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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不仅表现在疆场视死如归,更表现在他为朝廷的根本利益而不顾性命屡屡对抗旨意。
咸丰三年,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就催迫出师,曾国藩几次抗旨,即使在咸丰帝震怒的情况下仍冒死上疏陈述不能立即出师庐州的五条理由。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墨绖从戎,为坚持“重扼上流”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又一次抗旨。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曾国藩屡屡抗旨,或者是羽毛未丰就从衡阳贸然出兵,或者是放弃“重扼上流”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后的清朝历史或许就要重写了。
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
”在这里,王安定只讲了原因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成功不仅在学力,还在忠心。
没有忠心,没有把国事看作家事的精神,曾国藩是断不会屡屡抗旨的。
2、不顾名声。
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理学家,名声的重要不亚于生命甚至高于生命。
曾国藩就曾说过:
“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不能不慎修以远罪。
”（《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为挽救清朝危亡,往往置个人名声于不顾。
为镇压农民起义,他杀人如麻,落了个“曾剃头”的恶称。
针对官场优容苟安、不白不黑、置国事不顾的情况,曾国藩不惜落侵官越权之恶名。
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命他出兵拯救安徽,曾国藩抗旨,致使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死事,这更要负忘恩负义的骂名。
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可谓家喻户晓，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
那时的曾国藩正在养病，已经请了病假，他本来其实是可以躲开这份苦差事的，皇帝给他下诏书是说，你的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去，行不行？
他明明知道这是个苦差事，事情牵涉到洋人，乱子闹得又这样大，此行必是非常艰难；
而且一生功业有可能付诸东流，为此他给家人写了遗嘱，以示抱病前往有去无回之心。
他的“忠、诚、笃、信”使得他忠君，不能推辞，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天津之行使他名誉扫地，受到朝廷内外的攻击，骂声不绝于耳，使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完全生活在此事笼罩的阴影之中，“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精神每况愈下，曾国藩办天津教案,他谋国安危不顾讥议纷起,不顾损害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的隆誉,不顾卖国贼的骂名,正是为履行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而不顾个人名声的继续和集中体现。
3、不顾疑忌。
清王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严密防范的既定政策,从来不轻易授汉人以实权,对曾国藩也是如此。
清王朝对曾国藩是既利用又疑忌。
咸丰四年,曾国藩克武昌,咸丰帝在屡闻败奏的情况下闻此捷报十分兴奋,一喜之下赏给曾国藩一个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
当时一军机大臣对咸丰说: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数万人,恐非国家之福也。
”咸丰帝王将相闻此言“默然变色者久之,（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
庸庵文续编》下卷第7页）终于收回成命,曾国藩因此客位虚悬,处在既要筹措军费又无实权的尴尬境地。
后来曾国藩欲以守制挟请地方实权,然清廷在局势好转的情形下竟顺水推舟,允准曾国藩守制。
直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击溃,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才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清廷虽然授给了曾国藩实权,但对他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用各种方法加以抑制。
或者利用湘军派系,如在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而袒左抑;
或者利用督抚矛盾,如在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而袒沈抑曾。
攻克天京时,更是借天京金库和幼天王逃走事对浴血奋战的曾国荃严厉呵斥,以通过抑荃以抑藩。
曾国藩本人对清廷对他的这种防范抑制态度自然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后，原来咸丰帝临死前有遗言，许诺“克复金陵者王”，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勇毅侯”，按爵制，王之下，依次是公、侯、伯、子、男，有再造大清之功的曾国藩，即使不封王，也应该封个护国公之类，区区侯爵,确实有些说不过去，自己效忠的政权竟对自己百般猜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与悲剧。
