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653302401Word文件下载.docx
《改革文学653302401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改革文学653302401Word文件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揭露旧的经济体制、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并且制造了一个改革的乌托邦和神话，创造了一批大刀阔斧、叱咤风云的改革家的形象。
《乔厂长上任记》具有典型的意义。
它叙述了一个重型机械厂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生产停顿，人心混乱，成了一个烂摊子，乔光朴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毛遂自荐，出任厂长，立下军令状，当了厂长后，他以自己对现代大型企业的了解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锐不可挡的气魄和才能，大刀阔斧地整顿队伍，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和奖惩制度，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很快改变了全厂的瘫痪状态，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
这是最早的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作品。
在社会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乔厂长上任记》率先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文学幻想中承诺和兑现了改革成功的希望，它满足了主流话语重建希望的意图，也满足了读者对于改革的心理期待，因此，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
当时有人评论说：
“我们有意地冷落了一下那种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但我们并不嫌弃浪漫主义。
要是说我们仍然欢迎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欢迎的正是蒋子龙这样‘深沉雄大’的浪漫主义。
”（阎钢《又一个厂长上任了》）它写工厂突破了以往“车间文学”的模式，把眼光从工厂、车间扩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
小说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描写他的坚毅刚强与困惑苦恼，同时还以描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作为衬托，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
乔光朴的出现适应了改革时代人们对于呼风唤雨、雷厉风行的改革英雄的期待心理。
他的出现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热情赞颂。
“乔厂长”在当时成为了改革的代名词。
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有简单化之嫌。
认为乔厂长上任后的大刀阔斧不会不碰到一些坚硬的石头，如果把这种复杂的情况写出来，也许更能表现时代的特征，乔光朴这个人物的刻画也会更为丰满。
（秦兆阳《断丝碎缕录》，《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然而，从总体上来说，乔光朴的形象不仅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满足了读者的改革梦幻，满足了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普遍的对于现代化的幻想与想象。
后来，蒋子龙描写和反映改革主题的作品还有《乔厂长后传》、《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同时还有张锲的《改革者》，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等。
在当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乔厂长式的改革英雄，对于他们这样一些与乔厂长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形象已经构成了一个新时期的英雄谱系，研究者把他们归结为“开拓者家族”。
柯云路的《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就属于“开拓者家族”的英雄谱系之中。
丁猛也像蒋子龙的乔厂长一样具有非凡的气概，刚刚官复原职的丁猛，面对十年尚未竣工的维尼纶厂，提出了一年竣工，同时提出了追加三千万的要求。
面对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现状，他知难而上，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许多观望和犹豫的人注入了激情与希望，他们改变了现状，三千万的追加投资也节约了一半。
《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所面对的环境比乔光朴更加复杂。
作者把改革英雄放置在一个极富时代色彩的“典型环境”中，但这些环境的设定和铺垫只是为了更加突出改革者丁猛的个人英雄的魅力，他对于所有的困难都了然于心，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尽管张安邦结网钻营多年，尽管每个人对现状都感到无可如何，但是只要丁猛一出现，他就会发出神秘的不可抗拒的感召力。
从根本上来说，《三千万》与《乔厂长上任记》都是同一个改革模式。
乔光朴面对的是电机厂的混乱无序，丁猛面对的是更加恶劣的“简直可以说一片黑暗”的社会风气，其隐含的话语显然是改革合理性的依据，并且都将现状的恶劣归结于“四人帮”的影响。
改革人物都受命于危难之际，并且都稳操胜券，在改革过程中势如破竹，顺利取得了改革的成功与胜利。
柯云路在《展开广阔的社会风貌的图画》（《小说选刊》1981年第5期）中说：
“从提笔那天开始，我就把目光放到了社会性的重大题材上。
