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辛亥山西光复时期陆光熙太原之行目的何在近代史人物论文历史论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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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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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9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即武昌首义后的第19天,山西驻省新军也毅然举义,成为继湖南、陕西之后第三个宣布的省份,时任山西巡抚陆钟琦、陆钟琦妻以及次子陆光熙等三人被变兵击毙,其余家属则从巡抚衙署东跨院东墙穴洞逃生。
11月4日（九月十四日）清廷得知陆钟琦父子殉难事后,即刻颁布上谕予以褒扬恤抚。
1912年1月20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清廷再次颁诏对陆氏父子予以追谥,已故山西巡抚陆钟琦,忠诚报国,临难捐躯,业经降旨优恤伊子陆光熙救父被戕,忠孝节义,萃于一门陆钟琦著再加恩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翰林院侍讲陆光熙著追赠三品京堂,照二品京员阵亡例从优赐恤,并著加恩予谥。
[1]父陆钟琦谥文烈,子光熙谥文节。
《清史稿》在为陆钟琦立传时,陆光熙亦与附传。
[2]陆光熙的好友王揖唐事隔多年作《今传是楼诗话》,谈及陆光熙,仍是难以自禁,曾作诗一首以凭吊:
父死国兮子死父,义经日月纬江河（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221页）。
时至今日人们在谈及陆氏父子殉难之际,仍是唏嘘不已。
然人们对于陆光熙的了解,仅限于其翰林留学生的身份而已。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否加入了同盟会,他在辛亥山西光复前夜的太原之行目的何在,仍有一些谜团。
本文为此试图作一解析以求教方家。
一、身份之争
陆光熙,原名惠熙,字良臣,行二,光绪四年九月初三日（1878年9月28日）出生,浙江绍兴府（今浙江绍兴）萧山县人氏,寄籍顺天宛平,光绪三十年甲辰科三甲第六十二名进士,后留学日本,与山西新军中的温寿泉（陆军小学堂监督）、阎锡山（八十六标标统）等为同学,回国后授编修,不久擢为侍讲。
现如今人们说到陆光熙的身份时,有两种争议:
一是认为他在日本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成为了一名党人;
一是认为陆光熙只是的同情者或同路人而已,并没有加入同盟会。
为此,山西文史工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走访了一些当事人,持第一种观点的主要是陆光熙的亲属,如陆光熙的侄子陆鼎元、女儿陆士嘉等。
陆鼎元为山西兵变的亲身经历者,只不过其时年龄尚幼,仅13岁而已。
50年后陆鼎元被访时所作的陈述难免会受到一些时化的影响,况且陆的记忆中还只是转述他人之说。
陆鼎元称,一位叫王深的福建人说他叔父陆光熙是同盟会会员,并且举例说叔父陆光熙与王赓（揖唐）、徐树铮留学日本时结为好友,并曾拍照纪念,题为松（王）竹（陆）梅（徐）岁寒三友。
还言及,党人汪兆铭行刺摄政王失败被押时,其叔陆光熙曾探监并接济汪银钱事。
陆士嘉经历山西兵变时,年龄也不大,她的回忆中转述的是母亲的说法,称父亲陆光熙从日本回国是奉孙中山之命,显然意在凸显陆光熙党人的身份。
正如山西文史工作者行文中所说,陆光熙亲属的回忆多是转述,需要研究和考证的地方颇多。
同样接受了山西文史工作者访问的元老李书诚先生明确地指出:
陆光熙不是同盟会会员。
陆光熙是以一个翰林身份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他不站在推倒清政府方面,他未参加同盟会,也与同盟会无往来,所有同盟会会员对他不露痕迹。
[3]与陆光熙同学的同盟会会员阎锡山早年中也持类似的说法:
亮臣（光熙）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之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
[4]不过李书诚仍然认为,陆光熙虽是达官之子,又是个翰林,思想还是比较新的,并不是个顽固腐朽的人。
山西起事前夕,陆光至太原之时,他虽然知道阎锡山等人的身份,但他并没有出卖党人,帮助父亲山西的辛亥,这似乎也可以佐证李书诚先生的说法。
实际上,在翻阅现存资料时,留日学生的同盟会会员名单中并不能看到陆光熙的名字,已使得陆光熙的同盟会会员身份少去了争议的意义,况且,假如陆光熙真地加入了同盟会,以他一个翰林的身份很难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记的,怎么会在众多党人的回忆中无所提及呢。
