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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潘思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合著论文中提出的，其核心在于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撮合供需双方交易，从而增进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可见，共享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基于信息技术的资源配置新机制。
反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之所以最终变成了一个重资产型行业，关键在于其在创建发展过程中专注的并不是匹配供需，而是致力于增量供给，更像是把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改头换面，贴上了新标签。
抛开需要大量的资产和管理投入不论，仅从名义上就难免有“伪创新”“伪共享”之嫌。
应该看到，诸如网约车等部分共享经济形态，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用户的现实需求，体现了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趋势。
对于这样的共享经济而言，理应突出的是平台管理和责任。
然而，回望其发展，在资本的“催熟”之下，走的却是“同行拼杀—谋求独大—收割用户”之路。
这背后遵循的是“跑马圈地”的资本扩张逻辑，看重的是保持一家独大的体量地位，却偏离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重视和强化的用户权益和社会责任。
实践证明，对于共享经济第三方平台来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率和责任是不可偏废的两块基石。
离开了用户的认可，在资本轻易就可以催生出另一个竞争者以及趋于严格的监管条件下，所谓的“垄断地位”终究也只是一道脆弱的护城河。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9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2019年增长47.2%。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中之重就是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由此而论，共享经济不仅在当下而且在将来，应该也一定会大有可为。
因此，如果说共享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了一个拐点，那么这个拐点所昭示的，并非是行业衰退的趋势，而是对整个行业必须回归理性的警醒。
共享经济发展，固然允许试错，但更需要向着正确的方向调整变革，如此才能更具生命力，不负创新之名。
不能让所谓的收视率愚弄观众
李勤余
2019年09月16日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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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电影明明质量平平，票房却动辄十几亿。
一些电视剧并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点击量却超出全国人口总和。
影视圈，为何总让公众大呼看不懂？
其实，这可能是造假惹的祸。
近日，电视剧《娘道》导演郭靖宇在微博上爆料，声称曾被某卫视总监要挟购买收视率，否则作品就无法播出。
这总监给的价码也令人咋舌——每集90万，而该卫视购买《娘道》的价格是130万一集。
也就是说，导演必须先出七成保护费，才能让自己的作品顺利播出。
这还不算，根据郭靖宇的说法，这总监背后还有一位能操控收视率的“大神”。
这“大神”神通广大到了何种地步？
他不无得意地对郭靖宇表示，曾经公开反对购买收视率的尤小刚导演，就曾惨遭他的戏弄——直接让尤小刚作品的收视率跌到0.2。
听闻此言，直冒冷汗的想必不止是郭靖宇导演，还有屏幕前的广大观众。
怎么，平日里播放的都是假电视剧？
乍看之下，上述乱象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但细细想来，又不难理解。
目前，各大卫视每年的广告额都与收视率挂钩。
每提高一分收视率，就能多一分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
如此，广告收入的金额，才能年复一年水涨船高。
说到底，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催生购买收视率现象的主因。
可问题是，修改收视率为何这般轻松？
按理说，统计收视率应由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完成，如此，方可保证数据的权威性。
地方卫视既拥有电视剧的播出权，又能和所谓“大神”狼狈为奸，随意修改收视率，这就好比将球场上裁判和球员的角色合二为一。
试问，这样的比赛，还有多少公平、公正可言？
相关部门若不能及时进行监管，真不知那位“大神”还将嚣张多久。
最无辜的无疑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收视率越高，说明该剧也越受老百姓的欢迎，这本是毋庸置疑的道理。