我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文艺作品，揭示社会的内部矛盾，揭示生活的内在辩证冲突，多少显示和描绘出历史趋向性的东西，写出时代自身的脉搏。
”这些作品自然具有观念演绎的痕迹，在描绘他们时的那种所谓浪漫主义也有很大的虚幻的色彩。
乔光朴、丁猛都是某一观念的承载者，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的解决方式实际上都是形式化的，他们的胜利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必然的承诺，或者是作家理想化的产物。
然而，改革的现实远非像作家们所承诺的那样简单。
与上述两篇作品不同的是水运宪的中篇小说《祸起萧墙》。
主人公傅连山的性格与乔光朴、丁猛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个性刚烈、嫉恶如仇、精通业务、无私无畏，他同样也是毛遂自荐到佳津的。
不同的是，面对重重阻力，他在佳津所做的三件大事都以失败告终。
与上述作品中的人物结局不同，《祸起萧墙》的主人公傅连山在改革与保守的较量中是一个失败者。
最终他甚至不惜以毁坏大电网来抗议地方保护主义和家长式的封建专制主义。
作为改革者，他被押上了法庭。
审判的气氛无比悲壮。
傅连山失败了，这一形象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反映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对于改革的悲剧性的理解也反映了改革文学的深化。
然而，傅连山形象的塑造受到了一些批评，从作品基调上，有人认为它“缺少令人鼓舞、开朗明快”的东西，“读后总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郁闷、压抑，因而感到茫然若失”（志成《不能破罐子破摔》，《文学报》1981年6月18日）；
从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上，有人认为主人公毁坏电网不符合“性格发展的必然”，（晓蓉《四化建设者不应有的悲剧》，《文艺报》1981年第9期）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为文造情的惊人之笔，不合乎性格与艺术情感所固有的逻辑”，“有悖于生活”，“损害了艺术的本质真实”。
然而，无论是乔光朴、丁猛式的成功的英雄，还是傅连山式的失败的悲剧，都反映了作者对于改革时代的巨大热情，他们所表达的都是一种集体话语。
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创作剖析了改革进程的艰巨与复杂，展开描写了改革过程中的深层矛盾。
这些作品表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伦理观念上的变化。
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有：
苏叔阳的《故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中篇小说有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贾平凹的《腊月·
正月》等。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表现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小说从主人公农村知青高加林的角度对这一变化进行了深层的探索与思考。
《人生》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里，凝聚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复杂信息。
农村青年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回到农村当了一个民办教师。
不久被人挤掉回家当了一名普通的农民。
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农村姑娘刘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来到县城广播站工作，他中学时候的同学城市姑娘黄亚萍狂热地追求他，他因此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
然而不久，组织上查明他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进城的，于是又被取消公职，重新被放逐回农村。
这时，黄亚萍也与他分手了，而被他抛弃受到伤害的巧珍也早已嫁人。
高加林失去了一切，孑然一身回到村里，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忏悔的眼泪。
高加林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爱情的选择，都可以看出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个人主义意识对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活和道德的冲击。
作者路遥说，他始终关注的是“城乡交叉地带”。
《人生》就是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抉择，反映在社会变革中心灵的曲折、波澜，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
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时代意义的、并且具有一定历史深度的人物形象，他那由社会和性格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悲剧命运，折射了丰富的深刻的社会内容。
作者通过这一人物，触及了城乡社会、道德、心理的各种矛盾冲突，实现了作者“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的目的。
在高加林的性格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自尊、自卑、自信等互相矛盾的内容，这样一些内在的与外在的力量互相冲突，在一次次的骚动和挣扎中决定着他的选择。
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性格悲剧的形成过程。