二、太原之行
陆光熙在山西光复前夕赶至太原,对其此行的目的,说法不一:
（1）陆光熙自行来省拟劝乃父顺应潮流,宣布;
（2）受金应豫、姚鸿法之函请来晋说服乃父顺应潮流,和平让渡以避免;
（3）受乃父之召来省商议对付新军之策。
第一种说法主要见证于陆氏父子罹难后其幸存家属的回忆,如陆鼎元、陆士嘉以及光熙妻弟施今墨等人。
[5]陆鼎元依旧是转述他人之说,叔父陆光熙在武昌起义后来太原,曾和阎锡山有过协议,约定由陆光熙劝乃父陆钟琦交出政权,宣布山西,由陆光熙主持山西大局。
就陆鼎元的转述简单分析:
让陆钟琦交出政权、宣布或许尚有可能性,但后由陆光熙主持山西大局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陆光熙在山西士绅中没有建立人脉,又未能掌控晋新军,只凭借其留学日本及新任巡抚公子的身份很难做到主政山西。
实际上,陆光熙与阎锡山的协议可参见《阎锡山早年》,与陆鼎元所说极不相符:
他（光熙）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
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当如何应付。
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
我当时答复他说:
武昌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而起义,抑或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
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的话,还有点太早。
他又说:
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
我笑了一笑说:
这话说的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
[6]阎锡山的谈话纪录中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陆光熙借会面之机,企图试探武昌起义后山西新军中党人的趋向;
二是陆光熙交谈中有表示劝说乃父和平交出政权的可能。
第一点道出了陆光熙的真实意图,第二点是阎锡山撰写时,借陆光熙之口表达的自己的语言对白,其言辞更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角色心理。
陆士嘉的回忆中转述的是母亲的说法,称父亲陆光熙从日本回国是奉孙中山之命,劝告陆钟琦清廷宣布的。
众所周知,孙中山武昌起义时还在美国,对国内情形几乎是茫然不知,故陆光熙奉命之说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回忆者对事主主观化的一种表现。
三位回忆者中,施今墨是事变时唯一已成年人,时任山西太原尚志学校校长。
50年后施今墨老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表示:
陆光太原的目的,是认为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为免父亲遭受危险,拟劝其宣布,未及议成,于兵变中遇难。
施今墨的危险说乃事后追述之语,不可当真。
考之史实,武昌、长沙、西安三地兵变,地方督抚无一罹难者,陆光熙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父亲会在兵变时死于非命。
至于说到陆光熙眼看清朝覆亡在即,拟劝其父亲宣布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武昌举义后位列山西起事响应省份之先的只有湖南、陕西,各省纷纷响应尚谈不到,似乎也不应该在此时即能看出清朝覆亡在即。
因此,施先生的说法应当与阎锡山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第二种说法主要见于金应豫的回忆。
[7]金时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司令部执法官,姚鸿法任督练公所总办。
是时,姚鸿法的父亲姚锡光任陆军部侍郎,考之姚鸿法的心理,自然不希望山西出现变故,而作为执法官的金应豫出于维护新军秩序的考量,对其时兵变前夕酝酿在新军士兵中显现异常的躁动情绪,均深有感触,因是之故,两人联名函请陆光省向其父进言以实现和平。
20世纪60年代金应豫的回忆中提及陆光熙于九月初七日来晋,双方未及谋面,天明即爆发了起义。
这其中陆光省的时间与阎锡山中有所冲突,阎锡山回忆陆光省翌晨两人见面会晤,以此推论,陆光熙最晚是在九月初六日抵晋,初七日晨陆、阎两人会晤,初八日早山西发生兵变。
查阅沈云龙《近代史事与人物》一文,其中极为明确地指出,陆光熙于九月初五日自京来晋,[8]只是不知道信息准确度何如?
