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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改头换面找工作 就业整容可取吗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一家广州合资企业在招聘人事和行政人员以及高管助理等职位时,明确要求附带两张个人生活照,还有的用人单位特意注明要素颜照。

很多大型企业的文秘岗位对女生都提出了相关要求,为的就是防止PS照片蒙混过关。

就业前突击整容美体相比较P照片这样的雕虫小技,很多同学选择了整容,来达到提升自己形象的目的。

对于一般大学生来说,类似削颧骨这类大动干戈的整容手术,除了在一些对外貌要求较高的专业,如艺术类、播音类和航空服务以外并不常见,但是开眼角、做双眼皮这类小修饰成了很多学生的选择。

每到寒暑假,诸如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等一些名院的整形医生往往能预订到两三周以后,许多美容机构则专门针对毕业生群体推出会诊和一些学生整容的案例。

我们店里经常有组团整容的学生,一般集中在瘦脸、隆鼻、做双眼皮上,如果能介绍更多的同学过来,我们还给打8.5折。

长春市一家整容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拉完双眼皮之后觉得很开心,比以前自信了很多。

当初拉双眼皮除了爱美以外,就是为了就业有更好的形象。

很多人也是抱着和王佳雨共同的想法通过整容改变自己,虽然整形并没有让他们受到突如其来的垂青,却在竞争中增加了自信,间接促成了就业的成功。

形象焦虑反映了什么?

专家认为,整容热事实上反映了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形象焦虑,造成这种形象焦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隐性的性别歧视成了女生形象焦虑的重要原因,很多好单位应聘和录用比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导致用人单位附加标准或者潜标准太多。

一些女生坦言,很多用人单位在本来适合女生的岗位筛选简历时自动把女生筛过,只要男生;

而那些录用女生的职位,往往女生之间的竞争压力大得多,有的用人单位因此不断加码、提高要求,同等条件下,好形象自然成为了优势。

其次,除了社会上以貌取人现象的存在,大学生自己对自身普遍的不自信和跟风现象成了整形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大学生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和阳光心态,放大自己的缺陷,从而造成困扰和不自信;

或者是盲目跟风、过度注重外表、打扮等,而忽视了实际职业能力的提高。

因此适当的心理疏导和就业教育十分必要。

面對壓力,不少求職者在畢業前突擊整容美體,在簡歷照片和個人形象上做投資,以便改頭換面增加求職機會。

東北師范大學大四學生王佳雨在大三暑假做瞭雙眼皮手術,她坦言:

“拉完雙眼皮之後覺得很開心,比以前自信瞭很多。

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增至717萬人,就業形勢依然嚴峻。

簡歷照片PS改頭換面找工作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簡歷中的一張一寸和二寸照片再正常不過,但激烈的競爭讓小小的一張照片也大有學問。

對於許多求職者來說,簡歷照片是贏在海選初篩的第一步,拍好簡歷照就顯得尤為重要。

長春理工大學大四學生唐曉介紹,身邊不少女同學為瞭照幾張自己滿意的照片,跑好幾傢照相館,有的還要事先化妝,事後請專業人士修片。

東北師范大學附近的天天照相館經理餘明表示,近兩年證件照片的修改越來越繁瑣,學生提出的要求也越來越多。

從最初的去痘去皺,到現在美白瘦臉,相片整容的難度也增加瞭。

有時候,PS出來的照片不太像本人。

我們照完都是按照學生的要求修改,一些PS完跟畫瞭舞臺妝似的,看起來真的不太像本人瞭。

餘明說。

針對這樣的情況,用人單位在收取簡歷時也增加瞭保險栓。

東北師大文學院大四學生李婷曾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一傢廣州合資企業在招聘人事和行政人員以及高管助理等職位時,明確要求附帶兩張個人生活照,還有的用人單位特意註明要素顏照。