高加林与传统的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与巧珍之间有着真实的感情，但是在变化的现实与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之后，当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性而引起的骚动折磨着：
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质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新的更大更高的人生价值。
然而，对于他来说，这一开始就是一个痛苦的矛盾。
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他对生活对自己作出了重新的估价。
他与巧珍的爱情被黄亚萍的功利化的世俗爱情所取代。
他与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他与土地以用它所象征的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的决裂，他在坎坎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痛苦的分裂、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他与巧珍的爱情的压抑以及对巧珍的伤害这样一种道德上的牺牲更是令人遗憾，他自己内心也充满了不安与内疚。
他在心里谴责自己：
“你是一个混蛋！
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
”然而，在自我谴责的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以后的自我肯定。
“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作出牺牲！
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个人主义价值的排他性质在这里得到了表现。
在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中，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现代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作者通过高加林的悲剧对他的选择进行了否定。
然而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高加林人生选择的合理性，作者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那种对于人物与环境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处理方式，而是展示了这种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与冲突，对改革的描写也同样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心理的层面，既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发展的脉搏，又真切地感受到朴素深沉的美，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的矛盾与思考中，并且把这样一种矛盾和困惑留给读者，而不是像通常的改革文学那样以明快的方式予以解决。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的结尾，外省青年拉斯蒂涅站在郊外的山岗上，面对巴黎的万家灯火说：
“巴黎，我们来拼一拼吧。
”《人生》中，通过高加林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于城市的抒情、憧憬、向往：
“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晕抹在一片瓦蓝色的建筑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
”高加林面对灯光闪烁的县城，嘴里喃喃自语：
“我再也不离开了……”中国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在这样一个由乡村向城市转型的过程之中，对于以城市生活所代表的现代化表现了一种抒情的向往和态度。
在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力量的引动下，现代化冲击与城市化浪潮几乎是同步进行与发生的，当时有人说：
“在农村体制改革完成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中国社会来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临界点上。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60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马克思曾经在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以后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
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6页）按照这一论断，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就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要求，它是乡村向城市的变迁，也是野蛮和愚昧向文明的转变。
季红真就曾经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作为主题概括过新时期的文学，实际上具体言之，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在《人生》中充满了这样一种不可克服的悲剧：
当高加林走向城市时，巧珍无法接近他的生活，而当高加林重新被城市放逐，落魄归乡，重新成为一个农民时，黄亚萍走不进他的生活。
小说通过城／乡的结构展开了这样一种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与困惑。
在当时，对于高加林的评价有很大的分歧，由小说《人生》形成了一场人生讨论。