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未改其初衷,他对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的践履仍是那样的沉溺与执着。
当时携新胜之威的曾国藩，门生故旧遍于天下，似乎已经有了问鼎中原的能力。
在1864年前后，关于曾国藩拥兵自立和不下朋友纷纷劝进的传闻非常多，如盛传左宗棠曾写过一联试探曾国藩的心思：
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又说胡林翼早在数年之前就问他：
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
李元度则写给他一张纸条：
王侯无种，帝王有真，除此，还有曾国荃，王闿运。
后世史家都附会此说，当代学者姜鸣则把曾国藩列为19世纪中国在野而最有希望成为皇帝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洪秀全、奕，曾国藩之所以不称帝有很多现实原因，但我认为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曾国藩对朝廷的一片血诚，
（二）恕。
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原则。
《论语·
卫灵公》记载:
“子贡问曰:
‘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家,不但继承了儒学恕的思想,而且设身处地的待人原则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这一原则是他终身恪守的,在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就是通过践履这一道德原则来处理与同僚与部属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
曾国藩这一时期对恕这一道德原则的践履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宽容。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最能体现曾国藩宽以待人的,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恃才傲物,自称“今亮”;
但屡试不中,居乡里,四十一岁才入佐湖南巡抚张基亮。
锋芒毕露而又科场失意的左宗棠对为人拙诚、科场得意、官运畅通的曾国藩很是轻视。
他们那时虽非同僚却是同乡,见面时常有龃龌。
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妾洗脚,笑曰:
“为如夫人洗足。
左宗棠反唇相讥:
“赐同进士出身”。
有一次,曾国藩出一上联:
“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
左宗棠对下联:
“藩侯身许国,问君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
这些虽是传言,却也反映了二人的早期的不和谐关系。
如当曾国藩回乡办团练与湖南官场发生矛盾，丁忧回籍受到朝野怀疑时，左宗棠颇多刁难，甚至肆口谩骂；
当曾国荃攻破天津朝野正相疑惧时，左宗棠上奏要求追究曾国藩兄弟处措失当致使幼天王脱逃的责任，弄得曾氏兄弟非常为难……左宗棠经常当众说曾国藩的不是，说自己与曾国藩的矛盾，曾的责任有七八分，自己只有二三分。
但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左宗棠的大器晚成,终于出将入相,离不开曾国藩的保荐之功。
左宗棠曾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摺,劾请将私役兵弁、挪用公款的樊燮撤职查办。
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为劣幕,咸丰帝密令官文:
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咸丰十年,左宗棠被迫离开骆秉章抚幕。
后来因胡林翼、骆秉章上疏又得肃顺进言,案子才得以了结。
这时左宗棠只得投向驻军宿松的曾国藩,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
不久,奏准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帮办军务。
曾国藩又让左宗棠回乡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让他掌握军事实权。
几个月后,曾国藩上奏左宗棠战功,使他晋升为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又奏准改襄办军务为帮办军务。
第二年,又奏请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不久,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
要知道,三年之中曾国藩对左宗棠四次举荐,使他从一个被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是在二人存在嫌怨的情况下进行的。
2、自省。
曾国藩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的人，是一个处在现实社会的人，故而他的修身目标与他的现实状况，往往有着不小的差距。
他以临深履薄的谨慎，批斗自己，克除弊病，向着内圣外王的目标而努力。
在日记中，他针对自己贪睡而黎明即起就痛骂“一无所为，可耻”；
喜欢在与朋友聊天时争上锋、占便宜，就自责“好妄语”，发誓若再犯就“明神殛之”；
偶尔跟朋友讲黄色笑话，见了朋友纳了美妾而动心，则自骂“真禽兽”；
有抽水烟的习惯，“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于是“将水烟袋锤碎”，“从此永禁吃烟”……
与人有隙,不管是友人、仆人还是家人,他都是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是反省自己。