可现在，摆在观众眼前的一切数字，都有可能只是某“大神”手中的玩物，这让广大观众如何抉择？
“大神”究竟是何方神圣，被愚弄的观众、被要挟的导演都有权得到明确的答案。
如此乱象，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前被曝光的视频网站虚假点击量。
不同的造假伎俩，却出于同一种行事逻辑——创作让位于谋利。
若放眼整个影视圈、娱乐圈，我们还能看到：
金融资本涉足电影制作，造就一笔笔糊涂账；
各类排行榜、热搜榜层出不穷，让“买榜”成为公开的秘密。
可以说，在“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环境下，造假在所难免。
文艺作品的创作导向，本应以人民为中心，可那些造假者的心灵早已被欲望和利益填满，哪还有人民的一席之地？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诚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化产品要实现价值，离不开市场的帮助，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
然而，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和从业人员应该时刻牢记的原则。
应该看到，造假带来的“破窗效应”，已经大大伤害了行业的公信力，主管部门和各地方台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
但问题在于，一些地方台对于提升作品质量兴趣索然，倒是一心想把影视剧市场当成“提款机”，导致种种积弊，进一步恶化了影视圈环境、降低了服务水平。
逼教师停课扶贫，那谁来给农村孩子“扶智”？
胡印斌
澎湃新闻网
扶贫领域中的形式主义花样繁多、屡禁不绝，根本原因仍在于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形式主义积习已深入骨髓，是一种病，更是一种瘾，很难短时间内得到矫正。
《半月谈》近日发布了一封教师的来信。
这名来自安徽某乡镇中学的数学老师称，从2019年三四月开始，上级就要求农村教师与学校所在村的贫困户一对一结对帮扶。
之后，任务不断加码，甚至要求“包户”老师不上课也要去扶贫。
2019年5月以后，上级直接从农村教师中抽调人员，与学校脱钩，吃住在村。
这名教师发问：
教师的阵地在三尺讲台，丢下学生去扶贫，是否过分？
这名教师的疑惑，不难理解。
正如此前参与过扶贫工作的教师吐槽，一个普通教师，“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怎么扶贫？
三填表格四凭嘴巴五靠跑脚，如何帮扶？
”
身为公职人员，教师也属于财政供养的群体，在当下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中多一份贡献，是可以的。
但是，术业有专攻，教师有教师的职责和使命，教书育人是其天职，绝不能随意偏离主业。
因为去村里排查，就随意翘课，不仅不会对扶贫有帮助，对于农村教育而言，也是极大的损失。
这样的“停课扶贫”，就是一出荒唐的闹剧，是不折不扣的瞎折腾。
其实，农村教师尽职履责，用最大的热忱与智慧，把教育搞好，让农村多出人才，这本身就是在以“扶智”促“扶贫”。
很多人都有感受，一些地方的农民之所以深陷困境，且长期沉溺于“代际贫困”而难以摆脱，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
教育的缺失，导致人们很难实现社会流动，找不到“向上的台阶”。
农村教师身处农村，责任重大，不仅要时时防范学生辍学流失，也要督促学生开阔视野、努力学习，争取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可以说，农村教师只要在岗位上，只要手不释卷，本身就是最迫在眉睫、一刻也不能停的扶贫。
一个好的乡村教师，不啻为一颗火种、一缕春风，化育山乡阡陌。
一些地方面对脱贫攻坚的任务，不是去想办法、求实效，却每每把工作搞成了花架子。
看上去轰轰烈烈，好像全社会都动员了起来，实则依然是大水漫灌、形式主义那一套。
不仅被帮扶的农民不满意，各级公职人员也怨声载道。
更关键的是，实际效果仍十分有限。
就像安徽这位数学教师批评的那样，把教师们折腾得一地鸡毛。
早在去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克服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
通知特别要求，各地扶贫部门要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采取措施预防和纠正形式主义。
扶贫领域中的形式主义花样繁多、屡禁不绝，当然有监督缺失、问责不到位的原因，但根本上，仍在于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形式主义积习已深入骨髓，是一种病，更是一种瘾，很难短时间内得到矫正。
对此，有关部门理应行动起来，以雷霆手段，切实杜绝扶贫中的形式主义。
同时，也要构建正常的政府伦理，加快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步伐，还农村教师一份安静。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影视圈也是一样，只有当它免于不当利益的腐蚀，才能真正散发出迷人的浪漫气息与动人的精神魄力。
至于那些造假者和那位所谓“大神”，是时候出来走两步，接受各方的监督和管理了。
唯有如此，才能还人民群众一个风清气正的文艺空间。
对于霸座男女不能止于劝说无效
周东飞
潇湘晨报
2019.09.20
霸座男女的“前赴后继”，说明乘警当场制止和纠正霸座行为是必要的。
更关键的是，这是法律所授权的行为，不如此反倒有消极的嫌疑。
高铁霸座男之后，又“涌现”出一枚高铁霸座女。
