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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一国内关于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研究述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社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在于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和创新活动，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
蔡德林（2012）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出发，首先谈到了制度的重要性。
他认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这种激励结构有可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即有效率的；
也可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即无效率的。
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努力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
能够给每个社会成员以发挥自己才能的最充分的自由，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蔡德林并举了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进行了论证，认为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垮了封建特权对于经济活动的种种限制，而且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
这一制度变革不仅给予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更充分的自由，而且还使每个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充分的保护，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蔡德林还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创新实践，这一创新释放了原制度条件下积累已久的巨大能量，主体的创造性得以发挥，使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并结合民营企业虽有创新动力却无创新制度的支持与保障这一现状，论证了制度创新是实现我国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
也更加证明了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这一说法。
赵卫军（2013）在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谁对企业发展占主导的问题上,认为无论技术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这种单线决定论是片面的,谁对企业发展影响更大取决于当时进行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相对成本收益比和当时的环境等。
并将企业其在企业中的运用对比进行了讨论，得出技术创新系统与产权制度创新系统、组织制度创新技系统、管理制度创新系统以及企业文化创新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技术创新决定着制度创新的演进方向,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有序运行将有助于产权制度创新系统、组织制度创新系统、管理制度创新系统以及企业文化创新系统的熵值降低。
同时,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障,在产权制度创新、组织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以及企业文化创新的作用下,企业技术创新系统能获得大量的新信息、新物质和新能量,随着大量负熵流的不断注入,技术创新系统的有序度将得到提升。
即：
在企业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张广根（2015）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创新提高技术创新者的私人收益率，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是持续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关键。
并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
认为，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并进行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也要求调整总需求结构使总供求在一个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均衡并长期保持。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前提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正在变得日益严峻。
正是这种硬性压力的产生，才使得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得以显现，但是当我们欲主动推动技术创新而不是放任技术自我演化时，制度创新就更为重要。
因为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激励、约束和引导主体的行为。
而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最终要落脚到经济主体的行为上才能实现。
吴敬琏（1999）认为制度重于技术。
他在谈到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指出制度重于技术，良好的制度不仅会促进技术进步，而且会促进技术的产业化。
如果只有技术进步，而没有良好的制度条件%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被束之高阁，无法产业化。
技术不能产业化也就无法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技术创新有效性的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将知识创新的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纳尔逊（1992）认为，市场机制、专利制度、政府支持制度和研究与开发制度才是美国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原因。
表庆明（2002）虽然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关系交互，但还是更倾向于制度创新。
他认为，不仅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动态地发展的,而且二者之间也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演进和发展的。
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动态发展中,技术创新是一种基始的决定力量,正是它推动和决定了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而随着某些根本性制度的创新,制度对技术创新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决定性推动力量。
李玉虹，马勇（2001）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动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统一过程,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
并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各种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日趋紧密。
如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都有一定的诱导机制与之相匹配,而这些诱导机制必然是制度创新结果。
并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受技术产业自身特点及我国现行经济制度特征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创新的作用往往要重于技术创新的作用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第一、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是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高技术产业的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在该产业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保证高技术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能。
而要激发起拥有人力资本的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制度安排,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足够的激励。
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没有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即使有了新技术也是束之高阁。
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有了一个能激励人们不断采用新技术并不断激励人们进行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新技术就会不断产生,技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而在一种压抑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只鼓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不鼓励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制度安排下,只能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创新的速度必然是缓慢的。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是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还有很大制度创新空间。
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其基础结构和主体框架还不完善。
总之,在制度变迁方面,中国面临的任务极其艰巨,创新的机会也非常多,潜在的收益相当巨大。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持续的制度创新的过程。
第三、我国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在以生产资料
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仍不完善,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这时,某些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可能不适应甚至阻碍了技术产业的发展。
我国实行的渐进
式经济体制改革战略,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对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安排进行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因此,在既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发展高技术产业,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技术创新决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演进,我国目前的根本性经济制度安排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又吸收和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具体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第四、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看,为什么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即使科技基础非常薄弱,也能够在不长的时间中实现跨越发展?
而中西部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即使有良好的科技实力,经济始终没有腾飞?
