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物买卖法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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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国际货物买卖及其他有关事项
2、不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货物买卖
3、我国的声明保留条款
我国对该公约的态度是：
基本上赞同公约的内容，但在公约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提出了以下两项保留：
（1）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保留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不一定要以书面方式订立或以书面来证明，在形式方面不受限制。
这就是说，无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都认为是有效的。
这一规定同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关于涉外经济合同（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是有抵触的。
因此，我国在批准该公约时对此提出了保留。
我国坚持认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不采用书面形式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2）关于《公约》使用范围的保留《公约》在确定其使用范围时，是以当事人的营业所处于不同国家为标准的，对当事人的国籍不予考虑。
按照《公约》的规定，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处于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又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就适用于这些当事人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即《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处于不同的缔约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
对于这一点，我国是同意的。
但是，该公约又规定，只要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分处于不同的国家，即使他们的营业地的所属国家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如果按照国际私法的规则指向适用某个缔约国的法律，则该公约亦将适用于这些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
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使它在某些情况下也可适用于营业地处于非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
对于这一点，我国在核准该公约时亦提出了保留。
根据这项保留，在我国，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营业地点分处于不同的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由于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而且参加该公约的国家日益增多，该公约在国家货物买卖中所起的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大。
因此，本章在介绍国际货物买卖法时将以该公约作为重点。
（四）对公约的基本评价
1、较好地体现了现代合同法所倡导的基本原则
2、较好地调和了两大法系的矛盾
3、公约的不足
二、国际货物买卖法的渊源
（一）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重要渊源。
有关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国际条约主要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效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等。
其中，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
（二）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内规定采用某项惯例，它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
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可以参照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惯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
该通则制定于1935年，1953年做了修订，近年来为了适用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变化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又于１980年和1990做了两次修改。
现行的文本是1990年修订本。
该通则在国际上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采用，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大量使用。
2、国际法协会1932年制订的《华沙---牛津规则》。
该规则是针对CIF合同制定的，它对CIF合同中买卖双方所应承担的责任、风险与费用做了详细的规定，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3、国际商会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93年修订本）和《托收统一规则》。
这是两项有关国际贸易支付方面的重要惯例，它们确定了在采用信用证和托收方式时，银行与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普遍使用。
此外，还有一些惯例，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关于货物买卖的国内法
1、外国的法律尽管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惯例正日益增多和完善，但离国际货物买卖法的统一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各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时，仍需借助国际私法规则选择适用某个国家的国内法。
因此，各国有关货物买卖的国内法仍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在大陆法国家，买卖法一般作为债权编的组成部分编入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第三编第二章，《德国民法典》第二编第二章。
这些法典通常没有专门针对货物买卖的法律条款，而把货物买卖视为动产买卖的一种统一加以规定。
2、我国的有关法律：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法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
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一节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第五章第二节关于债权的规定，以及第六章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都与货物买卖有密切的关系。
《合同法》的总则部分和分则中的第一章买卖合同。
第二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系指营业地处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由卖方向买方交付货物并转移货物所有权、买方向卖方支付货款的合同。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要约和承诺方式达成。