很多大型企業的文秘崗位對女生都提出瞭相關要求,為的就是防止PS照片蒙混過關。

就業前突擊整容美體相比較P照片這樣的雕蟲小技,很多同學選擇瞭整容,來達到提升自己形象的目的。

對於一般大學生來說,類似削顴骨這類大動幹戈的整容手術,除瞭在一些對外貌要求較高的專業,如藝術類、播音類和航空服務以外並不常見,但是開眼角、做雙眼皮這類小修飾成瞭很多學生的選擇。

每到寒暑假,諸如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等一些名院的整形醫生往往能預訂到兩三周以後,許多美容機構則專門針對畢業生群體推出會診和一些學生整容的案例。

我們店裡經常有組團整容的學生,一般集中在瘦臉、隆鼻、做雙眼皮上,如果能介紹更多的同學過來,我們還給打8.5折。

長春市一傢整容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

拉完雙眼皮之後覺得很開心,比以前自信瞭很多。

當初拉雙眼皮除瞭愛美以外,就是為瞭就業有更好的形象。

很多人也是抱著和王佳雨共同的想法通過整容改變自己,雖然整形並沒有讓他們受到突如其來的垂青,卻在競爭中增加瞭自信,間接促成瞭就業的成功。

形象焦慮反映瞭什麼?

專傢認為,整容熱事實上反映瞭大學生普遍存在的形象焦慮,造成這種形象焦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隱性的性別歧視成瞭女生形象焦慮的重要原因,很多好單位應聘和錄用比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導致用人單位附加標準或者潛標準太多。

一些女生坦言,很多用人單位在本來適合女生的崗位篩選簡歷時自動把女生篩過,隻要男生;

而那些錄用女生的職位,往往女生之間的競爭壓力大得多,有的用人單位因此不斷加碼、提高要求,同等條件下,好形象自然成為瞭優勢。

其次,除瞭社會上以貌取人現象的存在,大學生自己對自身普遍的不自信和跟風現象成瞭整形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很多大學生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導和陽光心態,放大自己的缺陷,從而造成困擾和不自信;

或者是盲目跟風、過度註重外表、打扮等,而忽視瞭實際職業能力的提高。

因此適當的心理疏導和就業教育十分必要。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增至717万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偏远山区的农村孩子到城里读书“几乎不可能”,“从小学就落后了,到高中越来越落后,到大学就没机会了”。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大学,更要让他们上“重点”中小学,马敏说,目前来看,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师资力量的倾斜。

本报记者邱晨辉实习生马露北京大学一场有关教育和交流的演讲,为米歇尔新增不少青少年粉丝。

不过,这位美国第一夫人可能并未意识到,出国留学这个在她演讲中反复出现,并被她称作能够改变人生的受教育方式,对于听她演讲的学生受众,尤其是电视机前的亿万中小学生而言,并非唾手可得。

在中国,真正改变他们的,还是要寄望于上一所好大学。

正如在前不久的全国两会上,有关上大学及其背后的教育公平问题,才是教育部长被围追堵截时遭遇最多的问题。

其间,不少来自地方教育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发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并不多,而是将更多的笔墨落在教育公平上,比如那句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就被媒体反复解读为,农家子弟有望真正得到一棵改变人生的救命稻草。

当美国第一夫人在她富有外交高度、且不乏政治意味的演讲中关心留学时,或许没有意识到,什么才是大多数中国学生最关心的。

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真的增加了吗10%?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自己不相信这个数字,至少对10%的成分表示怀疑。

在临近两会结束的一次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会议上,俞敏洪当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等政协委员的面讲起一段亲身经历。

按照俞敏洪的说法,他的企业每年都会资助数十位北京大学贫困大学生,但就在去年,当和这些学生说上那么一两句后,这位出身农村平民家庭的企业家很快发现,这些贫困学生大部分其实不怎么贫困,用他的话说,除个别学生外,大部分学生的经历都是惊人的相似从初中开始就在省重点学校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

这哪里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

他说。

2012年以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组织实施,每年在高校招生计划总增量中安排1万名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到201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万名,如此就有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的比例提高了8.5个百分点,而对于今年的任务,则定在了再增长10%。

就是这个数字让俞敏洪心生疑惑。

他曾到过一些落后地区。

在一个闭塞的县城,他到了当地最顶级的一所中学后发现,学生一半以上都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弟,剩下一多半就是当地有钱人家的孩子,鲜见真正的农村孩子。

上不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他们怎么上重点大学?

