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课程课件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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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落下，谷壳及轻杂物被风力吹出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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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轮车,它的前身就是木牛流马。

这种独轮车，在北方，俗称“小车”，在西南汉族，用它行驶时“叽咯叽咯”晌个不停，俗称“鸡公车”。

江南汉族因它前头尖，后头两个推把如同羊角，俗称“羊角车”。

古时候，女子结婚后回娘家时，用的就是这种独轮车，回娘家时，丈夫推着车子，妻子坐在上面，就这样两人双双回到娘家。

独轮车在当时是一种既经济而且用得最广的交通工具，这在交通运输史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发明。

上古时代的运输，全靠手提、头顶、肩扛、背负、撬引完成。

后来，又以马、牛来驮运，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不断增多，交换也开始发生，产生了对运输工具的要求，逐步创造出滚木、轮和轴，最后出现了车这种陆地运输工具。

原始的车轮没有轮辐，这种车轮在汉、唐时代著作中称之为“辁”。

记里鼓车是配有减速齿轮系的古代车辆，因车上木人击鼓以示行进里数而得名，一般作为帝王出行仪仗车辆，。

其工作原理是利用车轮在地面的转动带动齿轮转动，变换为凸轮杠杆作用使木人抬手击鼓。

每行走一里击鼓一次。

指南车是古代一种指示方向的车辆，三国马钧所造的指南车除用齿轮传动外，还有自动离合装置，是利用齿轮传动系统和离合装置来指示方向。

在特定条件下，车子转向时木人手臂仍指南。

在技术上又胜记里鼓车一筹。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创造了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各种平面和外观。

从原始社会起，一脉相承，形成一种独特风格。

中国古代术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抬梁式使用范围较广，在三者中居于首位。

它是沿着房屋的进深方向在石础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叠数层柱和梁，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构成一组木构架。

在相邻木架间架檩，檩间架椽，构成双坡顶房屋的空间骨架。

抬梁式构架在春秋时已有，唐代发展成熟。

穿斗式木构架也是沿着房屋的进深方向立柱，但柱的间距较小使柱能直接承受檀的重量，不用架空的抬梁，而以数层“穿”贯通各柱，组成构架。

这种结构技术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汉）已相当成熟，流传至今，为中国南方诸省所普遍采用。

井幹式结构以圆木或矩形、六角形木料平行向上层层登置，在转角处木料端不交叉咬合，形成房屋四壁，如同古代井上的木围栏，再在左右两侧壁上立矮柱承脊檩构成房屋。

井幹式结构需用大量木材，因此受到限制。

二、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形式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屋顶千变万化，瑰丽多姿。

它不仅为中国古建筑在美观上增加了不少神韵，而且对建筑物的风格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带有纪念性或象征皇权、神权的宫殿和寺院大殿，它们的屋顶从总体看有五种主要形式:

庑殿或重檐庑殿顶、歇山或重檐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和攒尖顶。

带有游乐性的园林建筑，它们的屋顶虽然也是由上述几种几何形体所组成，但是通过巧妙的穿插组合后，那种相当简单的几何形体所固有的纪念特征，全然消失了，而显现出生动活泼的风格。

同样是这些几何形体，竟然被塑造出风格如此不同的屋而形式来。

其主要原因在于“叠梁式”构架可以根据设计需要加以处理，有极大的变化余地。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匠师特别重视屋顶处理的主要原因。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上特有的构件，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神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采桑猎壶上的建筑花纹图案，以及汉代保存下来的墓阙、壁画上，都可以看到早期斗拱的形象。

斗拱的种类很多，形状复杂。

按使用部位分，它可以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

外檐斗拱中，又可分为柱头科斗拱（用于柱头位置上的斗拱）、角科斗拱（用于殿堂角上的斗拱）和平身科头拱。

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它位于柱与梁之间，由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要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因此，它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

二、它向外出挑，可把最外层的桁檀挑出一定距离，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形更加优美、壮观。