在9月19日G6078次列车上，一名女子明明购买的是过道边的车票，却非要霸占属于他人的靠窗座位。
面对列车工作人员的干涉，该女子态度坚决地拒不让座。
这段实况被拍摄发布到网络后引发网友激烈讨论，据悉铁路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据说，这名霸座女表演了一出比相声贯口还考验嘴皮子的反驳段子。
列车工作人员：
请你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霸座女：
我买了票了，为什么不能坐？
你的座位在过道边。
可是这个座位上并没有写（座位号）啊。
窗子上和你的票上都写的有。
可是票上没有写让我坐过道边。
——有道理吗？
一分钱的道理都没有，这就是赤裸裸的歪搅。
就算每个座位上真的钉上座位号，霸座女照样可以和霸座男一样惊叫一声：
天呐，我瘫痪了，起不来了。
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一下此女将要面临的处罚后果：
像那位瘫在座位上的高铁霸座男一样，霸座女有可能被罚款200元，并且在半年内被禁止乘坐火车。
这叫咎由自取，不会有人觉得这样的处罚太重。
相反，网上被提及更多的是这样一句话：
难道我们就真的拿这种霸座男女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不能说没有办法，处罚就是一种办法。
可是，刚刚处罚完霸座男，为什么马上就出现了霸座女呢？
这种事后的处罚，没有消除网友们胸中的愤懑与块垒。
更严重的伤害对象，可能还是那个被霸座的乘客。
他没有招谁惹谁，却遭遇了蛮横对待。
明明属于自己的座位，却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恶人”霸占。
更让人崩溃的是，当他找来列车工作人员之后，一切仍是白搭。
列车工作人员不是不会说理，他们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可是遇上不讲理的人，就算把道理说出花儿来又有什么用？
想问的是，既然扰乱公共秩序、侵害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正在发生，拥有执法权的乘警到哪里去了？
即便是列车上可能出现乘警也无法处置的状况，那么列车总是要停靠车站的吧，在车站强制闹事者下车接受处理，这样的方案没有什么不可行性。
虽然说迟到的正义也还是正义，但是它的教育效果远远不及违法行为被当场制止来得有力。
列车上配备乘警，目的之一就是要制止类似扰乱公共秩序、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发生。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看上去一团和气，实际上却是在助长一些人的无赖逞强行径。
要求乘警现场制止霸座行为，并不是动辄呼吁使用强力。
行政强制的使用，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既不能在不该使用强制手段的时候乱作为，也不能在应当使用强制手段维护法律尊严、保证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时候不作为。
网贷警示教育怎能蜻蜓点水
朱昌俊
中国教育报
2019.09.21
在一个金融社会，具备基本的金融常识和金融风险意识，其实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
大学生群体更有必要掌握健全的金融常识。
据媒体报道，不法“校园贷”甚至所谓的“裸条贷”，以互联网金融和社交工具为平台，锁定在校学子为诈骗对象。
“零门槛”“无抵押”“高额度”等宣传遍布陷阱，让大学生一经借贷便深陷其中，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校园不良网贷风险警示教育及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集中开展校园不良网贷风险警示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融理财观念和金融安全观念。
近一两年来，不法“校园贷”席卷校园，让不少大学生落入圈套。
如去年初，因轻信“800元能买苹果手机”，仅内蒙古就有近千名大学生陷入校园贷骗局，受骗人数和涉案金额均高于其他案件，影响巨大。
对于各种名目和形式的“校园贷”，公安等部门已加大了打击力度，目前势头已经得到了基本遏制。
但从长远看，在高校加强相关的网贷警示教育，提高大学生的防骗能力和风险意识，也是在根本上压缩校园贷生存空间不可或缺的一环。
最近开学季，根据教育部下发的相关通知，全国多所高校已经行动起来，正积极落实《通知》中的相关要求，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将不良网贷风险警示纳入了“大学第一课”。
如一些大学根据现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制作20集动画、微信微博推送防范信息；
一些大学开展安全教育讲座、利用公众号普及防骗秘籍；
还有一些大学把校园网贷教育纳入绩效考评指标。
这些做法无疑都是高校探索网贷教育的积极尝试。
不过，也得看到，大学生轻易落入“校园贷”的圈套，本质上也是金融知识和常识缺乏的一种后果。
有银行机构开展的大学生信贷信用的调研显示，近六成的学生有意愿或使用过分期付款的购买方式，近三成的学生有意愿或使用过信用卡。
而使用过信用贷款产品的学生中，有近10%的学生未还清贷款超过10000元，另有33%的学生选择“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从其他平台借钱还款。
这一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当前大学生使用信用卡等信用贷款产品已经比较常见；