有的激于道德的义愤，谴责高加林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片面强调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否定个人在婚姻方面的社会责任”，认为高加林“决不是我们时代青年应有的情操”。
（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而有的则从高加林身上看出了奋斗的逻辑，认定“高加林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不甘于命运之愚弄，富有才干、勇于追求的新型青年”，并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受到指责的不应该是他，他是一位受害者，一位被社会邪恶势力击败的不幸者。
在他身上表现了不屈奋斗者的诱人的魅力”。
（席扬《门外谈＜人生＞》，《作品与争鸣》1983年第1期）第一种是一种道德的批评，是善与恶的判断，第二种是历史批评，把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历史的要求统一起来，判断的标准是进步还是落后这样一种历史的尺度。
路遥的小说叙述，朴实、深沉、厚重、蕴藉。
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一直受到否定评价的巴尔扎克《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和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这种个人主义的形象开始受到正面的肯定的评价。
这表现了与50-70年代当然文学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与正面塑造改革的时代英雄，鼓舞民众信心相对应，另外一些作家则在作品中对历史因袭和现实问题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予以尖锐的揭露与批判。
文革结束以后，松动的政治环境和面临的众多的社会问题，直面现实的批判在作为思想解放高潮的1979年前后形成了一股明显的有声有色的潮流，其主要的目标是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刘克的《飞天》、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克威的《女贼》、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
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与《乔厂长上任记》几乎同时问世，它从另一方面呼应了社会思潮和民众的心理期待。
这些作品以极其尖锐的笔触，大胆揭露重大现实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飞天》叙述的是一个名叫飞天的农村少女的不幸经历。
在自然灾害的60年代，飞天逃荒到黄来寺，与孤儿海离子相爱，寺里不能久留。
在飞天即将归家时，军区谢政委路过寺院，得知飞天回家有困难，慷慨答应飞天到部队当兵，并直接用车将飞天送到部队，谢政委占有她后，又将她送回了黄来寺。
文革中，飞天又作为勾引军区政委的坏女人而遭到迫害，飞天因此疯了。
它揭露了特权腐败。
《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主人公李丽芳有着与飞天类似的不幸遭遇。
部队首长与其儿子相继强暴了她，丈夫在新婚之夜因此把她赶出家门。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与流氓混在一起，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而真正的犯罪，毁灭了她的青春的部队首长与他的儿子却受到特权的庇护，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连李丽芳交待的有关他们罪恶的记录也被销毁了。
《假如我是真的》以现实生活中的一起诈骗案为原型，叙述了一个名叫李小璋的插队知青冒充高干子弟，周旋于几个不同职务的干部之间，以非正当的手段办完回城的调动手续，最终被识破的故事。
它一问世，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导致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农场知青李小璋本来可以按照政策上调回城，但他的名额却被干部子弟挤掉了，李小璋的女友已经回城当了工人，并且已经怀孕，但是他们的婚姻却因为李小璋不能回城而遭到女友父母的反对。
李小璋在焦急无奈的时候偶尔在剧场门口听到话剧团赵团长、文化局孙局长和组织部钱处长的谈话，便冒充中纪委张老的儿子张小理，并且很快就获得了上述三人的信任。
因为钱处长之夫市委吴书记与张老是老战友，假冒的张小理便住进了吴家。
由于赵、钱、孙、吴都有求于这位张公子，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把好友李小璋从农场调回的事十分热心，在吴书记违反“暂停上调”的规定亲自批条后，农场郑场长向中纪委举报了此事，张老亲自调查，揭穿了李小璋的骗局。
李小璋在法庭上申辩说：
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
作者巧妙地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骗局被戳穿的过程，对于社会的特权现象进行无情的剖析和深刻的揭露。
作者让骗局被揭穿以后的李小璋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假如我是真的”这一辩护词揭示了社会特权现象的实质。
这部作品可以使人联想到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喜剧《钦差大臣》。
这些引起广泛争议的作品在当时充当了社会良知监护人的角色，他们为社会正义仗义执言。
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一方面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又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批判困难重重。
文学干预现实，反过来现实也同样干预文学。
在当时引起了最广泛的争议的是部队诗人叶文福。
他的作品和以上的作品不同的是，以上的作品有的还带有伤痕文学的痕迹，更主要的是对于历史的批判。
而叶文福的作品则从历史走向了现实，它们直面现实的黑暗与弊端，不再是借历史来传达批判的责任，而是由诗人或者抒情主人公来直接承担批判的主体，其批判的对象同样主要是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等社会丑恶现象。