三、它构造精巧，造型美观，如盆景，似花兰，又是很好的装饰性构件。

三、建筑材料

中国的陶瓦出现于西周，有板瓦、筒瓦、半圆瓦当和脊瓦等。

瓦的各种纹饰也有数十种之多。

那时的瓦是用泥条盘筑法烧制，先制成筒形的陶坯，然后剖开筒，入窑烧造。

四剖或六剖为板瓦，对剖为筒瓦。

古人称剖瓦为削，削开后谓之“瓦解”。

板瓦是仰铺在屋顶上，筒瓦是覆在两行板瓦之间，瓦当是屋檐前面的筒瓦的瓦头。

战国时，半瓦当都印有花纹，并有了圆瓦当。

秦国的圆瓦当上出现了卷云纹图案，沿用了很长时间。

汉代用“延年益寿”“长乐未央”等作为瓦当的纹饰。

唐代时屋檐前的板瓦上有了“滴水瓦”，板瓦有了滴水和瓦当组合在一起，可以防止雨雪侵蚀屋檐和墙壁。

琉璃瓦最初只用于檐脊不用于整个殿顶，到了宋代，才出现了满铺琉璃瓦的殿顶，从而使建筑物增加了绚丽华贵的色彩。

砖的出现比瓦要晚的多，最早的砖有方形的、曲形的和空心的。

方砖多用于铺地面或屋壁四周的下部。

铺地砖没有纹饰，包镶屋壁的砖多带有几何图案。

还有雕刻有收获、猎渔、煮盐、宴乐等图案的画像砖。

砖的种类有:

唐砖、汉砖、辽砖、明砖、长城砖等。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屋顶，除了风姿飘洒的屋面曲线和华丽动人的屋顶形式外，在正脊、垂脊、岔脊之上，置有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吻兽。

正脊两端，面朝里、口衔正脊的，名叫正吻，亦称大兽。

在垂脊上有垂兽，在岔脊上有截兽，这些统称“兽头”。

在兽头前面，垂脊和岔脊的末端，常常排着一队小兽，领头的是一个仙人，而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

它的安装数量依建筑物的等级高低和规模大小而定，太和殿上十样俱全（仙人不计在内），其它地位和规模稍低的殿堂，则相应减少。

吻兽是中国古建筑屋面上的一种特殊饰件，它既是建筑构件又是珍贵的艺术品。

四、古代的寺和塔

塔是宗教建筑物，我国建塔是从佛教传人开始的。

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创立了佛教。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古代原有的高层建筑基础上，吸收了印度木塔的建筑形式，创造出独具中国风格的建筑一一塔。

塔最早是佛教徒用来供奉佛的“舍利”的，后来用于供奉佛像和经卷，也用来保存和尚的遗骸或遗物。

我国的古塔建筑多种多样，按结构分为实心塔和楼阁式塔两种。

实心塔是用砖石材料砌出的实心体，有“阿育王”塔、密檐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四种式样，不能登临。

楼阁式塔内有塔室，可以攀登眺远。

楼阁式塔有密檐楼阁式、楼阁式、砖木混合式三种形式，多为四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二角形和圆形等，层数多为单数，主要由木、砖、石、琉璃、铁等建筑材料建造。

我国的古塔有3000多座，其中100多座已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中国的塔一般是随着寺庙而建造，但如今许多地方庙宇已经不复存在，而塔却依然耸立。

五、古代桥梁建筑

跨越江河溪谷的桥梁的建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时器时代，随着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已用石块在浅河滩口修造过水的桥，或用树干在狭窄的河沟上架独木桥等。

战国时期已在黄河流域和其它的一些地区较普遍出现架空桥梁，拱桥最晚在汉代已有兴造，汉画像砖上就有关于拱桥的形状图案。

到了隋唐时期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交通运输的需要，建造了许多著名的桥梁。

1.发展史

我国古代桥梁，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陕西西安发掘出的公元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半坡村，在村居四周，有宽深各约五六米的围堑，要越过围堑出入村落，必然已有即使是很简陋的木桥。

中国古代的信史或诗歌中有很多关于“梁”的记载。

这些梁，可能是架木而成，或是堤梁一类有少数架空的部位。

比较早的关于大桥的记载是殷代首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跨漳水的“巨桥”（据《通典》在今河北曲周东北）。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攻克朝歌，命南公括“发巨桥之粟”。

桥的建设应早于这一年代。

在这之前，大约在公元前1134年，周伯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诗经·

大雅·

大明》）。

这是说当时用船造过临时性的浮桥。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代李冰任蜀守时（公元前256—251年），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造了七座桥，其中一座名“笮桥”。

据唐代宰相李吉甫（758-814年）在《元和志》中解释道：

西南地区凡称“笮”的地名便表示有藤索桥或竹索桥。

铁索桥传说起自西汉初期（公元前200年左右），据陕西褒城（今撤销并入勉县和汉中市）樊江桥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在桥头所树碑上的记载，是西汉大将樊哙（?