到了统帅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更是把反省精神推及治国平天下。
对于处理湘军与地方的关系,曾国藩总是告诫部下,军队要主动。
而最能体现曾国藩自责精神的,还是他处理江西巡抚与他争厘金的事。
湘军是一支自筹军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部队,曾国藩曾几次言及,湘军不难及筹兵而难在筹饷。
曾国藩客位虚悬的艰难主要也是难在筹饷,他与地方的矛盾主要也是因为筹饷引起的。
咸丰十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客位虚悬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由于长年战争,满目疮痍,军饷的筹措仍十分困难。
到同治元年围攻天京时,曾国藩所统的直属湘军己达12万,由他直接供饷的也将近10万人，加上各省的湘军，人数已达30万之众。
虽然曾国藩在江南地方有了实权，但长年征战，地方的粮饷早已枯竭，仅由他提供军饷的湘军，每月至少也得50万两白银才能过得去。
当时湘军大营瘟疫流行，一天要死掉数十人、上百人。
由于缺乏医药，吃粮又不足，湘军士兵夜里抱着饿肚昏昏睡去，第二天就成了一具僵尸，大批士兵死亡，许多骨干也丧失性命，曾国藩的弟弟曾贞干是贞字营的统帅，也死在天京城的瘟疫中。
承受胞弟死亡的巨大打击的曾国藩为筹措军饷而焦头烂额。
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他争厘金的事。
（沈葆桢乃林则徐之婿，他与曾国藩数度共事，他的两次升官都与曾国藩的保奏大有关系，其中奏准让沈葆桢任江西巡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桢与他多年合作，可以作为湘军的可靠支持者。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桢奏准截留江西漕折银5万两,又将九江的关洋税截留。
而这时湘军己发生因无饷溃逃的事。
同治二年,沈葆桢再次截留江西厘金,而这时正是攻破金陵前两个月的关键时刻,而“营中竟有食粥度日者”曾国藩担心因缺饷哗变而功亏一馈,万不得己才上奏折,列举了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不当的三条理由，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完全是沈葆桢不顾情理、恃才傲上引起的,曾国藩没有过错。
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反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急躁。
在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内省道:
“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下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若此。
甚矣,余之隘也!
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己!
”
3、自悔。
曾国藩被湘人称为“乡圣”,但他到底不是圣贤。
他虽然待人宽厚,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过头的时候,如他几次参奏李元度。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一个道德修养高深、道德践履踏实的人与一般人的区别,不在于有无过错,而在于对于过错的态度。
曾国藩对于参奏李元度之悔,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的道德原则的践履。
曾国藩曾三次参奏李元度。
第一次是咸丰十年的徽州之失,因曾国藩的参奏,李元度被革职徽宁地太广道之职。
革职后,李元度不经请示,径自回乡招募了一支四千多人的队伍,取名叫“安越军”。
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鄂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
旋入江西有功,经巡抚敏科奏请加赏布政使衔;
这年九月,因浙江巡抚王有龄许诺官升藩司,李元度不顾胡林翼劝阻,改换门庭,投向王有龄,同治元年正月得补浙江盐运使兼布政使,二月又擢升浙江按察使。
就在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发出后的第十九天即二月二日,曾国藩第二次参奏李元度虚报战功、援浙不力,结果使从厄运中解脱、苏复的李元度再罹恶运,被革除新授的官职交左宗棠差遣。
这年的五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参奏“私行远扬”的陈由立和贪生怕死、扰乱地方的总兵郑魁士的同时,参奏李元度和郑魁士一样,都是薄有时名、轻于去就。
曾国藩参奏李元度失之过严,有违恕道。
首先,李元度并非一个朝秦暮楚、背信弃义之人,他之所以投向王有龄,是因为他急于走出厄运,不是对曾国藩情感上的背叛,这从后来他与曾国藩交往以及为曾国藩所作的挽联可以看出。
其次,李元度有功于曾国藩和湘军,这正如曾国藩在“三不忘”中所言,在曾国藩的几次困境中,李元度都给了他可贵的支持。
再次,带兵非李元度所长,但咸丰十年强之带勇的正是曾国藩自己,徽州失守曾国藩也难辞其咎。
第四,李元度虽然措军不当,但守徽州身先士卒,“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绝非贪生怕死、弃城逃命的郑魁士之流。
对于那样严厉参奏李元度特别是把他与陈由立、郑魁士一同参奏,曾国藩后来十分后悔。
随着地位的越来越显赫,这种后悔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
同治四年曾国藩在《加李翰章片》中写道:
“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
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
近岁事机大顺,悔之无及。
”曾国藩的自悔,从史料看始于同治元年。
三月二日在日记中写道:
