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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新乐府运动是一座诗坛丰碑。

白居易积极谏言，促成了新乐府运动，他奉旨行事，上通下达，积极运作，并身体力行，使新乐府形成风气，形成流派，形成规模，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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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新乐府采诗谏言运作力行领袖

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素以“诗书之族，礼仪之邦”著称。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群星灿烂，唐代更是诗体出新，百花竞艳，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两千三百多个诗人作诗近五万首，李白、杜甫、白居易并称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公元772年生于河南新郑，公元846年终老洛阳。

自顾况引荐，进士及第，步入仕途，直到分司东都，退老洛阳，醉吟香山，白居易一直置身官场，以诗为伴，是我们熟知的政治家和大诗人。

他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为人处事，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标准作文赋诗，其人格诗品堪称表率，是享誉世界的一颗文化巨星。

白居易一生以诗为话，著述颇丰，传世诗文七十五卷，计三千八百四十篇，在唐代首屈一指，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讽喻诗和感伤诗，其中的新乐府、歌行曲尤其引人注目。

上个世纪2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据此在其《白话文学史》中首称“新乐府运动”。

其后，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征稿》中也认为，“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

这就是说，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波及到诗界，形成了诗歌革新运动，即胡适先生所说的“新乐府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劳动人民地位的提高，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受到高度评价，于是“新乐府运动”便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定义下来，白居易也被定义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倡导”，“带头提倡并引导”也，不啻现在意义上的领导，实际上白居易正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

白居易是怎样“倡导”新乐府运动并成为新乐府运动杰出领袖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乐府”。

“乐府”，本为官署之名，始于汉代。

是汉代设立的音乐（实际是文化，因为它包括诗、礼、乐、舞等）机构，《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章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也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有感于哀乐，缘于事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考其史实，乐府之职“在采诗被管弦以入乐”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

而细分歌辞，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主要是由文人写作的;配着“俗乐”（民间音乐），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主要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这些乐章、歌辞统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

“后世因以乐府官署所采获、保存之诗歌为乐府”，“乐府”便为“乐府诗”的代名词了。

汉代的这种职“在采诗被管弦以入乐”的乐府，并非汉武帝的发明，早在殷周时代就有了。

《周礼·春官》载：

乐祖，即大司乐，“凡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乐师，即大司乐之副，“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传》曰：

瞽宗，“殷学名，盖乐官之有道德者，使教国子，死则祀于学，以为乐之祖”;国学，周代“天子，诸侯国都内所设之小学、大学言，所以别于乡遂之学也”。

《周礼·学记》也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殷周时代，学在官府，其时的“乐”由学校掌管着，学校又是国家所设。

如此说来，就“乐”的管理形式而言，汉代和殷周是不相同的。

汉和殷周对“乐”的管理形式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

其职责都是“采诗被管弦以入乐”，目的也都是“观风俗，知厚薄”。

对此，《汉书·艺文志》说的更明白：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这里的“古”，对汉代而言当指殷周时代，“观风俗，知得失”和“观风俗，知厚薄”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就是“诗三百”的来处（孔子入周问礼乐，遵老子言，从周王明堂带回殷周采诗三千多首，经删减仅保留305篇）。

而“采诗”所得的民歌产生于“街陌”之间，出于下层劳动人民之口，是“感于哀乐，缘于事发”的。

正像《诗经》中的“国风”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样，倾吐的是劳动者的肺腑之言，表达的是老百姓的爱憎之情。

这是“王者”听政于民的举措，是中国古代政治以民为本的优良传统，所以，汉武帝“立乐府”，将“乐”独立于学校管理之外，单独成立乐府机构，是“郊祀”所需，也是对殷商“采诗”以民为本，听政于民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这是承继前人，也是开启后人，自此，两汉魏晋南北朝便“乐府”成风了。

还有，就是乐府的形式。

从形式上看，乐府的乐章固定，歌曲的牌名也固定，后人只须以曲填词即可。

“依曲填词”是方便，也是局限，于是自隋唐以来，有些人便不受旧曲调的限制而根据世情民风自度新曲，自作新辞，自创乐章了。

与原来的乐府，即古乐府相对而言，这就是“新乐府”。

据统计，且不说隋代，仅唐代，从长孙无忌到引领白居易步入仕途的顾况，就有近150首新乐府面世。

这是变革，这种变革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嘛。

《书》曰：

“诗言志，歌永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而“刺美见事”，诗歌表达的内容则是“事”。

这正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

“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这样作出来的，他所“倡导”的新乐府也是这样“运动”起来的。

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则是事出有因的。

时至中唐，安史之乱破坏了的唐代社会得到了相对的稳定，政权得到了相对的巩固，经济也得到了相对的发展。

统治者因此有了整顿朝纲，复兴大唐的希望，其途径之一就是采纳臣下的采诗民间，听政于民的建议。

另一方面，藩镇拥兵割据，宦官专政弄权的形势也更加严峻，更加剧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对土地的兼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苛刻的政治，繁重的赋税，使劳动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顺口溜着咒几句，编着曲儿骂几声是情理中事，于是民歌风行，不胫而走。

当此之时，皇帝采纳了白居易的对策，采诗民间，听政于民，以“观风俗，知得失”。

请看白居易的《策林·采诗》：

（皇帝）问：

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遍闻天下之言乎?

一人之心，安得知天下之情乎?

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子大夫以为如何?

臣（白居易）闻：

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

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

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

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

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

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

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

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

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

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

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

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

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之;教之锱铢之失，上必闻也。

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

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

上下交和，内外胥悦。

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

《老子》曰：

“不出户，知天下。

”斯之谓欤?

笔者在此不厌其详，全文转录《策林·采诗》，是想与读者共同感知这篇对策的魅力。

皇帝“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征求臣下白居易的意见。

而白居易不是只简单地回答可否，而是细陈“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可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臻至理”、“致升平”的益处。

可以说，这首对策句句在理，字字传情，皇帝当然点头称是而“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了。

笔者以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序幕也当由此拉开了。

我们平时多赞赏白居易的诗吟得好，这里我们也不能不赞叹白居易的文做得妙啊!

那么，皇帝何以向白居易问及“采诗”之事呢?

这应当还与白居易有关。

请看他的讽谕诗《采诗官》：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上流下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代，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闷。

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首《采诗官》运用赋陈其事的笔法，讽谕君王如果只听“郊庙登歌”、“乐府艳词”、“夕郎所贺”、“春官每奏”，只能使“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落得个“厉王胡亥之末年”的可悲下场，而“欲开壅蔽达人情”，重振国家社稷，就应该“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是一首讽谕诗，是以前朝史实从反面说明采诗的必要，至于说“采诗”的正面好处怎样，如何“采诗听歌”，亲自听听《采诗官》作者白居易的意见就清楚了，于是就有了上面那篇君臣之间关于采诗的问对。

可以想见，皇帝在向白居易问策之后，便“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新乐府”便紧锣密鼓地“运动”起来了。

可以说，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正是这样由白居易以诗“讽谕”而起的。

白居易不只是以诗讽谕，积极应对，提倡并促成了新乐府运动，而且上通下达，积极运作，起着中枢领导的作用。

对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形迹。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民）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民）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

这是一段难得的关于新乐府运动情况的文字记录。

皇帝刚刚即位，雄心勃勃，要重振朝纲，宰相（裴垍）也为官正直，积极辅佐皇帝，经常传下圣旨，要求采诗官采诗以了解民生疾苦。

一个“屡”字，足见新乐府运动并非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