在《将军，不能这样做》（《诗刊》1979年第8期）中，叶文福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部队的高级将领。
叶文福在诗的前面的小序中写道：
“历史，总是艰难地解答一个又一个新的课题而前进的。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
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诗人对于官僚特权的贪欲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给你月亮／你嫌太冷，／给你太阳／你嫌太热！
／你想把地球／搂在怀里，／一切，／都供你欣赏，／任你选择……”然而，诗歌这种批判与控诉的力量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来自于对于人民军队、党的信任和怀念。
“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声音的力量来自于历史和人民，来自于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背景。
在诗中，诗人用大量篇幅历数将军的丰功伟绩，将军与井冈山、大渡河这样一些具有历史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色彩的地方有着联系，他的不合理性在于将军已经背弃了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和意识形态实践。
“你大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驳壳枪／往腰间／猛地一掖，／一声呼啸／似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了／中国革命／英雄的史册！
”诗人所谴责的是，他丧失了无产阶级英雄的本色。
因此诗人的发问方式是历史的：
“难道大渡河水都无法吞没的／井冈山火种，／竟要熄灭在／你的／茅台酒杯之中？
／难道能让南湖风雨中，／驰来的红船，／在你的安乐椅上／搁浅、／停泊。
”诗人所要维护的是这一历史，这一意识形态的完美性。
在当时的诗歌评奖中，尽管没有获奖，但它的得票最多。
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读者和评论者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理解与期待。
一年之后，叶文福又发表了另一首同样有争议的作品《将军，好好洗一洗》（《莲池》1981年第1期）。
诗前同样有一小序。
“据传，一位高级将领在殊死斗争中，终于打倒了对手－－‘四人帮’在军内的一个走卒－－取代了他之后，竟动用一个施工连（再配属相应的机械化分队），花了一年多时间，在他私人住宅的地下，修了一座辉煌的地下室，其设计要求是全天候－－抗得住原子弹的冲击和九级以上的地震。
仅地下室的澡堂里一个现代化澡盆，就花了近一万元币！
（我实在不忍心在此处写上‘人民’二字！
）诗人写道：
“是的，／将军，／你真该好好洗洗－－／就是死了，／也该／留一具／不算太脏的／尸体！
”当意识形态规定的对于历史的批判完成以后，当文学转向对于现实的批判的时候，主流话语明确表示其不满和干预。
叶文福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
》（《长江文艺》1980年第1期）和叶文福一样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
诗歌以苏区人民的现实生存处境作为抒情背景，揭示他们真实的生活景况，诗人充满了义愤、诘难与困惑：
“难道你们当年／用仅有的一根线／缝补红旗的弹洞，／将仅有的一把米／挽救饥饿的革命，／就只是为了／换回这千古不移的／－－贫困？
！
／难道当年／苏维埃主席／讲述过的幸福，／你们用土地和梭镖／从大地主噬人的／粮斗里，／从资本家吸血的／酒杯中，／抢出来的幸福，／竟变成了：
镜中之花／水底之月／天上之云？
／难道你们只能为革命／肩负牺牲的使命，／却不能为革命／掌握国家的权柄？
／难道怕你们变修，／草鞋、破衣、／稀饭、瓜菜，／才成为你们生活的水准？
难道革命是用／饥饿／贫困，／来报答你们养育的恩情？
”以往的历史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推动，然而，诗人却对革命发生了疑问。
诗人写道：
“假如是花神，／欺骗了大地，／我相信，／花卉就会从此绝种，／青松就会烂成齑粉！
／假如是革命／欺骗了人民，／我相信／共和国大厦就会倒塌，／烈士纪念碑就会蒙尘。
”实际上，叶文福、熊召政的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危机。
80年代改革文学蕴含了一种批判的激情，表现了对于现实的不满，对于未来历史的憧憬，然而，这些批判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不合法的，在当时，骆耕野的《不满》（《诗刊》1979年第5期）、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诗刊》19979年第7期）、徐敬亚的《别责怪我的眉头》（《诗刊》1980年第5期），都表达了明确的批判意识，但是这些作品并没有与现实构成对峙的关系，相反，他们能够被解释到国家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理想之中，恰恰表达了那个时代改革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对于现代化的乐观主义期待，对于现实的不满，正是现代化改革的历史前提。
骆耕野正是反映了这种对于现代化的强烈憧憬，与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与契合的关系。
因此，这种不满就是合理的。
他写道：
“我不满步枪，不满水车，不满帆船，／我不满泥泞，不满噪音，不满污染。
”“不满正是对于变革的希冀，／不满乃是那创造的发端”，因此这种不满就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重叠起来了。
“像鲜花憧憬着甘美的果实，／像煤核怀抱着燃烧的意愿；
／我心中溢满了深挚的爱哟，／对现状我在大声地喊出：
－－‘我不满’！
”
不论是改革文学中的那一种，在当时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获得了所谓轰动效应，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