-前189年）于西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在褒城马道驿的寒溪上建起了这座铁索桥。

据史书记载，我国早在东汉末年已有砖石拱桥，魏王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有石窦桥，晋代洛阳有石拱桥。

六、古代的城市规划

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

这些城市规划思想和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之上。

中国战国时期的都城采用了大小城制度，反映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要求，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区分的规划形式。

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一一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到了先导作用。

隋唐长安城将宫室、坛庙和官署位于南北纵轴线的两侧，道路网划分为若干棋盘格，每一棋盘格称为坊，绕以坊城，自成一区。

长安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展示了唐代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发展水平。

日本、朝鲜等国的都城建设都是仿长安城修建的。

元大都的规划吸取了春秋战国时理想都城的规划思想，而又作了因地制宜的处理，由大都城演变而成的明北京城已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之大成，清代在北京城远近郊区大力经营园林和离宫别馆，使北京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规划和建设的辉煌实例。

唐代都城长安，以它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

在公元七到九世纪的三百年间，长安曾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古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长安城的建设程序，是先建“宫城”和“皇城”，后建“外郭城”。

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位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边。

经过实测，宫城东西宽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四百九十二米，周长八点六公里多。

据记载当时宫城的城墙高三丈五尺。

宫城里有墙分隔成中、西、东三部分。

西部名“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东部是“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

中部隋时称“大兴宫”，唐代改名“太极宫”，又称“西内”或“大内”，是皇帝起居、办公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

太极宫里的正殿名太极殿，北有两仪殿、甘露殿等，此外还有殿台楼阁几十所。

宫城南边正门承天门，南对皇城的朱雀门，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门。

宫城北有玄武门（西）和安礼门（东）通禁苑。

隋时宫殿建筑只这一处，到唐代又另外扩建了大明宫（东内）和兴庆宫（南内）两处宫殿群，总称“三内”。

原是玄宗李隆基（685—762年）皇城也称子城，建在宫城的南面，是中央官署区。

东西宽和宫城相等，也是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八百四十三米，周长九公里多。

南面三门，正中是朱雀门，东是安上门，西是含光门。

东面二门，北是延喜门，南是景风门。

西面二门，北是安福门，南是顺义门。

隋大兴城的规划，把宫城皇城集中一处，布置在中轴线的北端。

这无疑比过去宫廷杂处于坊里之间的都城规划分区明确，更能满足统治者防卫的需要。

宫殿官府集中于城市中轴线上，也为了显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外郭城也名“罗城”。

它围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

城的形制非常规正，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平面呈长方形。

经实测得知，外郭城东西宽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长八千六百五十一米，（唐代长安城复原图）。

周长达三六点七公里多。

城墙高一丈八尺（合六米）。

外郭城共十二座城门，每面开三门。

出入城门规定“人由左，出由右”，街道按右侧通行分上下道。

城里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

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起明德门，向北穿过皇城的朱雀门直到宫城的承天门，是有名的“朱雀街”；

又因北端起于承天门，所以也叫作“天街”。

朱雀街宽达一百五十米，是贯通京城南北的一条中轴主干道。

各大街的两侧都有排水沟，以发掘的朱雀街的排水沟为例，沟宽三点三米，深达二点一米。

这些纵横的水沟解决了长安城的排水问题。

由于沟宽，而且是明沟，因此在交叉路口处都架有桥。

这些大街的两侧和排水沟边都种植树木。

这些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长安城的壮丽景色增添了异采。

长安城里笔直的南北十一条街和东西十四条街纵横交错，形成了方格网的布局。

各街之间所形成的方格是里坊（隋称“里”，唐称“坊”）。

唐时共有一百一十个坊，两个市（共占四坊）。

各坊除有一条大街或十字大街之外，还有规划整齐的纵横曲、巷和沿坊墙的顺墙街道。

唐代统治阶级极其重视宗教的麻痹作用，唐长安城里宗教建筑很多，几乎每个坊里都有佛寺或道观，另外还有波斯寺、胡袄祠，是中亚、阿拉伯各国的僧侣、商人到长安后修建的。

各坊中还有不少的小商业店铺，各坊都各自成为独立的居民区，俨如一座座的小城市。

长安城就是由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所界划出的这样一百多个排列整齐的小城市所组成的。

长安城的商业区主要在东、西两市，它们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位置东西对称。

两市都设有官暑一一“市暑”、“平准局”，负责管理集市交易。

市场里由四条街的“井”字交叉，把整个市场界成九个长方形的区域，店铺按行业分片临街布置。

由于商业大都集中在东、西两市，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而且也成了市民消遣游玩的场所。

长安城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除官设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外，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坊里的个体手工业作坊。