“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奏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
”此后,曾国藩在书信、日记中多次表现了自悔之意并采取了补救措施。
如同治元年六月,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余平生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同治三年,曾国藩给清廷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摺》,摺中有“三疚”之说。
其中“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官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臣对之有愧,不得不略陈一二,上干圣听”的话,确为真诚悔过之言。
十一月,曾国藩将上奏的事写信给李元度，向李元度表示了道歉。
同时，曾国藩千方百计要与李元度联姻，以弥补内心的愧疚，原来准备以曾国荃之子娶李元度之女，因年龄悬殊太大，后来以曾纪鸿之子娶李元度之女了却曾国藩的心愿。
（三）勤。
戒惰如仇，勤奋铸就成功的阶梯。
成事在勤，谋事忌惰。
懒惰是一种浪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受家教的熏陶，曾国藩在年少时就开始了三更寝、五更起的读书生涯，由于发奋努力，研穷经史，所以在道光十八年中进士，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京宦生涯，居京官期间，结合自己的情况制订了十二条规则：
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等，（见课件）。
他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深得要领，他很重视作读书笔记，除经史外，常随手摘记，使得他的读书精深有用。
日日如此年年如此。
咸丰二年（1852）他奉命督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再到奉命剿捻，在这个过程中，他身先士卒，带头勤苦，做事全神贯注、首尾一致。
白天操练团丁，他准时到场查看、施令、申诫将领、训练士卒，晚上勤研兵书，勤阅公文，勤写奏折，睡前坚持焚香打坐，反省一日之言行。
在他的勤奋精神的带领下，士卒们养成了练兵准时，操练刻苦、作战勇猛的作风，正是这种勤奋精神造就了湘军的能征善战。
曾国藩身体素质一直不太好，患有先天性皮肤病，常年发作，奇痒无比，晚年患有眩晕症。
但不管身体状况如何，他凡事都亲力亲为，在平时，他能吃苦耐劳，咬得菜根；
在顺境，他能勤勤恳恳、毫不懈怠；
在逆境，他能够打落牙和血吞。
体现曾国藩勤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他坚持频繁的写家书，不厌其烦的教导子弟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如何建功立业。
今据湖南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家书》而论，该书收曾氏家书自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止，共计32年1458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约73封，其中最多的一年是咸丰十一年，有235封，还不包括没有收录在内的家书，可以说书信之多，内容之广，训导之殷，古今稀有。
曾国藩认为为官应有五勤，“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见课件）“一曰身勤：
险远之路，身往验之；
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二曰眼勤；
遇一人，必详细察看；
接一文，必反复审阅。
三曰手勤：
易弃之物，随手收拾；
易忘之事，随笔记载。
四曰口勤：
待同僚，则互相规劝；
待下属，则再三训导。
五曰心勤：
精诚所至，金石亦开；
苦思所积，鬼神亦通。
”随着他的位高权重，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越加严格，这是他晚场善收的主要原因。
同时，曾国藩意识到：
位高权重，就要多做些事，才能名实相符，不枉国家重用之意。
曾国藩成名之后，对自己的日常要求写下这样的时间安排（见课件）：
上半日：
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点名看操，写亲笔信，看书，习字；
下半日：
阅本日文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记银账目；
夜间：
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
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对每日所为的内容也作出了具体安排：
（见课件）“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殚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
一日无进境，则日日退矣。
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
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
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
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徽古训下手。
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
午后于饷事加意；
灯后，于文事加意。
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曾国藩早年身体较好，对幕僚的依赖也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
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亲阅“忠王”李秀成“亲供”，他在家书中说：