俞敏洪说。

其结果,这8.5%或10%的新增名额就是被贫困地区的政府子弟或有钱人家的孩子占了。

接着,他讲出了自己眼中的升学逻辑。

出国读书的孩子,政府领导子女占了一大半。

不出国的,北大、清华、人大都被占了。

他们难道是作弊的吗?

一点都没作弊。

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就受到了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不可能考不上名牌大学。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即便是在出口处加8.5%或是10%的重点大学的招生计划,似乎也难填平起点处教育投入不均的鸿沟。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所言,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前提下,所谓加大比例的做法则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不公平的加大。

再者,简单拉伸比例,不是照顾而是讨巧,反而会害了农村孩子,如果学生成绩没到,硬拉到重点大学,学生自己也会抬不起头来,进一步影响毕业后找工作。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大学,更要让他们上重点中小学葛剑雄所在的讨论小组与俞敏洪只有一墙之隔,20来位委员近半都来自高等教育领域,然而,这一天他们集中谈论的也是基础教育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这样开了个头:

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上重点高校比例的增加只是治标,治本还是要向源头,也就是基础教育开刀。

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偏远山区的农村孩子到城里读书几乎不可能,从小学就落后了,到高中越来越落后,到大学就没机会了。

去日本考察时,李向玉发现,日本从幼儿园开始,教师就按照国民素质标准抓学生的基础教育,从身心健康各个方面一代代地施行,只从身高上看日本青少年就超过了中国孩子。

李向玉说,中国孩子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不是不聪明,而是资源太少,没老师教。

政府当然还要倾斜资源,但仅仅是从最后上大学的数字上倾斜资源,让数字变得好看吗?

葛剑雄直言,政府最大的责任是把主要的钱投在义务教育上,使学生受教育水平基本一致,实现教育基础公平,让寒门学子获得均等的教育资源。

坐在一旁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补充了一份来自中国中西部11个省农村基础教育的调研结果:

在这些省份,乡镇一级的中心小学以下,还分布着6690多个教学点,这些教学点往往分布在最偏远的山区,有些地方甚至连电都不通,具体来说,这些地方有45.9%的代课老师没有参加过培训,94%的教学点从不知道支教教师长什么模样。

国家投的钱也不少,一问,电脑买了没有,买了;

牵了网没有,牵了。

但是,没用。

马敏说,电脑买了、网牵了,但是偏远山村,信息资源进不来。

有些地方老师不会用电脑,形同摆设。

让更多贫困地区孩子上重点大学,更要让他们上重点中小学,马敏说,目前来看,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师资力量的倾斜。

添加优秀师资力量的砝码,除了呼吁还要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思维俞敏洪同意马敏的说法,为解决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问题,政府投了很多钱,但是没抓住要点,一个学校真正好,好就好在老师。

优秀老师在哪里,优秀学生就在哪里。

然而,把好老师从城里赶到农村并非易事。

有一次,俞敏洪到美国一个鸟不拉屎的偏远地区,发现当地一小学,总共就200个学生,却有两个哈佛毕业的老师在那里教书。

在中国,从北大毕业跑到边远地区,在农村小学蹲着,一教一辈子的优秀教师,有,但很少。

不过,这并非是个无解的难题。

俞敏洪认为症结还是出在钱上,即使在美国偏远地区,老师的房子跟城里没有两样,生活条件依然很好,然而在中国,一到农村,水没了、房子没了、工资也没了。

现在中国经济当头,屁股决定脑袋,哪儿工资高,决定了老师的屁股往哪儿挪。

俞敏洪认为,除了舆论上的呼吁,关键还是要通过中央强有力的政策,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思维,让教育资源向农村分散。