且不管陆光熙何日来省,但陆光熙抵省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会见金、姚二人,而首先选择会晤的是阎锡山当无疑,假定确有金、姚之函请事存在,从陆光熙人事会面的安排程序上考量,其来晋的原动力并不是金、姚的函请则显而易见。
第三种说法主要见于阎锡山中:
山西巡抚陆钟琦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陆光熙之字）来晋,作缓和之计。
[9]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亦支持这一说法。
[10]另外,尚秉和之《辛壬春秋》记述,九月乙丑朔,西安兵变,潼关、河东两道请援电日三、四至,钟琦乃檄南镇巡防营渡河迎剿,遣新军步队两营、马炮各一营驻潼蒲防守,新军惧战,多要请不即行。
子光熙闻之,赴晋,察军情既知事急,因以自己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新军长官有旧,为父哀之,始允中立,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炮队一营先行开拔,次日步队两营亦赴蒲州就道矣!
[11]由此可见,山西新军如期开赴蒲州似确与陆光熙的来省大有关联。
只是尚秉和行文中并没有说明陆光熙从何处得知讯息,更没有说明光熙是否奉父召抵晋。
《清史稿》中一段记载或许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武昌难作,钟琦语次子敬熙曰:
大事不可为矣!
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
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
又曰:
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
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
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
母曰:
汝父殉国,吾惟从之而已。
敬熙以事亟,赴京语其兄光熙,偕还晋。
[12]该文中称敬熙为次子有误,光熙为陆钟琦次子,敬熙应为其三子。
这段记载表明,陆钟琦此时已萌生出殉国之志,我们无法考证陆钟琦是否确曾说过这样的言语,若它只是赵尔巽幻化出来的陆钟琦所说,也还算符合其本人的性格。
陆钟琦以孝子著称,在士林中又以道学见长,国难当头之际自然可以殉节作忠的选择,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有如此的眼光,可以洞见武昌后大事之不可为。
陆光熙虽然是由弟弟请来太原的,但其本心是为父分忧,他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与新军长官有旧的背景为父亲作疏通工作,原本不愿离省的新军如期开拔,出发前不想让新军士兵得到子弹的陆钟琦也做出让步,这或许就是陆光熙疏通的结果。
至于陆光熙于初七日夜劝父亲接受遭申斥的说法,[13]也有很多人引用,如刘存善的《辛亥在山西》、江地《山西辛亥》等论著。
但依照陆光熙的个性,在抵省时间如此之短,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估计他不会贸然向乃父进言。
陆钟琦为人钢硬,个性倔强,据《朝野新谈》之记载,陆钟琦于江苏藩司任内,曾与人论事,意见不和,遽起向床下提溺壶掷来,人不敢与之较。
[14]反观陆光熙,其对父亲极为孝顺。
有一次陆钟琦病中,光熙曾衣不解带侍奉病榻前达23昼夜,并用传说中的割股肉和药使父亲病愈;
[15]透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生的一件事即可以证明陆光熙身上忠孝传家的秉性,是年陆钟琦方丁父艰,又逢国变,国忧家难,同遘一时,陆钟琦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情绪自裁,作为人子的陆光熙束手无策,然事后曾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我生不辰,罹此末造。
父死成忠,子死成孝。
九原相遇,破涕为笑。
幸而未死,或至寿考。
坚白尔心,以对苍昊。
古人有言,荣名为宝。
[16]另据陆钟琦聘请的家庭教师孙振汝介绍,陆光熙留学日本时,顺应潮流,业已剪去发辫,但平日拜见父亲,尚须戴一假发辫。
故此,即使陆光熙思想中有劝说乃翁接受这样的冲动,在抵省后较短的时间内,除去帮助父亲作疏通新军开拔的工作外,估计其尚无暇或者说也没有时机向父亲进言。
究竟陆光熙到太原是鉴于大势劝父亲反正,抑或是帮助父亲压制?
李书诚老先生50年后谈及此事仍用不清楚不知道作解。
如果按照逻辑推论,孙振汝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
陆光熙知道父亲,又不能拥兵自卫。
此次来太原,既维持他父亲的地位,又怕时局决裂,所以他的计划是俟军至,不战不降,调停中立,联系上级军官,以取和平。
[17]阎锡山的推论与此也相契合:
陆光熙到太原来的目的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情势的发展,如果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
自然陆光熙父子已然在兵变中作古,我们无法得知他们那个时刻到底在思想些什么。
但正如阎锡山所说:
我确以为事是事,人是人,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均足为我们敬佩。
吾人不能以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
[18]其言至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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