“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
两日内看该酋亲供。
”李秀成不以文才见长，其供词中当有不少笔误或错别字，这阅读供词的事，完全可由心腹幕僚代劳，可曾国藩亲而为之，其勤就足可说明了！
即使到了晚年，曾国藩的“身体大不如前”时，他还是对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
“午前治事，午后治公文；
有客随时见，查阅勤出门；
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
”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８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当时的直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捻军多年战争的破坏,呈现出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
吏治败坏,法纪荡然;
军纪涣散,武备废弛;
灾荒频仍,民生凋敝。
曾国藩上任后，从整饬吏治、减轻民众负担入手，既清理狱讼，又诱导士林；
既整顿营武，又扩充练军；
既治理河道，又赈济灾荒；
既整顿盐务，又办理洋务教案；
以他过人之处的勤，使直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在短时间内都有一番更新。
在清理狱讼时，凡重大案件他都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结案四万一千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
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
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日记。
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开始坚持天天写日记，直至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他终生以“勤”为立身第一要事，读书尚勤治家尚勤，治国更得以勤。
可以说，没有勤奋，曾氏是不可能从一个乡间书生而一跃而为进士为京官的，是不可能把乡勇操练成能征善战的湘军的，是不可能臻于封建道德的完美境界而成为一代名臣的。
曾国藩的勤奋不仅令其下属敬佩不已，也很让我们这些后人叹服，也许，我们应该好好反省：
为什么自己还没有成功，是不是因为还不够勤奋？
也许有人说，曾国藩所作所为都是他分内之事，是一个帝国官员和统兵将帅应该做到而且应该做好的。
这固然不错，但比较一下他所生存的时代环境，对比他身边的庸碌无为的衮衮诸公，就会发现曾国藩确实是他同时代人中的异数，是清政府中年轻有为的干员。
鸦片战争前的京城各衙门中，公事简少者，堂司各官每天到衙门一次，应付点卯，无事便走。
有人写一对联专说各人所做之事（见课件）：
“大人套车，中堂请轿；
茶房开饭，苏拉倒茶。
”清末流传的一条顺口溜说：
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禄寺的茶汤，銮仪卫的刀枪，金鱼池的婆娘。
以此讥讽那些徒具虚名、全无实用的人和事，可见这些“有司衙门”的人浮于事、无所用心。
庚子以后，官僚们饱食终日，优游岁月的情形更甚。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极尽恩荣，内外倚为重臣，晚年其门生向他请教经验，“文正（即曹）曰：
‘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
（四）廉。
“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
”以朱元璋的严厉手段和清朝的专制统治，都不能避免官员的贪污腐败，反而愈演愈烈。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清末时，官贪，吏也贪。
对于外官来说，贪实在太容易了，反正天高皇帝远，我的地盘我做主。
而对于京官来说，以权谋钱就难得多，因为在京城，高官比比皆是，谁会买你的帐？
所以京官的日子就相对过得清苦一些。
不过京官也有找钱的路子。
这路子一是外官的馈赠。
外官要找靠山、通消息，总是要有京官为其服务。
如外省官员送给京官的礼品，有别敬、冰敬、炭敬、车敬、书敬、门敬、妆敬、文敬、印结等等，路子也不算少。
如想过富足生活，便得收索地方官员的礼物银钱，这些陋规被粉饰性地称为各种“敬”、“仪”。
比如（见课件）：
别敬：
也称别仪。
外省官员进京引见、请训，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贿赂性礼物，一般是银子，按宫阶高低数量不等。
冰敬：
外官夏天送给京官的礼物。
夏季炎热，意使凉爽，表示敬意。
炭敬：
外官冬天送给京宫的礼物。
冬季严寒，取意暖和，表示敬意。
年敬：
外官过年时送给京官的礼物。
节敬：
官员遇到节日送给上司的礼物。
喜敬：
官员在上司喜庆日子，包括生日、嫁娶、生子等，致送的礼物。
门敬：
官员送给受礼官员门房或仆人的礼物，也叫跟敬、门包。
没有这种礼物，其他的礼物就送不上去。
妆敬：
送给官员女性眷属的礼物，亦称妆仪。
文敬：
送给官员读书青年的礼物，亦称文仪。
印结：
清朝制度规定，凡外省人在京考试、捐官，皆须同乡京官出具保证书，保证考试、捐官的同乡身家清白，并无虚伪等情。
保证文书叫结，盖印的叫印结，上边必须盖六部印。
印结得来，被保证人要出一笔银子，同乡而并不熟识，是一种买卖行为。
在京每省设一印结局，公推年高资深者主持，凡入局为同乡出名具结者每月都可以分一次印结费。
耗羡：
征收田赋，或征粮食，或折成银子征收时，都要把粮食运输中的损失、银子销熔时的损失计算加入正额收缴，加征的粮食、银子，称子耗羡。
耗羡又称羡余、火耗，是附加税，一般进入官员私囊。
雍正时规定耗羡归公，另给官员养廉银，各级官员任意加征养廉银，使贪污合法化。
棚费：
考试时，地方官向民间摊派银两，送给主考。
漕规、到任规：
州县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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