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究竟有没有用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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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究竟有没有用呢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呢？

2013年第11期的《中国周刊》发了些让人感兴趣的文章，以下是其中的两篇，一篇名为《用什么击破“读书无用论”》，另一篇叫《旁听改变命运》，算是回答，内容也颇为励志。

读书究竟有没有用呢？

一个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却成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另外，为什么是“读书无用论”，而不是“学习无用论”呢？

说明我们的读书，包括学校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亦是有许多要改善的。

读而不通，食而不化，能读而不会做，做而不能成，当然无用。

至于为了一张纸而读书，更是可笑至极，要是有用了，才是不正常。

用什么击破“读书无用论”

　　最近几年，由于高三学生高考比率下降、考上大学后弃学者的出现、农村子弟考上重点大学人数减少、大学毕业生求职难等种种现象，“读书无用论”第三次登场。

　　现代社会，还有“读书无用”的论调发出，实为文明的耻辱。

　　可谬论显形前，往往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且也经历过实践的检验。

　　第一次“读书无用论”发生在“文革”时期，但1950年代之后，就已经开始造势。

那个时代，政治正确排位第一，知识不但奉陪末座，反而可能招来祸端。

“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时的流行语。

相对而言，理工类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学科，安全许多。

王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

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

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现在看来，“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匪夷所思，其实不过是时代下的“蛋”，实践出的“真知”。

此次反智风潮也是唯一一次受官方认可和推动的。

　　“文革”后，特别是恢复高考后，“读书无用论”就迅速烟消云散。

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遭遇多年的重创后，对大学生等人才是绝对的刚性需求。

不过，于个人而言，考上大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更在于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分配工作。

知识，事实上，并没有独立地改变人的命运。

这也为第二轮“读书无用论”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封闭而缺乏流动，城市与乡村不可逾越。

历史上“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印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们因生产技术和效率低下以及被城市掠夺，而备受饥饿困扰的记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鲜少城市人饿死的记忆依然鲜明。

变为城里人，有一个铁饭碗，成为亿万农民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而在当时，升学几乎是最好的进城路径。

　　成为城市人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孰轻孰重?

改革开放初期，曾短暂出现一个现象或可做注脚—一些最好的初中生，被家长鼓励考入师范中专，而不是高中从而参加高考。

原因就是当时高考录取率太低升大学的把握小，而上中专可以迅速获得城市户籍、分配工作。

　　不过，大学很快展示出诱人之处。

远方、大城市、更好的工作，那些美妙的想象，只有通过大学获得。

　　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这才是当时改变命运隐蔽而强大的力量。

　　当国家干部的待遇相形下降，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就随之兴起。

　　当封闭的社会逐步被打破，社会流动的加强，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机会，个体户、万元户的出现，凸显了体制内的僵化，真正的人才并不能得到对当的待遇。

“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让知识分子愤愤不平。

　　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更多民营企业成立、外资企业进入，释放出大量白领职位，它们需要大学生，且比体制内的待遇更灵活丰厚。

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获得人生一般性成功的保证。

读书，于是再次有用。

开放产生了“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进一步开放，又亲手消灭了这个谬论。

　　事实上，也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底层青年能依靠自己的学习而向上流动，才是纯粹意义的“知识改变命运”。

　　时至今日，当人们第三次怀疑读书的价值时，也可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失望。

虽然城乡界限已经被最大范围地打破，但随着阶层的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出路反而窄化。

“考公务员改变命运”成为更多人信奉的，已经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

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注水，又加重了人们的失望。

　　如果说，第一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第二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最新一次对读书的怀疑，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难题。

　　药方或许众多，但让社会更加开放而合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是一个真理，若它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整个社会的命运，迟早将被改变。

　　（徐一龙）

旁听改变命运

　　中国周刊记者张亚利北京报道

　　那根本不是北京，连县城都不如，在北京站至郑州站的绿皮车上，一想起被丢在身后的儿子—人又瘦又小，第一次离开老家，住在破烂不堪的大杂院里，张美兰忍不住流了一路的泪，她不敢说话，怕一张口就哭出声来。

　　2001年，熊华锋18岁，第一次从河南驻马店去北京求学，不过，他没有考上北京的任何一个大学，只是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该待在郑州，北京才是他的“舞台”。

到北京去，总会有办法学习的!

