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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这样吗?

这本书告诉我们,创新已经被过度包装,事实上有退路的人更能做出大的创新,而那些看起来一往无前的开拓者,也像很多人一样,也有着诸多犹豫和担忧。

离经叛道的人推动着世界进步,但他们并非不管不顾,而是讲方法、有策略。

世上有两种通往成功的路径:

一种是默守陈规,一种是创新。

前者是遵循大多数人的路径;

后者则是打破默认规则、拒绝默认选项,去探索是否存在更好的选择。

因此,后者的风险明显高于前者。

经济学家迈克尔·

豪斯曼研究发现,使用Firefox或Chrome浏览器的员工,比那些使用IE或Safari浏览器的员工,换工作更频繁,销售额更高,客户满意度也更高。

当然造成差异的并不是浏览器本身,而是他们如何获得浏览器。

一般电脑都已经预装了IE或Safari浏览器,而三分之二的人也自然而然使用默认浏览器,从未质疑过是否有更好的浏览器可以使用。

有些人没有接受默认,而是主动寻找更好的选择。

创新就是从拒绝默认选项开始,而人们是否选择拒绝常规,则在于好奇心的强弱。

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创新时,实际上是试图毁灭旧方法、旧道路。

因此,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创新者比一般人更加果决,更加敢于拥抱风险,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沃比帕克,一个线上售卖眼镜品牌,位列2015年美国商业杂志《快公司》评选出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第一名,它的创立者们是四位在校学生。

他们发现一副眼镜比一部智能手机都贵,出于不忿眼镜业的暴利,决定尝试创立一家线上售卖眼镜的公司。

但该模式显然挑战很大,人人都认为顾客要买眼镜,要涉及到验光、试戴等环节,线上售卖太难了,而且他们也没有电子商务、技术或零售行业的经验。

那么能做到今天这样的成就,他们想必是我们印象中无所畏惧的创新者。

但事实上,他们当初并没有选择退学,也没有打算全职创业,他们说:

“我们想给自己留有退路,我们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好的想法,也不清楚它是否会成功,所以在业余时间做。

为了防止公司不成功,我们已经在接受一份毕业后的全职工作。

面对创业风险,不只他们有所犹豫,就连《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约翰·

亚当斯,在战争的前几年也害怕英国的报复,犹豫着是否要放弃自己刚刚起步的律师生涯。

美国国父华盛顿,一直专注于管理他的小麦、面粉、渔业和养马的生意,直到被亚当斯任命为军队总指挥,才加入到革命事业中。

马丁·

路德·

金对领导民权运动深感担忧。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芬·

沃兹尼亚克直到投资人发出最后通牒时,仍然拒绝从惠普辞职。

拉里·

佩奇和谢尔盖·

布林创立谷歌后,仍继续在斯坦福大学读研,1997年他们甚至试图卖掉谷歌,因为公司让他们无法专注于研究。

甚至,被大众视为退学创业的代表——比尔·

盖茨,也没有在微软能够售出软件后立马退学,而是等了整整一年,才离开学校,而且,他并没有退学,而是申请了休学。

可见,在我们印象中这些开天辟地的创新大咖,他们并非冒险狂人。

反而,统计数据证明,那些赌上一切的狂热冒险者,创业失败率更高。

作者认为,看似与创新相悖的保守,反倒是创新成功的原因。

作者指出创新者们和我们的相似程度,比我们意识到的更高。

由于他们质疑传统,挑战现状,表面上显得勇敢和自信。

但当你剥开层层外衣,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存在恐惧,会犹豫不决,会自我怀疑。

他们被视为积极主动,但其实他们的动力往往来自外部。

看起来他们渴望风险,但实际上,他们更希望规避风险。

心理学家克莱德·

库姆斯曾提出过一个风险理论:

在股票市场,如果你决定进行一项风险性投资,那么你就需要谨慎对待其他投资,以保护自己资产安全。

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成功人士对待风险同样如此,他们在组合中平衡各项风险。

当在一个领域中铤而走险,他们会通过在其他领域谨慎行事来降低整体风险水平。

那些义无反顾投入创新事业的人,反而在创新过程中在取得一点成就后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渴望成功,渴望收益,渴望规避风险。

反而是那些有“退路”的创新者更能理性看待眼前成就与长远成功的关系!