烟水明媚的曲江池

长安城东南隅地势变化比较大，林木茂盛，低洼处形成水面，风景幽美。

秦汉时期就成为有名的风景区，为统治阶级所占有，秦代称“宜春苑”，汉代称“乐游苑”，隋代称“芙蓉园”。

水面因为弯曲而称“曲江”。

唐代袭隋的旧称。

考古实测芙蓉园遗址南北长约二千米，东西宽约一千四百多米，周长约七公里。

曲江在唐代又经疏浚，水面范围据勘探南北约一千三百六十米，东西约五百多米，周长将近四公里。

当时，唐代皇帝为了游乐，专从大明宫沿外郭城东墙修筑夹城作通道，以便往来于兴庆宫和芙蓉园。

除曲江池之外，为解决长安城的给排水（居民饮用水主要列靠水井，城市雨水排泄靠沟渠）和航运交通问题，同时便于绿化和改善小气候，当时修建了几条渠道引水入城。

在南城开凿了永安渠和清明渠。

永安渠引交水北流入城，经西市的东侧又北流出城人苑，再北流注入渭河。

清明渠在永安渠之东，引次水北流经安化门西侧入城，向北引人皇城，再人宫城里注为三海（“南海”、“西海”、“北海”，都在太极宫西部）。

在城东修龙首渠，引沪河的水入城。

龙首渠分两支，一支由东城春明门北流入城，向西人兴庆宫注为“龙池”，再西流入皇城，然后向北流入太极宫注为“山水池”，再北流注为“东海”。

另一支于东城外北流，经城东北隅，折而西流入大明宫东内苑注为“龙首池”，然后又出而西流，经大明宫丹凤门里向西出大明宫而入西内苑，到光化门东汇合永安渠，北流人渭河。

以上三渠都是隋代筑城之后开凿的。

唐代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在城西分溺水修筑了一条“潜渠”，自金光门北入城到西市的东街注为潭。

这条漕渠专为运南山的薪炭、木材等到西市东街的潭，供长安城的需要。

唐代首都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人口大约一百万左右。

除居民以外，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吏，游学的文人，做买卖的商贾等；

此外，还有邻近各国如日本、朝鲜和中亚、阿拉伯国家的商旅和友好使节。

这些流动人口最多的时候不下几万人。

另外还有留居中国的侨民也近万人，其中很多人和汉人结婚，并在朝廷供职。

对于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复杂的国际城市，特别是作为封建国帝国的都城，它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反映在城市规划上的这些里坊，正是军事管制的基本单位。

管理长安城的最高机关是“京兆府”，设“京兆尹”一人，“少尹”二人，掌管行政和列军事。

下设长安、万年二县，朱雀衔以东五十四坊和东市属万年县管辖，朱雀街以西五十五坊和西市属长安县管辖。

各坊设“里司”（也称“里正”）一人。

各城门和各坊、市门的开闭也有严格的制度。

在直通各城的六条主干大街设有街鼓，黎明时擂鼓后城门、坊门才开，日暮时擂鼓后关闭各门，每到日暮鸣鼓之后，街上行人必须回到坊里，关闭坊门。

夜有“街使“巡行查夜，各“武侯铺”的兵士都巡警监视，违禁犯夜的必严惩，有的甚至当场被杖杀。

每年只有正月十五到十七日三天开禁，各坊市的门可以大开，街上张灯结彩，人们可以在街上通宵游览观赏。

唐代都城长安的规划和建设，基本上是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的重大变革时期一一隋代完成的。

隋代大兴城的规模，是古代世界第一。

它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次规划按期完成的；

不是盲目扩建而有周密的计划。

要建设这样一座城市，需要考虑地形、水源、绿化、交通、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许多复杂因素。

隋代大兴城的高度规划水平，在这之前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在城市建设方面经验积累借鉴的结果，特别是对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的经验借鉴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隋大兴——唐长安所采取的宫城、皇城和坊市分隔、实行夜禁的城市制度和坊里制度的形式，是出于统治阶级控制和防卫的要求，是以满足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的。

唐长安城建筑壮观，街衡整齐，道路宽广砾直，绿树成行，渠水周流，人烟稠密。

经济文化的繁盛堪称楷模，引起邻国的向慕和仿效。

它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孕育着新越的城市生活面貌。

它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分水岭，是坊里制城市最高也是最后的典型。

隋大兴——唐长安人口集中，供给仰给于漕运，而不再是仅关中渭水盆地所能负担。

隋唐两代之所以在清运比较便利的洛阳设立东都，而唐代以后的宋代终于放弃长安，而把全国经济政治中心东移到南北运河和黄河交会地区的汴梁，经济和运输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个结局是大兴城的规划者始料所未及的。