一、要约
（一）要约的含义及其构成要件
1、比较要约的含义
我国的《合同法》第14条规定: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公约》中没有就要约的含义进行说明，但是关于要约的含义，各国的商法没有争议。
2、比较要约构成的条件
《公约》第十四条作了明确规定：
（１）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发价人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构成发价。
一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或暗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即为十分确定。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根据合同法的第14条的规定,一项有效的要约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内容具体确定（Complete;
Clear;
Definite）
（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比较结论：
我国合同法与《公约》一致。
（二）要约邀请
我国
合同法第15条：
所谓要约邀请，又称要约引诱，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公约》第十四条：
（２）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建议，仅应视为邀请做出发价，除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地表示相反的意向。
比较结论：
一致
（三）要约的撤回和撤销
1、要约的撤回
《公约》的规定：
要约的撤回概念：
指要约人在发出要约后，在其尚未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的同时，以适当的方式将该项要约取消，使之失去作用。
从公约的规定可知，撤回要约的条件是：
（1）要约人已发出要约、但该要约尚未到达受要约人的这一段期间；
（2）要约人如欲撤回其要约，必须将撤回通知在该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至少也应与该要约同时送达受要约人。
（3）即使要约人发出的是一项不可撤销的要约，只要符合上述条件，也可撤回。
我国合同法17条规定:
要约可以撤回。
撤回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时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要约人。
比较：
2、要约的撤销
要约的撤销指要约人在其要约已经送达受要约人之后，即要约已经生效后，将该项要约取消，从而使要约的效力归于消灭。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如果撤销通知于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则要约得于撤销。
但是，如果要约载明承诺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者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要约人已本着对该要约的信赖行事，则要约不得撤销。
我国合同法18条规定:
要约可以撤销。
撤销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但合同法的19条规定了例外，即在下列情形下，要约不能撤销：
一是要约人确定了承诺的期限或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二是受要约人有理由相信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要约作了准备工作。
此规定借鉴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规定，是非常合理的。
讨论问题：
如果当事人在其订约建议中提出“必须以我方的最后确认为准”，或“仅供参考”，是要约吗？
广告中声称：
"
我公司现有某型号的水泥1000吨，每吨价格200元，先来先买，欲购从速"
，或者在广告中声称保证有现货供应，都可以依具体情况将该商业广告视为要约。
二、承诺
承诺一词（Acceptance）在我国外贸业务中常被译为“接受”，它是与要约相对应的一种行为。
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称《公约》）第18条规定，所谓承诺是指：
“受要约人作出声明或以其它行为表示对一项要约的同意即为承诺。
”可见承诺的实质是被要约人以声明或其它行为作出的接受一项要约的意思表示。
（一）承诺的有效条件
从公约的定义和有关其它要求来看，一项能够导致合同订立的有效承诺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1、承诺必须是被要约人作出的
这里的被要约人可以是被要约人本人也可以是被要约人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而被要约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的任何意思表示均不构成有效的承诺。
例如香港某中间商A，就某商品以电报邀请我方发盘。
我方于6月1日向A发实盘并限6月6日复到有效。
6月5日我方收到美商B按我方发盘开来的信用证，同时收到A来电称：
“你1日实盘已转B”。
由于该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猛涨，我方将信用证退回开证行并按新价格向B发盘。
B则认为其信用证于发盘有效期内送达，是有效的承诺，故合同已订立，拒绝接受新价，要求我方按原发盘价交货。
本例中我方是要约人，A是被要约人，B则是第三人。
尽管B在有效期内开来信用证表示完全接受我方发盘，但这种接受不构成有效承诺，我方与B之间未产生合同关系，故可据此驳回B的要求。
2、承诺必须是对要约的明示接受
这一条件涉及到承诺的表达方式问题。
从公约来看，所谓的“明示接受”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指被要约人向要约人发出一个表示同意或接受要约的专门通知或声明。
这种明示的接受可称之为“通知承诺”，也是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承诺表达方式；
另一种是指公约第18条第3款规定的方式，即如果根据要约本身或依据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作法或惯例，被要约人可以作出某种行为。
例如某年9月1日买方致电卖方：
“需购下列货物：
A101，100箱，100美元／每箱CIF纽约。
如接受请立即发货”。
9月2日卖方将上述货物发运给买方。
本案中根据要约（买方9月1日来电）本身的要求，受要约人（卖方）可以用发货这种行为来表示接受。
因此卖方作出的发货行为本身就已构成了承诺，而无须再向买方发出表示承诺的专门通知。
又如买卖双方是老客户关系，双方在长期交易业务中已确立了由买方作出与付款有关的开立信用证行为来表示对卖方要约的同意，而无须逐笔交易发出同意通知的习惯作法。
则在本案双方之间，当买方接到卖方的销售要约后，一旦按要约内容及时开立了信用证，这种开证行为本身就构成了承诺，买方同样无须再发—个专门通知去表达承诺。
为了与前一种明示接受（即通知承诺）相区别，我们可以将公约规定的后一种明示接受称为“行为承诺”。
尽管行为承诺较通知承诺来看是一种特殊承诺表达方式，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已被公约明确确认。
为了强调“承诺必须是对要约的明示接受”这一承诺有效条件，公约第18条第1款还明确指出：
缄默或不行为本身不等于承诺。
这就意味着被要约人接到一项要约后如果既未发出承诺通知，也未作出行为承诺方式中所要求的任何行为时，则不能视为他已承诺。
3、承诺必须是一种对要约完全和无条件的接受
公约第19条第1款中规定：
对要约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它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了该项要约，并构成反要约。
这里的“添加”是指在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增加了原要约中没有的内容；
“更改”主要是指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改变了原要约中已有的某些内容；
而“限制”则是指在被要约人作出的接受中对原要约的某些内容表示了有条件的接受。
从第1款的要求来看，公约认为原则上一项有效的承诺在内容上应与原要约本身的内容保持一致，而不应包含上述的添加、更改或限制。
但是，如果被要约人对要约所表示的接受中一旦含有了上述添加、更改或限制时怎么办?