他做过一个尝试。

新东方在偏远地区有六七所希望小学,其中两所希望小学的老师每年都能得到3000元补助,条件就是待在学校,就是这每年多出的3000块钱为孩子们留住了老师。

在舟山县的一个山顶上,坐落着一所小学,从山下到山上,开车不过半小时路程,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山上是农村,山下是城市,老师们都不愿意上山、进村,怎么办?

俞敏洪说其实很简单,还是要靠价格杠杆来起作用,只要山上的老师工资比山下老师工资一年多上3000块钱,那些老师就全部待在山上不下来了。

不过这3000块钱得由政府出。

3月24日,教育部针对农村穷孩子上名校人数要增一成的目标对外公布了三项举措,包括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以及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这三者不过是在教育公平出口处的三只火把,让人看着闪光却未必真的温暖,而基础教育问题治本的火焰并未点燃。

令人欣慰的是,在此前的全国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强调10%这个数字的同时,还提到了另一句话,即要加大农村贫困地区薄弱学校改造的力度。

教育資源向城市集中,偏遠山區的農村孩子到城裡讀書“幾乎不可能”,“從小學就落後瞭,到高中越來越落後,到大學就沒機會瞭”。

讓更多貧困地區孩子上重點大學,更要讓他們上“重點”中小學,馬敏說,目前來看,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師資力量的傾斜。

本報記者邱晨輝實習生馬露北京大學一場有關教育和交流的演講,為米歇爾新增不少青少年粉絲。

不過,這位美國第一夫人可能並未意識到,出國留學這個在她演講中反復出現,並被她稱作能夠改變人生的受教育方式,對於聽她演講的學生受眾,尤其是電視機前的億萬中小學生而言,並非唾手可得。

在中國,真正改變他們的,還是要寄望於上一所好大學。

正如在前不久的全國兩會上,有關上大學及其背後的教育公平問題,才是教育部長被圍追堵截時遭遇最多的問題。

其間,不少來自地方教育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教育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也發現,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及教育改革的具體內容並不多,而是將更多的筆墨落在教育公平上,比如那句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要再增長10%以上,就被媒體反復解讀為,農傢子弟有望真正得到一棵改變人生的救命稻草。

當美國第一夫人在她富有外交高度、且不乏政治意味的演講中關心留學時,或許沒有意識到,什麼才是大多數中國學生最關心的。

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比例真的增加瞭嗎10%?

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說自己不相信這個數字,至少對10%的成分表示懷疑。

在臨近兩會結束的一次全國政協教育界別小組會議上,俞敏洪當著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中南大學校長張堯學等政協委員的面講起一段親身經歷。

按照俞敏洪的說法,他的企業每年都會資助數十位北京大學貧困大學生,但就在去年,當和這些學生說上那麼一兩句後,這位出身農村平民傢庭的企業傢很快發現,這些貧困學生大部分其實不怎麼貧困,用他的話說,除個別學生外,大部分學生的經歷都是驚人的相似從初中開始就在省重點學校讀書,一直到高中畢業。

這哪裡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學生?

他說。

2012年以來,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組織實施,每年在高校招生計劃總增量中安排1萬名定向招收貧困地區農村學生,到2013年這一數字增加到3萬名,如此就有瞭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裡提到的比例提高瞭8.5個百分點,而對於今年的任務,則定在瞭再增長10%。

就是這個數字讓俞敏洪心生疑惑。

他曾到過一些落後地區。

在一個閉塞的縣城,他到瞭當地最頂級的一所中學後發現,學生一半以上都是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的子弟,剩下一多半就是當地有錢人傢的孩子,鮮見真正的農村孩子。

上不瞭當地最好的高中,他們怎麼上重點大學?