曾经有一项发明,让史蒂夫·

乔布斯深为着迷,称之为个人计算机以后最惊人的技术,执意为其投资6300万美元,在被发明者拒绝后,仍坚持为其提供免费咨询。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

贝索斯看了一眼这个发明后,也立即参与进来,说这是一件极具革命性的产品,卖掉它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曾成功投资谷歌等公司的传奇风险投资家为之投资8000万美元,预计它将很快市值10亿。

发明者迪恩·

卡门,被誉为当代爱迪生,在发明上佳绩累累,他预计,这项产品的销量会达到每周1万台。

但6年之后,这个数字只是区区的3万台,公司也始终也没有实现盈利。

这个发明就是赛格威电动车。

曾经有一个剧集,由两名没有剧作经验的艺人一起创作,大部分电视台都表示摸不着头脑,不喜欢。

在各个城市试映后,焦点小组观影者也都认为它极其失败,令人沮丧。

在电视台最初播映时,市场也反响平平。

但接下来的10年里,该剧稳居尼尔森收视率排行榜首,成为最受欢迎的美剧,为电视台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

它就是《宋飞正传》。

我们经常把创新失败归咎于新奇想法的缺乏,事实上,创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缺少新想法,而是我们没有对新想法做出正确评价。

为什么乔布斯、发明者本人、电视台主管、观众,都会出现预测失误的情况呢?

1.过分自信

实验证明,创造者本人很难客观评判自己的创意和产品。

斯坦福大学曾做过一项实验,向不同人群展示各种马戏表演的视频,并让他们预测每个表演者受欢迎的程度,包括太阳马戏团在内的剧团艺术家、马戏主管也观看了视频,写下了预测。

研究发现,创作者本人预测的准确性非常差,他们往往因为过度自信而给予自己过高的评价。

在创新领域,这是一项特别难以克服的认知偏差。

2.原型囚徒

在该研究中同样发现,主管们、测试观众们的预测虽然比创造者稍准,但仍然不够准确,特别是评判最具创意的表演时,他们常常做出错误的负面预测。

这是由于他们往往过于规避风险,过于关注拒绝的理由,过于将新想法与现有成功原型去匹配。

埃里克·

戴恩教授认为,人们获得越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观察世界所用的某种方式就越根深蒂固。

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多,自己也成了头脑中原型的囚徒。

3.直觉的偶然性

以直觉下赌注而闻名的乔布斯,为什么同样也会预测错误?

原因有三个:

对相关领域的经验缺乏,傲慢,热情。

戴恩研究发现,我们的直觉只有在我们拥有很多经验的领域才会准确,面对不熟悉的事物,直觉不会有任何帮助。

科密萨尔的研究,则揭示了骄傲导致的偏执。

骄傲会伴随着成功而来,过去越成功的人,在新环境中表现越差,而且不太可能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

另外,当评估一个新创意的前景时,我们容易被创造者的热情所吸引。

那么,参与创新的各方,要如何尽可能地选对创意呢?