这种在内容上与原要约不一致的接受能否成为有效的承诺呢?
对于这一问题，公约第19条第2款又作了较为灵活的规定。
第2款规定：
“对要约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要约的条件，除要约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承诺。
如果要约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就以该项要约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
”
可见公约认为，发生了上述不一致的时候，首先判定这种不一致是实质性的还是非实质性的。
如果属于实质性的不一致，则这种接受便自动地成为一项反要约，而不再是有效的承诺；
如果是非实质性的不一致，则这种接受的最终效力要取决于要约人的表态，即如果要约人对这种不一致及时地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表示反对，则这种接受便不能成为有效的承诺，否则这种包含了与原要约非实质性不一致内容的接受仍构成有效的承诺，并且在双方事后订立的合同中，被要约人所作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添加、更改或限制将取代原要约中与之不一致的内容而成为双方合同中的条款或内容。
那么究竟哪些添加、更改或限制属于实质性的，哪些又是非实质性的呢?
公约19条第3款规定：
“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重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要约的条件。
”这一款的规定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该条款明确指出，凡针对原要约在以下六个方面发生的“不一致”则为实质性的不一致：
（1）货物的价格；
（2）货物的品质和数量；
（3）付款，主要包括付款时间、地点、支付手段（货币或票据）和支付方式（信用证或托收或汇付）；
（4）交货的时间和地点；
（5）赔偿责任的范围，如违约金或赔偿金的计算与支付；
（6）争议的解决。
其二，是由于公约并未从正面对非实质性的添加或不一致作出明确说明或列举，因此可以认为除第3款列举的六个方面以外，发生在其它方面的添加或不一致应属于非实质性的不一致。
例如我某进出口公司于某年2月1日向美商报出某种农产品。
中方发盘中除列明各项必备交易条件外还注明“PackinginSoundBags”（采用牢固的袋子包装）。
在发盘有效期内美方电称：
“接受你方1日来盘，PackinginNewBags（采用新的袋子包装）”。
中方收到复电后即着手备货。
数日后，当中方准备发货时，该种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猛跌。
此时美方又来电称：
“我对包装条件作了变更，你未确认，故贵与我之间并未订立合同”。
中方此时则坚持合同早已订立，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本案中美商（被要约人）在表示接受时的确将原要约（中方发盘）中的“SoundBags”更改为“NewBags”，从而发生了不一致。
但依照公约这种货物包装方面发生的更改或不一致，不属于公约列举的六种实质性的更改或不一致，因此美商这种更改造成的不一致应视为非实质性的不一致。
本案中，中方收到复电后并未作任何反对，而是积极地备货和发货。
故双方之间已成立了合同，美商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案中方发货时应采用“NewBags”包装而不能再采用原发盘中的“SoundBags”。
又如，我方A公司向美方旧金山的B公司发盘供某种商品100公吨。
发盘指出，2400美元／每公吨，CIF旧金山，收到信用证后两个月内交货，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付款，限三天内答复。
第二天中方便收到B的回电称:
接受发盘，立即装运。
A未作答复。
又过了两天后，B公司从旧金山花旗银行开来了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
信用证中同样注明“Shipmentimmediately（立即装运）”。
当时该商品市场价格已上涨了20％。
A拒绝再交货
并退回了信用证。
本案中A的发盘中规定的交货时间为“收到信用证后两个月内”，而被要约人B的回电中将交货时间更改为“立即装运”。
这就意味B的接受在交货时间上与原要约发生了不一致，而依照公约这种更改和不一致属实质性的更改和不一致。
所以B的回电便自动成为一种反要约，而不属于有效的承诺。
对B的回电A事后未再答复。
故双方之间并未订立合同，A拒绝交货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
4、承诺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内作出并送达要约人方为有效；
如果要约人未规定承诺期限，则承诺必须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或作出并送达要约人方为有效。
这一条件在公约第18条第2款中作了明确规定。
此处所说的“一段合理时间”应该是多长呢?