更进一步地,为什么同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某些地区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能够在短期内得到高速发展,成为最能发挥科技优势的地方?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是否为技术创新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没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产权制度体系,这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是否得以持续发生的关键。
孔宪香（2009）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正如制度经济学所说制度是社会的激励机制。
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与组织从事创新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技术创新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技术水平，市场需求与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还取决于制度对其是否接纳和支持。
技术创新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经济条件作保证，就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也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从根本上保证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
因为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界定了人们选择和获取技术创新信息和资源的空间范围，规定了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使创新主体产生了合理的创新收益预期。
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动力来源"
制度创新通过改变技术创新的报酬系统"
从而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激励，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
同时，制度创新将有利于推动思维方式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更新以及社会经济生活诸多方面的调整和变革，而这些变化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李政（2008）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寻找的观点,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扼制技术创新的发展或使其偏离正确的轨道。
新制度学派的理论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部分理论基础,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实质上即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
方竹兰考察了欧洲的历史和美国硅谷的经验，也得出了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前提的结论。
杨青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从工业社会向新经济、知识经济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在具有相同客观因素的
其它国家如日本$欧洲等国却并没有发生%这就说明美国还是拥有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从制度上给予了人力资本主体以创新激励，如企业制度变革、股票期权的盛行以及美国政府在制度供给上的创新：
政府规制改革、风险投资机制和NASDAQ市场，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美国政府对知识产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二国外关于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研究述评
道格拉斯·
诺斯（DouglassC.North，1994）在他的著作中说道：
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
因此,制度和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的变量,它们会由于一些政治行为包括法律的决定而改变,而不依赖于经济增长进程。
这种假定显然无法说明制度变迁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诺斯在评价新增长理论时指出:
“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
钱德勒（AlfredD.Chandler,1977）等认为制度创新对企业成长的起着重要作用。
纳尔逊（Nelson，1992）认为，市场机制专利制度、政府支持制度和研究与开发制度才是美国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原因。
而弗里曼深入研究日本技术变迁后发现，日本之能够在一些重要新技术领域领先世界，与日本的社会和制度变革有重要关联。
诺思认为，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提高私人收益率才会出现，而私人收益率的提高需要。
系统的激励机制，即制度创新的实现。
诺思（2008）认为，内生增长模型结论“得出强烈地依赖于一个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不“将产生于制度的激励结构看做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的。
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ony）,在其论著（地区优势:
硅谷与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中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地区和硅谷地区的发展差异,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
他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他们的研究模式、企业模式、文化模式和运行机制完全不同。
硅谷成功的原因在于其为人力资本的创新和创业活动提供了制度激励。
从128公路地区和硅谷地区的比较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技术创新的决定性条件不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准备、资金多寡、政府参与，而在于有激励创新者的制度环境、运行体制和文化氛围。
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成就。
其实，硅谷的这种地区优势，是使硅谷企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也充分认识到制度调整对技术进步从而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他在"
1971"
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与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基础之上。
另一个反例说明制度创新重要于技术创新。
萨缪尔森（Samuelson）曾在20世纪50年代预言，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将是南美洲，因为南美洲的资源丰富。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错了。
战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最快，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却相对贫乏，也许正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迫使其在产权制度上不断完善，尤其是知识产权制度。
因为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能够为个人提供有效的激励或减少浪费的约束，使稀缺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因此，制度也是资本，比资源更重要。
三、总结
当然,在肯定制度创新的主导性的同时,新制度经济学派也不否认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既可以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又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对改变制度安排的利益有普遍影响。
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以诺思（DouglassC.North）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派持此观点。
诺思（1971）认为制度创新是第一位,其决定着技术创新,是技术创
新的前提,合理的制度安排会促进技术创新,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则有可能将技术
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甚至拥杀技术创新。
当然,在肯定制度创新的主导性的
同时,新制度经济学派也不否认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既可以增加
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又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对改变制度安排
的利益有普遍影响。
吴敬链（1999）林毅夫（2007）[划、蔡德林（2012）[34]也
赞同此观点,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会阻碍技术创新。
2015年12.19郑永年：
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
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
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的创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
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英文是Supply-side。
供给侧改革，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
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理解的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当然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也很重要，我刚才举的例子，技术供给，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
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制度供给非常重要。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样的思路是一样的。
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
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
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
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
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
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在制度创新条件下，才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推动增长方式转变，才能真正缓解、克服中国经济失衡，为中国总量失衡的控制提供有效的支持，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刘伟（北京大学）-2015.10.17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竹兰女士,就本次达沃斯论坛的主要议题接受了和讯网的访谈。
她表示,中国技术创新最后的成功依靠制度创新。
2010.9.12-方竹兰：
中国技术创新最后的成功依靠制度创新-,中国技术创新,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那个时候我们的体制改革还没有为创新经济的发展完全提供好制度条件,比如说知识产权制度不到位。
还比如说分配制度,比如有一些技术专家,他根本没有钱,他就是有技术,有创意,如果他把企业办起来了,按照《公司法》是谁投资谁所有,谁投了钱谁拥有这个企业。
但是要创新,就要重视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的产权,应该是谁的知识越多,谁就拥有企业,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很多制度是不到位的,不管是产权制度、分配制度。
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用制度。
比如,从海外归来的,想从银行贷款,但是没有房子、股票,银行说什么也不能给贷款。
我在硅谷考察的时候看到,美国的做法是要看你这个人过去的信用,你这个人现在专利,这个脑子设想,未来市场价值,一个是抓住了你的品德,如果你信用一直好的,他相信你。
第二,你这个想法、技术将来有市场,风投会投钱给你,银行也贷款给你。
但是在我们（国家）,这种人力资本信任就没有,这种都是制度的缺失。
按照我的想法,中国的技术创新,可能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它是推动中国制度创新的推动力。
从另一个侧面里讲,中国技术创新最后的成功是要依靠制度创新的,所以制度创新特别重要。
至于什么样的制度创新更重要呢？
我个人感觉,这次我要到无锡去讲,就是法制建设,创新经济更需要法制建设,所以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新的立法,新的法律系统,来保障这个技术创新的成功。
比如我刚刚讲的知识产权制度,人力资本主导企业的这种企业制度,人力资本信用制度,知识分配制度、金融制度、政府职能转型,如果我在搞开发,政府说你这个没有GDP,我不让你干了,或者政府说,你这个要收税,不可能免税。
研发费用的投入是巨大的,如果你再收税就是雪上加霜。
所以税收制度要改革,财政体制要改革,政府决策也要改革。
因为拥有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人,他是很有个性的,他不断在那儿琢磨,他可能很忽视跟你政府的关系,如果政府说不能够服务到位,不能够转型到位,还是像过去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就觉得你这么不听话,我不让你干了,所以干扰特别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制度创新的方方面面是特别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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