4.更多创意,更多反馈

在评价创意价值时,数量是对质量最可测的因素,没有哪一个天才是可以躺着成功的。

创造者们只有亲吻足够多的青蛙,才有可能亲到王子。

统计发现,50部最伟大音乐作品中,有6部是莫扎特的,5部是贝多芬的。

享年35岁的莫扎特创作超过600部作品,而27岁失聪的贝多芬则创作了650部。

毕加索全部作品包括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以及大量的其他形式作品,但也只有一小部分赢得了一致好评。

只有当我们排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想法,才会拥有最大的自由度。

提出新创意以后,把它摆出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从真正的客户和观众那里收集反馈,更有益于确保创新的效果。

5.同行的视角更靠谱

研究发现,当同行之间相互评判时,能做出近乎准确的预测。

这是因为他们能以创造者的思维去思考,且站在足够远的距离之外审视,他们既能开放思想,看出创意中的潜力,也能防止错误的乐观主义。

评判需要一定的经验,当我们需要审视他人想法之前,不妨自己先想出一些创意。

6.拓展视野,广泛体验

《宋飞正传》最终的成功,离不开瑞克·

路德温给了它又一次机会。

而路德温的关于戏剧深刻的经历是他慧眼识珠的前提。

广泛而独特的经历对创造性至关重要,统计显示,企业家、科学家在艺术方面的广泛兴趣,有助于启发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创新。

有艺术经历和丰富的海外经验的人,则具有更出色的原创能力和鉴别能力。

7.避免骄傲,识别激情

关于直觉,只有在积累了一定的专业阅历和经验后,才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

此外,无论你在另外的领域如何成功,都不要贸然跨领域地盲信直觉。

同样,要了解激情的风险,每一个创造者都会充满激情地讲述自己的想法,然而我们要预测一个创新想法是否会成功时,却不能只看他们表达想法的激情,还应该关注他们在执行力上的激情。

90年代,卡门·

梅迪纳,一位雄心勃勃的中情局分析师,发现情报通信界通过“成品情报报告”这一方式发布信息,不同机构之间很难协调,分析师们难以分享彼此的想法,所以,她提出了一个构想:

建立网上情报信息实时共享系统。

但是她的同事很快否决了她的建议,当她坚持继续发表建议时,她最好的朋友也开始疏远她。

无奈,她只能离开原来的部门,做一个远离执行的工作。

10年后,情报机构之间互相沟通联络的信息共享系统“情报百科”创立,梅迪纳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什么梅迪纳第一次发表意见时遭遇失败?

又是什么让她后来取得成功的呢?

1.没有地位就很难有权利

基层员工主动倡议、发表观点,很可能会遭到批评,这是因为人在没有地位的情况下行使权力可能会受到惩罚。

当你在尚未赢得别人的尊重时就试图施加影响,会给他人留下难以相处、强硬、自私自利的印象,他人也会觉得你无权告诉我该怎么做,从而反对你的意见。

梅迪纳在海外多年,在中情局内几无地位,同事们因此轻视她的意见。

但地位不是要求别人给予的,而是必须靠自己赢得。

梅迪纳调岗到安全部门之后,在数字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得到了晋升。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尊重,积累了心理学家所说的“性格信用”,即做与众人预期相悖事情的自由度。

所以当10年后她重提情报共享系统时,可以获得权威支持。

2.不完美的计划容易遭受轻视

梅迪纳尝试发表她的意见时,只是一味地强调情报界需要更公开地分享信息,对计划的缺陷考虑不足。

要知道当人们习惯于当前的做法,即便它千疮百孔,人们也会极力粉饰它的缺陷。

而且,一旦意识到有人试图说服自己放弃当前做法,会下意识地提高防御意识,从对方言论中寻找破绽。

面对这样的情况,创业者格里斯科姆的方法值得借鉴。

他在向别人推销观点时,首先自曝其短,给出了别人不投资他的几个理由,结果他的每次推销都成功了。

强调自己的缺点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打消听众的疑虑,减少他们担心被说服的戒备心。

第二,可以让你看起来更聪明。

那相当于告诉对方,你并没有被自己的想法蒙蔽,也没有试图蒙蔽他们。

第三,那让你看起来更值得信赖。

他们会认为,你很坦诚,而且也足够自信。

3.陌生会产生轻视

人们都倾向于喜欢熟悉的事物,反感陌生事物。

因为陌生的事物需要他们花更多精力去理解。

接触会让理解变得更容易。

当梅迪纳成为中情局情报副主管后,她经常向分析师们灌输她的想法,自己率先开通了一个保密的内部网络博客。

当人们接触过你的主张,并且隔一段时间后重复听到,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和更高的理解程度。

当你准备做一项具有颠覆性的事情,你是选择在破晓时分开始行动,还是等到正午,或者一直推迟到黄昏?