公约并未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
但依照该款要求来看，这种“合理时间”长短的确定应“适当考虑交易的情况”。
所谓“交易的情况”，从国际贸易实践来看应主要包括交易货物的性质、货物的市场价格波动以及要约人在要约时使用的通讯方法。
比如，要约人使用较快速的通讯方法要约，货物又属于时令性很强的或活鲜商品而且这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很大，则此时承诺的“合理时间”就应短一些，反之则可以长一些。
在分析和掌握这一条件时有必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被要约人采用行为承诺时，则这种行为必须在要约人规定的承诺期限内或如果要约末规定此种期限则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方为有效的承诺。
第二种情况，如果被要约人采用通知承诺，则这种通知必须在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内或如果要约未规定此种期限则在一段合理时间内作出并送达要约人方为有效承诺。
另外公约还规定，除非要约本身另有约定，否则针对口头要约的承诺必须立即作出方为有效。
要约中规定的承诺期限如何计算是掌握这一条件时涉及的又一重要问题，按照公约要求和精神，这种计算需区别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要约人在要约中既规定了承诺期限，又指明了该期限的计算方法则应按要约本身的方法来计算。
例如，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X年X月X日复到有效”或“10天之内复到有效，从你方收到之日起算”便属这种情况。
第二，要约人在要约中虽规定了承诺期限，但来指明该期限计算方法。
例如，要约中仅规定“限10日内复到有效”，而未进一步指明这10天从何时起计算。
针对第二种情况下的期限具体计算，公约第20条规定了以下的计算规则：
（1）凡以电报或信件发出的要约，其规定的承诺期限从发电或信中落款的发信之日起计算，如果信中没有落款时间则以发信邮戳日期为发信日。
（2）凡以电传、传真、电话等快速通讯方法发出的要约，其规定的承诺期限从要约传达到被要约人时起算。
总之，承诺作出时（指行为承诺）或送达要约人（指通知承诺）时超过了上述所要求的承诺期限或一段合理时间的，均视为逾期承诺。
从公约第21条规定来看，关于逾期承诺的效力即逾期承诺是否构成有效的承诺，因根据逾期的原因不同而取决于要约人的不同表态：
（1）凡承诺作出时（包括行为承诺和通知承诺）已经逾期或作出时未逾期但送达要约人时势必逾期（指通知承诺），对此类逾期承诺除要约人及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被要约人表示承认，否则便不构成有效承诺。
（2）凡一项承诺（仅指通知承诺）在作出时并未逾期也不会势必逾期，而是由于载有承诺的信件或其它文件传递不正常，使得承诺在送达要约人时逾期了。
对这种因传递延误而逾期的承诺，除非要约人及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被要约人表示反对，否则仍构成有效承诺。
通过对承诺上面几个方面的有效条件所作的分析，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无论对要约人还是被要约人来说一旦发现某项接受不符合上述有效条件时均应作为反要约对待，而不能作为有效的承诺处理，否则一旦发生误解，都将给误解一方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或损失。
（二）承诺的生效时间
根据各国合同法和公约第23条规定，合同是于承诺生效时订立。
也就是说，承诺一旦生效合同才能订立，当事人之间才能随之产生一种法律上的合同关系。
由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处在异地的当事人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完成的，所以使得承诺何时生效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特殊和重要。
关于承诺生效的时间问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各国的国内立法向来存有分歧，即英美法系各国一般采用“投邮主义原则”，而大陆法系各国则采用“到达主义原则”。
公约对此问题作了统一规定，根据公约规定，采用通知承诺方式承诺时，该项承诺于载有承诺的通知送达（不是作出或发出）要约人时生效（见公约第18条第2款）。
这一规定实际是吸收了大陆法系中的到达主义原则；
而采用行为承诺方式承诺时，该项承诺于有关行为作出时生效（见公约第18条第3款）。
（三）承诺的撤回
被要约人作出或发出承诺后，如果行情变化并对自己不利或发现承诺内容有误而反悔时，能否将其承诺撤回或加以修改呢?
依照公约，对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分两种情况来回答：
首先，如果被要约人采用通知承诺方式作出了一项承诺时，由于公约对这种承诺的生效采取到达主义原则，所以从承诺通知发出到该承诺送达要约人之间尚有一个时间差距。
这种时间差的存在使得被要约人对已作出的承诺加以修改或撤回具有可能性。
故此公约认为这种承诺原则上是可以撤回的，但有一个条件即撤回或修改通知必须于原已发出的承诺之前或者同时送达要约人，这种撤回或修改才有效。
从实践来看，这一规定告诉我们，要想有效地撤回修改一项已发出的承诺，一般必须采用比原承诺传达方式更快的方式来传送这种撤回或修改的通知。
其次，如果被要约人采用行为承诺方式作出一项承诺时，由于公约规定这种承诺是于有关行为作出时生效，因此行为承诺一般是不能撤回的。
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1991年II月25日，德国A公司向香港B有限公司发出如下要约：
Jettish彩色复印机2000台，每台汉堡船上交货价（FOB）4000美元，即期装运，要约的有效期截止到12月30日。
A公司发出要约后，又收到了巴黎某公司购买该种型号复印机的要约，报价高于A公司发给香港B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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