俞敏洪說。

其結果,這8.5%或10%的新增名額就是被貧困地區的政府子弟或有錢人傢的孩子占瞭。

接著,他講出瞭自己眼中的升學邏輯。

出國讀書的孩子,政府領導子女占瞭一大半。

不出國的,北大、清華、人大都被占瞭。

他們難道是作弊的嗎?

一點都沒作弊。

因為這些孩子從小就受到瞭最好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教育,不可能考不上名牌大學。

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起瞭決定性作用。

即便是在出口處加8.5%或是10%的重點大學的招生計劃,似乎也難填平起點處教育投入不均的鴻溝。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所言,在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前提下,所謂加大比例的做法則很有可能演化成新的不公平的加大。

再者,簡單拉伸比例,不是照顧而是討巧,反而會害瞭農村孩子,如果學生成績沒到,硬拉到重點大學,學生自己也會抬不起頭來,進一步影響畢業後找工作。

讓更多貧困地區孩子上重點大學,更要讓他們上重點中小學葛劍雄所在的討論小組與俞敏洪隻有一墻之隔,20來位委員近半都來自高等教育領域,然而,這一天他們集中談論的也是基礎教育的話題。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這樣開瞭個頭:

要解決教育公平問題,上重點高校比例的增加隻是治標,治本還是要向源頭,也就是基礎教育開刀。

教育資源向城市集中,偏遠山區的農村孩子到城裡讀書幾乎不可能,從小學就落後瞭,到高中越來越落後,到大學就沒機會瞭。

去日本考察時,李向玉發現,日本從幼兒園開始,教師就按照國民素質標準抓學生的基礎教育,從身心健康各個方面一代代地施行,隻從身高上看日本青少年就超過瞭中國孩子。

李向玉說,中國孩子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孩子不是不聰明,而是資源太少,沒老師教。

政府當然還要傾斜資源,但僅僅是從最後上大學的數字上傾斜資源,讓數字變得好看嗎?

葛劍雄直言,政府最大的責任是把主要的錢投在義務教育上,使學生受教育水平基本一致,實現教育基礎公平,讓寒門學子獲得均等的教育資源。

坐在一旁的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馬敏補充瞭一份來自中國中西部11個省農村基礎教育的調研結果:

在這些省份,鄉鎮一級的中心小學以下,還分佈著6690多個教學點,這些教學點往往分佈在最偏遠的山區,有些地方甚至連電都不通,具體來說,這些地方有45.9%的代課老師沒有參加過培訓,94%的教學點從不知道支教教師長什麼模樣。

國傢投的錢也不少,一問,電腦買瞭沒有,買瞭;

牽瞭網沒有,牽瞭。

但是,沒用。

馬敏說,電腦買瞭、網牽瞭,但是偏遠山村,信息資源進不來。

有些地方老師不會用電腦,形同擺設。

讓更多貧困地區孩子上重點大學,更要讓他們上重點中小學,馬敏說,目前來看,最具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師資力量的傾斜。

添加優秀師資力量的砝碼,除瞭呼籲還要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思維俞敏洪同意馬敏的說法,為解決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均衡問題,政府投瞭很多錢,但是沒抓住要點,一個學校真正好,好就好在老師。

優秀老師在哪裡,優秀學生就在哪裡。

然而,把好老師從城裡趕到農村並非易事。

有一次,俞敏洪到美國一個鳥不拉屎的偏遠地區,發現當地一小學,總共就200個學生,卻有兩個哈佛畢業的老師在那裡教書。

在中國,從北大畢業跑到邊遠地區,在農村小學蹲著,一教一輩子的優秀教師,有,但很少。

不過,這並非是個無解的難題。

俞敏洪認為癥結還是出在錢上,即使在美國偏遠地區,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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