此外，隋大兴城失之过于空阔，大而无当；

唐代三百年，城南一带，所谓“围外”，始终荒凉少居民。

这些，又反映了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和城市规划的形式主义的一面。

唐代长安的繁荣，孕育着唐代长安的覆灭。

黄巢起义所代表的农民革命战争，震撼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

唐代长安由此衰落，最后到公元10世纪初在军阀混战中毁灭。

然而，这个伟大的古代城市所残留的遗物，永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一、中国古代的葛、麻纺织

葛藤和大麻、芝麻的韧皮纤维，是我国古代的重要纺织原料。

我们的祖先在利用葛麻之类植物纤维方面，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技术方面也有卓越的创造。

麻纺织生产由来已久。

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三块珍贵的葛布残片，这些纺织品是五千多年前我们祖先的杰作。

在二三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从生产实践中鉴别出大麻是雌雄异株，把雄麻叫枲（xl），雌麻叫苴（ju），这是世界上最早对大麻进行的植物生理方面的认识。

枲麻韧皮纤维比较柔细，可以制做精细的织物，而苴麻纤维粗硬，织出的织品比较粗糙。

麻（指大麻）、纻、葛是古代主要纺织原料，用枲、纻纤维织成的织物就叫絺布、綌布；

用葛纤维纺织成的织物当时有精细和粗糙两种，精细的叫“絺”（chi），粗糙的叫“綌”（xi）。

由于絺、綌纺织加工精细，一般都成为统治阶级的奢侈品。

1.麻类纤维脱胶技术的演变

葛和麻都属韧皮植物，它们的韧皮是由植物胶质和纤维组成。

要利用纤维进行纺织，必须先把胶质除掉一部分，使工艺纤维分离出来才行。

这一加工过程叫做“脱胶”。

最早记录我国劳动人民进行葛脱胶和纺织加工的是《诗经·

周南·

葛覃》里的“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不仅描绘了葛的形态，而且也说列明了把葛刈回来用濩（煮）的办法进行脱胶，最后把得到的葛纤维按粗细不同，加工成絺或綌。

对大麻和芝麻的脱胶方法，在《诗经·

陈风》里也有记载“东门之池，可以沤麻”；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

这说的是大麻和芝麻采用池水沤渍的办法进行脱胶。

这是利用池水中天然繁殖的某些细菌能分解麻类韧皮中的胶质，从而起到脱胶作用，工艺纤维也就被分离出来。

这种沤渍脱胶方法直到现在农村中仍在采用。

采用沤渍脱胶，掌握气温很重要。

西汉《氾胜之书》中曾指出沤大麻的时间是“夏至后二十日”，这时正值阳历七月中旬，气温比较高，适宜于细菌繁殖，脱胶也就爽利。

北魏《齐民要术》中又总结了我国劳动人民对沤麻的水质水量的要求，指出“沤欲清水，生熟合宜，浊水则麻黑”：

如果水太少不能浸没麻皮，“则麻脆”；

又沤渍不透，麻皮就难以剥下；

如果沤得过头，就“太烂则不任”。

芝麻除用沤渍脱胶外，也可以“煮之用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就是用煮的办法。

但是用煮的办法给芝麻脱胶，水里必须加入石灰等强碱性的物质。

我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已经知道用蜃灰（烧过的蛤灰，就是生石灰）来练丝绸（给蚕丝脱胶）了，所以一定也知道用石灰汁可以煮苎麻。

芝麻除用沤、煮（碱性）脱胶外，在宋元时期又创造了半浸半晒的新方法。

加工过程是把用石灰水煮过的麻缕用清水洗净以后，摊在铺在水面的竹帘上，半浸半晒，日晒夜收（《农书》、《士农必用》）。

由于半浸半晒，日光紫外线和水起界面反应放出臭氧，把纤维中的杂质和色素去除，这就起到了漂白的作用。

此外，还有用硫黄熏蒸的方法来漂白葛麻织物的。

2.精湛的葛麻纺织技术

从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葛布残片分析来看，它是列属于罗纹组织，双股纱线的直径（投影）是0.45—0.90毫米，拈向S拈。

经纱密度大约每厘米十根，纬纱地部密度是每厘米十三四根，罗纹部分大约每厘米二十六到二十八根。

可以看出：

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国的葛麻纺织技术已经有相当水平了。

到了奴隶社会，对纺织品的加工更加精细，并且对麻布的规格也定了标准，用“升”作单位来衡量织物的粗细疏密。

那时布幅大约合今天半米。

如果布幅里有八十根经纱就叫一升，如果有一百六十根就是二升，依此类推。

当时把十五升的叫缌布，是作吉服的原料；

把最精细的三十升布，专门作制冕的原料，这种冕就是所谓麻冕。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纺织加工葛麻织物的精细程度了。

我国除中原地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