撕掉二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刹那，母亲张美兰的心也被撕得粉碎。

　　落脚的第一个“蜗居”在海淀区功德寺新村的棚户区，一床被子，几千块钱“学费”。

怎么学?

到哪学?

根本不知道。

偶然，他得知可以去北大旁听，于是在忐忑、迷茫和孤寂中以北大“边缘人”身份旁听、自学计算机，一直坚持了3年。

　　那三年，无疑成为他一生的转折。

　　去北京

　　2001年九月开学几个月前，熊华锋还在河南老家驻马店汝南县三桥乡赖夹道村为前路犯愁。

高考成绩出来了，他没考上目标中的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只被第二志愿郑州一所二本学院录取了。

　　母亲张美兰开始也对录取结果不满意，毕竟儿子从小就是村里学习最好的，全家人对他报的希望很大。

但二本也是大学，张美兰想想，先上几年再说。

　　熊华锋的爸爸一直在内蒙打工，哥哥初中没毕业就退学在家。

母亲一直当家作主。

之前她给儿子“许了电影”，还是高高兴兴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还愿”，全村人都知道她家里那个会念书的孩子要去郑州上大学了。

　　但熊华锋却突然提出，他还是想上北京去学习。

　　“啥?

没考上还去北京干啥?

”

　　“郑州那个大学不是我的理想，北京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

　　知道熊华锋的牛脾气，张美兰做好了跟他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咱先去郑州念，然后再考研究生?

”

　　“四年又三年，花那么多时间，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

”

　　“那你就再复读一年?

”

　　“复读浪费时间，再读一年还不知道结果怎样。

”

　　眼看拗不过他，张美兰气得慌。

　　大学开学的日子到了，新被褥、学费也准备好了。

夜里，吃过晚饭，母子三人在平房过道里乘凉。

熊华锋说，妈，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您就依我吧。

两人大吵起来，熊华锋撕碎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张美兰扇了他两巴掌，还来不及后悔，儿子就“嗖”地起身，撒腿往家门外跑，她根本追不上。

　　张美兰和村里人找了半宿，根本不见人影。

又跑到村外，在和邻村交界的地方，听田里一个看管灌溉机器的人说，有个人钻到玉米地里去了。

　　秋天的玉米地又密又黑，熊华锋也害怕，他穿进去后又跑到旁边一条沟里趴着。

过了很久，他听到母亲在附近哭着大喊“你要去北京就去北京吧，都依你还不行吗?

”才流着眼泪爬了出来。

　　张美兰没有上过学，但一生好强，勤奋劳作，还努力识了些字，两个儿子读书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

大儿子初中没毕业就不读了。

小儿子熊华锋也很叛逆，但幸亏头脑聪明，也一直很好学。

　　儿子撕碎录取通知书以后，她的心也碎了。

但她还是送他到了北京，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远门。

　　听说北京的大学集中在海淀区，熊华锋先在海淀区功德寺新村一带的城中村租到隔间住下。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像收破烂的大杂院，哪里像是在北京啊。

”回老家的路上，张美兰哭了一路。

　　熊华锋虽然忐忑，但北京是他自己要来的，他还有些兴奋。

学习，从哪里开始呢?

　　高考填报志愿时熊华锋报的是计算机系。

在老家的网吧里，他第一次看人家用计算机，屏幕上的光标怎么一下子就从那移到这了?

喏，对方只把鼠标轻轻一碰，光标就动了。

　　大杂院隔壁住的年轻人于志胜，大家叫他阿胜，阿胜告诉他，可以自考。

阿胜比熊华锋大两岁，黑龙江人，比他来得早些。

两人后来一起合租、搬家，做“室友”两年多。

但自考要学很多“没用”的东西，浪费时间，熊华锋揣着父母的辛苦钱，只想缩短学习时间，尽快学些“真本领”。

　　熊华锋还听人说，北京的很多大学里可以旁听，海淀大学城有不少这样的“旁听族”。

　　第一次跟别人去北大旁听了一次，熊华锋心砰砰直跳，自己竟然真的来到了北京，亲耳听着曾经心中神一样的北大的老师讲课，这么容易就实现了，没有想象中的重重障碍。

　　北京来对了!