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教导,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早行动是成功的关键。

当然,迅速行动有着明显的优势,确保高效地完成任务。

但是,作者在研究创新时发现,拖延也并不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全无是处,必须杜绝,反而,一定程度的拖延对创新有着独到的益处。

在民权大游行的前一晚,马丁·

金的讲稿还是空白。

早在两个月前,游行就已经通过新闻界广泛宣传了,金是游行中最后一位压轴发言者,因此这次演讲至关重要,既要鼓舞人心又要极富有智慧。

看着空白的稿纸,他充满焦虑,直到凌晨3点,还在和顾问讨论讲稿的细节。

其实,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来准备闭幕词,显然他本应该早点把讲稿写好。

但这次拖延并没有影响金演讲的质量与效果,反而,在演讲的现场,金即兴发挥,创造了演讲的经典、人类修辞史上最有名的词组之一“IHaveaDream”。

另外一个例子是达·

芬奇,学者估计,他从1503年开始创作《蒙娜丽莎》,其间断断续续,直到1519年他去世前才完成这个作品。

而达·

芬奇花了大约15年时间构思《最后的晚餐》。

虽然他经常为自己的拖延感到恼火,但他“浪费”在光学研究上的时间,实际上融入到了这些伟大的作品在光与影的处理中!

拖延是很多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决策者共有的习惯。

我们通常认为自律是一种优良品质,但创新的拖延者同样有一种自律,抵制尽早完成任务的冲动,重新审视想法,从而获得最好的方案。

研究证明,拖延也许是高效的宿敌,但它有助于获得创造性。

因为人们一旦任务完成,就不再考虑那件事,但拖延着未完成时,人们的大脑仍然保持活跃,可能随时涌现各种各样的想法。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为我们打开即兴创作的大门。

拖延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划,而是有战略地推进,通过不断测试和优化不同的可能性,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

这样的时机选择倾向,在企业间同样存在。

研究人员把企业分成先行的开拓型和后进入的定居型。

后进企业常常被冠以模仿之名,但这种刻板印象有失偏颇,他们会看到先行企业的不足,努力推出行业中革命性的产品。

同样地,个人创造力的表现,也有一定的时机差异。

人们通常认为创新出自年轻人之手,但是大器晚成的人也不少见。

我们何时会达到创意峰值,会持续多久,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

盖伦森发现两种不同的创新风格,概念型和实验型。

概念型创新者想出一个伟大创意,就开始着手实施,而实验型创新者通过反复尝试来解决问题,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尝试改进。

概念型创新者很早就能产生创新的想法,但他们冒着自我复制的风险,而实验型的方法往往需要花更长时间,但拥有更强的再生能力。

从实质上看,大部分改变现状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发起对多数人挑战的运动,创新者最终也会借助联盟来达成目标。

那么创新者如何形成联盟,如何克服阻碍联盟形成的障碍?

