辈分的方式也是相当常见。
这些都反映出儒家思想在汉语姓名中的影响。
儒家思想极大丰富了汉语姓名文化内涵,让汉语的姓名有了独特的韵味。
3.英汉姓名文化相似性分析
3.1英汉姓名都具有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不论是在英语姓名还是在汉语姓名中都有体现。
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中,“妇随夫姓”是一种普遍文化观念。
中国妇女在结婚前是用自己的姓名,而结婚之后,称呼就换成了丈夫的姓或名+尊称,如曾国藩,他的妻子则会被称呼曾夫人。
西方的一些英语国家,传统观念则是结婚后要将自己的姓改为丈夫的姓,如“RachelGreen”与“RossGeller”结婚后,女方的姓名就改为“RachelGeller”。
在当今社会看来,这样的姓氏文化体现出的是男女不平等的实质,是长时期女性遭到社会歧视的产物,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体现。
目前已有不少夫妇开始采用两人的合姓作为婚后妇女的新姓,男女两姓之间用连字符相连,如“RachelGreen”与“RossGeller”结婚后,两人的姓名为“RachelGreen-Geller”和“RossGreen-Geller”。
可见姓名文化的改变蕴含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此外,中西方家庭在给孩子命名时大都会以性别为一定依据。
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我们知道汉语名字和英语名字大多都分为男性和女性。
男性的名字透露出阳刚勇猛之气,女性的名字折射出阴柔优雅之美。
汉语中如:
“强”、“威”、“雄”等字常被取作男性的名字;
“秀”、“雅”、“蕊”等字则常被用作女性的名字。
英语中如:
“William”、“George”、“Charles”等常作为男性的名字;
而“Diana”、“Jenny”、“Alice”等则常用于女性名字中。
由此可见,性别意识在英汉取名的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元素,名字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定位一个人,而名字所带有的性别意识的属性让人们能在未见其人先见其名的时候就能了解到关于这个人的一部分信息,姓名的意义因而得到了大大丰富。
3.2英汉姓名都具有特殊寓意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西方出现了诸多的富有特殊寓意的姓名,这些姓名超出了一个普通姓名的功能局限,已经扩大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汉语环境中,如果我们提及“孙悟空”,几乎所有人脑海都会浮现出那位灵活多变、能力非凡的齐天大圣;
提及“诸葛亮”,一个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军事家、指挥家的形象就跃然眼前;
提及“雷锋”,不会有人想象不出“我是一颗螺丝钉”的、为人民服务的战士形象。
这些姓名,单单拿出他们的姓或是名出来,与其他的姓名并无差别,但是当这些字组合在一起之后就多出了新的特有的文化含义。
我们说一个人像雷锋一样,是想表扬这个人乐于助人;
我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想表达团结力量大;
我们说“这人和孙悟空一样”,是形容这个人机智灵活。
在英语环境中,也有和汉语类似的情况。
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Shylock”,如今成了贪得无厌的放贷者的代名词;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Quasimodo”现在指代心地善良的平凡人。
这些特殊的姓名,现在有着附带的特殊寓意,给姓名增添了艺术文化的色彩。
这种以各自文化为基础,从文学、戏剧、社会生活中定位素材,使得姓名的文化层面得以拓宽的现象,使得姓名由名词的词性,具有了改变成其他词性的能力,如形容词,这是人类历史的积淀与发展在姓名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这不是中西方某一个国家、民族特有的,而是中西方姓名文化都具有的特性,代表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内容,从而使这些姓名都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3.3英汉姓名中都体现出人对自然的崇拜心理
在远古时代,劳动生产力还极其低下的时候,人类无法深入的开发和利用自然,许多事物或者现象都成为人类所无法了解的谜题。
比如那时候,人类把这些猛兽、江河、雷电等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奉为神,一方面为自然界的力量所震慑,另一方面又为自然界的壮美而赞叹。
因而在英汉姓名的姓氏和名字起源中有着许多来源于自然界的因素,影响着人类的姓名文化。
汉语中以山川、日月、草木、动物的字用于姓名中,如雷、江、桂、牛、马、竹、菊等。
英语中也有使用这些自然之物作为姓名,如Bush(灌木)、Bull(公牛)、Rain(雨水)、Snow(下雪)、Fox(狐狸)、Tiger(老虎)等。
这些都体现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群体对自然的认知在姓名文化上的直接反映,因而我们可以看出,英汉姓名中都体现出人类对于自然的崇拜心理,也同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一定历史时期,不论东西方,不论民族与地域差异,在某些共同问题上,常常达到惊人的、历史的相似。
这也是人类文明恒久的魅力所在。
4.总结
姓名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人际称谓,代表着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蕴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反映了一个民族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和宗教习俗,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文化缩影之一。
综上对英汉姓名文化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汉英姓氏文化各自生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洗刷,各自张扬着迥异的文化个性,迸发出独特的历史魅力。
本文通过对英汉姓名的文化分析,看出英汉在姓名的起源、来源\原则上有所差别。
汉语姓氏起源比较早,受到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影响比较深,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英语姓氏起源较晚,但是发展很迅速,受到诸多种类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其具有自身特色的姓名文化。
从姓名文化中反应出的民族文化方面,可以看到汉语姓名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有“重姓轻名”的特点,透过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强调宗族家庭主义,突出宗族的传承和家族的延续;
而英语姓名所体现的“重名轻姓”、“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