熊华锋很振奋。

　　一起旁听的人后来再没有出现过，但是熊华锋坚持了下来，他决定系统旁听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和信息管理系计算机专业相关课程。

　　每天一早，熊华锋从菜场一块钱买回5个馒头，然后到理科教室抄墙上贴出的课表，安排自己一天的学习。

自此，他也成了一名北大的“学生”。

　　“没有抱怨的权利”

　　2002年第一次回家过年之后，熊华锋突然觉得压力巨大。

亲戚朋友们都听说他去北京“上大学”了，无不打听他的情况。

　　从小就很要强的熊华锋不等别人来问，就先自己拍胸脯：

北京好得很!

我在那边学得很好!

　　“保证”之后，自己的头顶却阴云密布。

学了半年以后，熊华锋发现自己根本学不通，刚来时那种新鲜感和兴奋感被迷茫和焦虑淹没了。

　　2002年，熊华锋和阿胜一起搬到北大博雅塔背后的大杂院，两人合租一间15平米的单间，两张床、两张桌子，随处可见的书堆，门口则乱放着电炉子和炊具，摆着几瓶小罐头瓶装的自制腌蒜苔。

在这里，熊华锋度过了最艰辛甚至煎熬的一年半，不是因为物质艰苦，而是因为彷徨茫然，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租住的院子是北京老式四合院改建的大杂院，房东老太住着大屋，院内其他三面搭建了五六间小屋，住着考研、自考的学生、在中关村工作的上班族，还有一家打印店。

人人都沉默而忙碌。

熊华锋只能逼着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穿过门口那条狭长黢黑的小巷子，到教室去，到图书馆去，听课，看书，听不懂也要听，看不懂也要看。

　　合租的阿胜已经放弃了刚来北京时想要学点什么的想法，尝试找工作，做各种兼职，甚至想过开一家院子里那样的打印店。

阿胜也曾经成绩优秀，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学，因为所学专业非自己所爱，又沉迷于网络游戏，读了一年就被退学。

年轻气盛的他索性来了北京，想学计算机。

“那时候很多社会上的学校打广告，说到北京可以学什么学什么，来了以后才知道是骗人。

”阿胜考虑过自考，但最终放弃了。

　　最迷茫的时候，熊华锋也开始跟着阿胜干，万一学不下去了，只好找找别的出路。

学习之余，熊华锋跟阿胜一起上街发传单，到街头推销小收音机，到房产公司做业务员。

发传单，反而亏了押金。

推销小收音机，走向陌生人简直煎熬。

一对母女看他可怜，专门停下来听他讲，他反而紧张得说不下去。

最后两人竟亏了600块钱。

这些尝试让熊华锋更加挫败，也让他去除了杂念，破釜沉舟，华山一条路，必须继续学下去。

“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巨大的焦灼和压力之中，苦于没有人指引，只能逼迫自己更加勤奋。

”

　　压力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急躁。

熊华锋作为“旁听生”，学得稀里糊涂，不好意思去向北大的老师和学生请教，只好自己到书本里去“抠”。

　　他常带一个小板凳，到北大图书馆，到海淀图书城，找个角落，抱十几本书堆在面前，“但实际上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就是心急。

”

　　那时海淀图书城被计算机方面的书占领，中关村高速崛起，许多聪明的年轻人在这里寻找机遇，想要一展宏图。

而熊华锋仍在彷徨中坚持。

　　每天夜里回到出租屋里，熊华锋继续在自己买来的二手电脑上学习开发工具，按照书上的示例，一步一步尝试做一些播放器、象棋之类的小软件，一直到深夜一两点。

　　来北京一年多，熊华锋只吃馒头，偶尔吃西红柿刀削面算作改善生活。

身边的同龄人吃麦当劳、去KTV、看电影，这些都与他是两个世界。

　　“我没有学分和学历，没有享受或抱怨的权利，只有明确的目标：

学会开发软件，能找到一份工作。

”

　　熊华锋去北京之后，母亲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