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风雨》赏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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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夷:
平,指心中平静。
③胶胶:
或作“嘐嘐”,鸡鸣声。
④瘳(chōu抽):
病愈,此指愁思萦怀的心病消除。
⑤晦:
昏暗。
风雨鉴赏
这是一首风雨怀人的名作。
在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早晨,这位苦苦怀人的女子,“既见君子”之时,那种喜出望外之情,真可谓溢于言表。
难以形容,唯一唱三叹而长歌之。
三章叠咏,诗境单纯。
而艺术的辩证法恰恰在于愈单纯而愈丰富。
从诗艺、诗旨看,《风雨》都具有丰富的艺术意蕴。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
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既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
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
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既能想见她在“既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
也能想见在“既见”之后,夫妇间的“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
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
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
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
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
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
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
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
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既见”了久别的情郎;
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
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
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
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
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
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
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
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
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
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
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
“‘如晦’正写其明也。
惟其明,故曰‘如晦’。
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
”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
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
‘胶胶’,同声高大也。
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
”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
《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
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既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
“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
“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
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
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
方玉润说:
“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
”(《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
《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
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
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毛诗序》曰:
“《风雨》,思君子也。
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郑笺申发之曰:
“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
……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
”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
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
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
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
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
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
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
“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
”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
归来》中也写道:
“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
”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
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龚自珍介绍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sè
)人,号定庵(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
又更名巩祚,号定庵,清代思想家、文学家。
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
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
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
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
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
9月天理教农民起义。
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
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
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
“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
”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
”。
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
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
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
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
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
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
“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
”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
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
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
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
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
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龚自珍生平
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
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
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
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
他搜辑科名掌故;
以经说字、以字说经;
考古今官制;
为目录学、金石学等。
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
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
15岁,诗集编年;
19岁,倚声填词;
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
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
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
29岁至去世。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
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
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
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
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
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
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
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
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
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
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
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
主张按宗法分田:
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
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
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
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
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
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
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思想体系
龚自珍的第一个阶段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
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
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
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
龚自珍的第二个阶段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
龚自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显示了他绝异的才能。
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
二十三年(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
次年(1819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入仕,任内阁中书。
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作品多伤时、骂坐之语。
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
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
同年,他开始戒诗。
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龚自珍的第三个阶段29岁至去世。
道光九年(1829年),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继续担任低微的官职。
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许多著名诗篇和散文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
改革建议,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
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
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
“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
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
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
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
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
他说:
“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
史之外无有文字焉;
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
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
”(《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
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
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
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
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
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一生中因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隐.
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