美国伟大的女权领袖露西·

斯通,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追随她的脚步,并将众多对手转化为自己阵营中的同盟者。

包括苏珊·

安东尼和伊丽莎白·

卡迪·

斯坦顿,她们结成联盟,成为妇女参政大军的著名领袖。

但期间,她们的联盟曾土崩瓦解,之前的盟友成为对手,各自出版报纸,各自请愿、筹款,也各自向立法机构游说。

她们从结盟到关系破裂,再到重新走到一起的事例,是创新者联盟发展的典型。

1.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

我们认为共同的目标可以将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初期或许是这样,但后面它常常是导致群体分裂的原因。

心理学家怀特·

朱迪斯称,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水平敌意这一概念。

尽管拥有同一个目标,但激进群体经常会贬低那些更随主流的群体。

大体上相似的两个人,会因为细微的差别而形成陌生感和敌对情绪。

正是这种水平敌意,安东尼和斯坦顿更为激进,斯通则更主流,导致她们发生了分裂。

2.温和激进的策略

为了组成联盟,创新者可以把自己真正的愿景藏进“特洛伊木马”,来调和自己的激进主义。

就像女权运动成功的代表人物朗西斯·

威拉德,她没有使用“公正”或“社会改革”的说法,甚至没有提出女性参政的概念,相反,她称之为“投票保卫家庭”,运用这个口号,以保证和禁酒组织的联盟稳固,最终达成争取妇女参政等权益。

无线充电的发明者梅雷迪思·

佩里也深谙此道,她偶然发现一种装置,可以将物理振动转化成能量,所以就想可以用超声波使空气产生振动,并将之转化为无需电线的电能。

但听过她设想的人都觉得不可理喻,物理教授说不可能,超声波工程师也觉得她在浪费时间。

但佩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不告诉专家最终的目标,只是让他们提供她想要的技术规格,最终这个方法奏效了,专家做出了她需要的部件。

创新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成为温和的激进分子,舍弃那些令人震惊的思想或方式,淡化激进程度,从而吸引更主流的盟友。

温和激进分子策略的内在逻辑是熟悉产生美,为人所熟悉的目标和表述,更容易取得支持。

3.与敌人而不是友敌结盟

友敌就是对你时好时坏的人,和友敌结盟比敌人更加糟糕。

因为敌人是确定的,你可以保持距离,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面对友敌,你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思考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信。

传统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切断与敌人的关系,转化与友敌的关系。

但有证据表明,我们应该做的恰好相反,最好的盟友并不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人,而是开始反对,后来转变为支持我们的那些人。

因为彼此有强烈的亲近感,为了避免再次改变主意导致认知失调,他们会特别积极地维护这一联盟关系,而且敌人的转化,也会说服更多人加入到联盟中来。

创新者有着独特的家庭根源。

如何处理孩子的叛逆,如何表扬孩子,如何批评孩子,都跟孩子的创新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从美国棒球运动员的研究中发现,身为弟弟的运动员在盗垒这一风险高的动作上得分的频率更高,也就是说非长子的运动员更倾向于打破常规。

另外,研究还发现,他们接受激进理论的概率也比长子高。

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在于父母的教育方式。

1.恰当性逻辑

我们大多数人做决定时,都会遵循结果逻辑:

哪种行动会产生最好的结果。

但不断挑战现状的人,则喜欢采用恰当性逻辑,即在类似情况下,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做。

恰当性逻辑能让我们摆脱束缚。

出生的长幼次序一定程度会影响你所选择的逻辑,长子通常会模仿父母,强调自己对弟妹的权威,面对与哥哥姐姐的竞争,后出生的孩子更可能选择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脱颖而出。

2.父母管得越来越松

后出生孩子的逻辑选择也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

当家里有很多孩子时,哥哥姐姐很有可能充当代理父母的角色,后出生的孩子就不会面对父母的很多规则和惩罚,还能享受他们的保护。

即使父母的角色没有下放,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也会对后出生的孩子要求更松。

给孩子自由对于他们变得具有创新精神十分重要。

3.如何把叛逆变得有建设性

针对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有学者对德国人冒险拯救犹太人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救人的英雄们与旁观者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叛逆,而在于父母处罚不良行为以及表扬优良行为的方式。

救援者的父母与其他父母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采用的是论证、解释、建议的方式,而不是严格的规矩。