另一方面，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贷款生活，也反映出大学生对于金融贷款的风险缺乏足够预判，存在不少操作误区。
而这也让各种不法“套路贷”有了乘机而入的机会。
因此，在大学生中普及金融知识，增强他们的理财能力和风险意识，仅有网贷警示教育可能还不够，在此基础上，不妨在全国高校推广和普及金融课，系统性地增强大学生的现代金融常识。
上述调查进一步显示，大学生获得非专业金融知识的渠道主要来自互联网和自身社交圈，多为被动式获取，主动式获取的比例较低。
在非财经类专业的受访者中，有10%表示对于金融领域的知识完全没有兴趣，如何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常规的金融知识普及是目前的一大痛点。
可见，网贷警示教育固然可以作为开学季大学生金融课的“开胃菜”，但是要完整地向大学生普及金融知识，恐怕还得通过常规性的金融课程，真正让每一位大学生，不论专业，都能够掌握一些基础性的金融常识。
大学生群体更有必要掌握健全的金融常识，无论是避免落入“套路贷”的圈套，还是培育良好的金融理财能力，都显得很有必要。
事实上，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建议从高中阶段开始，开设“金融知识与消费观”课程，普及金融知识。
那么，在大学增设金融课作为基础课程，或更有必要考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加强对租房平台监管
维护租客切身利益
刘
念
2019年09月20日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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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是新经济，新经济理应也是好经济；
关键是要压实互联网平台责任，切实保障用户的知情权、监督权，畅通维权救济渠道，使相关企业对用户不能欺、不敢欺。
“从收房、装修到入住，周期不满1个月”“新公寓甲醛平均超标3至8倍”“甲醛检测弄虚作假，欺骗租客”……近日，互联网租房平台频现“甲醛房”乱象，对租客健康造成危害，引发社会热议。
甲醛之毒叫人不安，令人焦虑的还有维权之难。
现实中，谁来检测甲醛含量，平台与租客往往互不认可；
即使能够证明房屋空气有害物质超标，租住者也会面临“不属于合同条款”等理由，退租困难；
有的租客疑因问题房屋生病，却又发现难以证实相关病症与甲醛超标有必然联系。
凡此种种，反映出一些互联网租房平台在安全防护、品质把控、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着短板，相关问题亟待加以破解。
“甲醛房”批量出现、危害至深，根源于一些平台企业为谋求利润而使用劣质材料、压缩装修工期，忽视室内空气监测和治理。
因此，确保房源空气清洁、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健康，关键是要压实互联网平台责任，切实保障用户的知情权、监督权，畅通维权救济渠道，使相关企业对用户不能欺、不敢欺。
针对租房平台，监管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房子何时装修、建材质量怎样，这些信息关乎租客权益，并不涉及重大商业机密，不妨要求租房平台及时提交备案，接受监督。
目前，网约车领域就已采取类似措施。
此外，可对新装修拟出租房屋空气质量检测作出强制规定，向社会公布一批权威独立的第三方甲醛检测机构。
当出现纠纷时，如何定损索赔，也应进一步明确规则。
前不久，北京海淀法院就审结一起“甲醛房”案件，支持了租客要求退还房租的请求。
健全机制、完善法规，对违规者及时作出惩戒，才能让平台时刻牢记自身责任。
包括租房平台在内的互联网企业，更应自觉强化内部管理，承担起社会责任。
迷信资本与技术，丢掉品质与服务，不仅会受到惩罚、得不偿失，也难以行之久远，最终失去的是用户和市场。
诚信经营、追求品质，真正将新技术转化为好服务，注重提升用户体验，相关平台企业才能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进而赢得信任。
“甲醛房”带来的困扰，提醒人们思考互联网经济的另一面。
的确，“互联网+”降低了交易成本，为传统租房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指尖一点、拎包入住”的模式，也给租户带来了便捷体验。
但网络推送的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可能存在问题；
隔空进行的交易，规范约束、责任边界也相对模糊。
这提醒人们，互联网是一种技术和媒介，其对传统行业的改造或影响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既看到带来的便利，也重视产生的问题，才是面对“互联网+”的理性态度。
互联网经济是新经济，新经济理应也是好经济。
事实上，真实可信、权责明晰的网络租房平台，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权威可靠的空气质量检测、甲醛处理机构，也能让租户们更放心。
加强创新，围绕居住体验开发建立分享租房感受、查询房屋情况的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必将有利于推动租房市场良性竞争，并将创造新的商业机遇。
《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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