解释论证意味着尊重,意味着他们相信如果孩子对某事有更好的理解,就不会做出不适当的行为。

同样,创新者的父母,在执行规则时会通过解释,向孩子传递内在价值观。

合理的解释能使孩子养成与社会期望一致的道德观,而当规则不清楚的时候,孩子更多依赖内在的价值观指引,而非外在的规则。

4.如何正确地赞扬

心理学家琼·

格瑞斯的试验显示,在孩子做对了事以后,赞扬孩子的人格“你是一个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的孩子”,要比赞扬孩子的行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这样真好”,更能促使孩子变得慷慨。

尤其是在孩子形成身份认同感的关键时期,人格赞扬会留下永久的印记。

要告诉别人“请不要成为一个骗子”,而不是说“请不要欺骗”。

因为当别人让你不要欺骗时,你可以在欺骗的同时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当有人告诫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时,欺骗的行为就与道德直接相关。

5.给孩子多找一些榜样

家长能够培养孩子创新的冲动,但孩子需要在选定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创新性榜样。

要想鼓励孩子的创新精神,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介绍不同类型的榜样以提升孩子志向,可以是历史上的榜样,也可以是虚构人物。

创新者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有着矛盾复杂的心理。

而挑战现状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败、障碍和挫折。

1.负面思想的积极力量

心理学家朱莉·

诺伦研究了应对挑战的两种战略,一种是战略性乐观主义,一种是防御性悲观主义,与前者的积极乐观相比,后者会做最坏的打算,心情焦虑,想象着所有事都可能出错。

人们大多认为乐天派比悲观者好,但是诺伦发现,他们表现和乐天派一样好,悲观者会将焦虑忧思转化为动力,仔细思考每一个重要细节,尽力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

但只有你对某个任务坚定不移时,悲观主义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当你对做什么摇摆不定时,焦虑和悲观只会适得其反。

2.不要放弃信念

恐惧的特点是对未来的不确定:

我们担心将有不好的事发生。

但事件尚未发生,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我们不必刻意要求自己冷静,压抑自己的感受,而是可以让自己感到兴奋以克服恐惧。

而且当你力量微薄时,还可以尝试用幽默转化负面情绪。

3.用风险打破冷漠

如果要改变一群冷漠之人的行为,应该强调行动的好处,还是强调不行动的损失呢?

这主要取决于人们认为这个行动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丹尼尔·

卡尼曼教授的试验证明,安全时,人们容易被收益打动,但面临危险时,冒险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

如果你希望人们去冒险,首先你需要向他们展示目前有哪些错误,培养他们对现在的不满。

就像马丁·

金的演讲一样,先描述当前的苦难。

正是由于他先暴露了当时的噩梦,听众才会为他描述的明天所感动。

4.愤怒时不要火上浇油

针对愤怒,心理学家布拉德·

布什曼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三组参与者感受到愤怒后,分别发泄、转移注意力和什么都不做,以测试纾解愤怒的有效途径。

结果实验发现,发泄组的参与者是最愤怒的。

因为发泄让愤怒的火焰越燃越旺,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因为它让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致使愤怒的元素上。

结语

格兰特,这位新锐的管理思想家用生动的故事与实验,为我们揭开了创新的面纱,也把创新由高不可攀的仙界拉回了人间:

人人都可以选择创新,只要你能把握那些创新的规律,比如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创业,而不必非得如媒体宣扬的那样破釜沉舟后才能创业;

比如你要知道好的创意一定是百炼成钢,而不是一夜就能憋个大招;

你可以容忍适当的拖延以完善你的创意……

与其说这本书讨论的是“离经叛道”的创业,毋庸说它是在告诉我们创业之道的“离经叛道”——它与你俗常得到的创业知识和经验大相径庭!

简单地说,摘取创业之果的,最终可能不是猛冲猛打“高大上”的创业之路,而是脚踏实地的方法,虽然,就剧情而言暗合了一些电视剧的套路,但这不正是我们努力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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