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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志于辅助楚王,成就五帝、三王之业的大贤,就这样论为流落江上的憔悴迁客。
在屈原被重用期间,楚王君臣曾励精图治、整刷朝政,迎来了称雄南天的短暂兴旺。
弃逐屈原以后,楚国之航船便在风雨飘摇中一再触礁搁浅,迅即降为睥睨天下的强秦之附庸。
数十年后,便以灭国之祸在历史上从此消失!
屈原的遭际,就这样与一个国家、民族（楚人）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而他沉身汨罗的悲壮一幕,似乎也成了泱泱雄楚一朝覆灭的历史悲剧的序幕。
倘若屈原退出政治舞台后,从此以屈从命运的达观“明哲”自命,颐养天年,默默地老死于山野荒村,他便不会给历史留下多少记忆。
但屈原却奋身抗争了——他忘不了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复兴楚国的梦想,更忘不了“筚路蓝缕”、经历了多少世纪艰难创业而终于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的命运。
他虽已不再能为这个民族的兴旺贡献心力,却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为它的苦难凄怆呼号。
长长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挠与党人群小斗争的延续。
在他身上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在这段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闪射——那就是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和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
屈原对恶势力的抗争,早在从政时期就有锋芒锐利的显露。
他亲眼目睹过朝中党人怎样狗苟蝇营地追逐于势利,“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竟不惜走那败国亡家的“幽昧”、“险隘”之路。
楚王呢,居然也“昌被”放纵,“无辔御而自载”、“背法度而心治”。
屈原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不顾自身的安危,起而揭露党人的罪恶,并不怕触犯楚王之逆鳞——“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就是他拼将一身捐弃,也要与恶势力抗争的铮铮自白。
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在屈原遭受两次放逐之中,表现得就更鲜明了。
黑暗的王朝满心以为,长期的放逐可以摧折这位耿直之臣的傲骨,迫使他噤若寒蝉,任凭党人们倒行逆施而缄默不言。
屈原的亲朋则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也纷纷劝告他折节改行、装聋作哑,免遭伯鲧那样“殀乎羽野”的杀身之祸。
屈原却毫不屈服——他回顾历史兴衰的教训,把抚平生奋斗的历程,对自己所追求的“美政”、所坚守的操节,充满了无悔无怨的自信。
面对着“瓦釜雷鸣”的黑暗王朝,和“邑犬群吠”的党人群小,他响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在无法再参预朝政的情况下,屈原举起了自己的笔,用《天问》、《离骚》、《九章》等蓄满忿火的诗篇,向昏庸的楚王、嚣张的党人开战了。
这些诗作,正如恩格斯在称赞歌德时说的那样,“完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从民间传说的情况看,屈原的抗争遭致了楚王最严重的“逼逐”（《屈原外传》）。
而诗人则用了更激烈的反抗,来回答这种逼逐——那就是发生在汨罗江畔的最悲壮一幕:
屈原终于以自己的“忿怼激发”之举,实践了他早就立下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的誓言。
这赴身江涛的悲壮音响,从此成为屈原抗争黑暗的生命之音,成为屈原精神的浩然迸发,而久久地回荡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流之中了。
不过倘若只是这一方面,屈原对一个民族的影响还不会如此深沉动人。
屈原之所以极大震撼人们身心的,更还在于这种不屈抗争中所交织着的,对于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那种万劫不移的忠贞精神。
谈到这种忠贞精神,人们似乎总要联想到“忠君”上去。
其实,“忠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规范。
当时的一些哲人贤士在君臣关系上,倒是提出了一种相对的原则。
诸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君之视臣如土芥,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屈原之于楚王,显然表现过非常的忠贞。
“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抽思》）,都表明了“忠君”在屈原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即使在屈原遭到楚王疏黜,以至横暴地再迁江南期间,他对君王的忠贞之情,似乎也还未改变。
《思美人》所呜咽诉说的“思美人兮,览涕而竚眙”,《哀郢》所凄凄叹息的“哀见君而不再得”,都说明他纵然对君王的狂悖之行已极度失望,但“忠君”之情仍还溢满胸际。
只是到了君王的昏愦已无可救药,楚国眼看就要断送在楚襄王这样的壅君手中时,屈原对君王的忠贞之思终于因绝望而幻灭。
当他在沉江前夕,怒斥楚王朝廷的“腥臊并御”、“阴阳易位”,并以激烈的言辞直斥楚王为“壅君”的时候,人们便很难想象,他此刻对楚王还怀有多少“忠”情了。
但是,屈原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民族的忠贞,却又不同——这种在楚民族长期独立发展中,在苦难和奋斗中养育和强化起来的乡国之思和民族感情,在屈原身上可以说是得到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表现。
从屈原的青少年时代,对祖国的热爱便已在《桔颂》中,以“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动情诗句,作了明白无误的表述。
所以屈原从政后急于“奔走”于君王前后,大声召唤君王“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就决不只是希望个人的建功立业、留名后世,而更多是出于振兴楚国、把本民族引向“国富强以法立”的兴旺之路的素志。
现在的人们大约己很少能感受到,“楚国”对于屈原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了,但屈原当年却很清楚这一点。
特别是当他遭受放逐,处在远离国都、身心交瘁的绝望、傍徨之中时,它便几乎成了维系屈原生命的唯一支柱。
《哀郢》描述他远放江南途中,一次次回首“龙门”,一次次噙泪“西思”,一次次对着“辽远”的“郢路”“侘傺而含慼。
”《离骚》描述他在绝望之中,忽生“去国远逝”的奇思,然而他那云旗龙驾、车仗雍容的出行,终竟只在故国“旧乡”的上空周游盘旋而已——“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明知楚国已无人知己,他明知君王已“莫足与为美政”,按说应该对自己的祖国绝望了,按说可以满怀怨愤地象战国许多贤人志士那样去国离乡,去另觅个人的出路了（包括孔子、孟子也都曾如此）。
但屈原不能——“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这就是屈原对于祖国象征的郢都所发出的最凄怆的呼唤。
它唱出了一个被放逐、被摧折的伟大灵魂在诀别人世前夕,对自己祖国、乡土多么深切的眷恋之情。
至于他最后的自沉汨罗,更奏响了一支虽遭万劫,也不离弃祖国,宁肯将自己纯洁的生命葬于祖国江流之中的壮曲!
屈原的伟大也正在这里:
他无所畏惧地抗争黑暗,但这种对黑暗世道的不屈抗争,并没有导致他对祖国母亲的任何抱怨,更没有想过欲借他国之力来伤害自己深爱的祖国。
倒是可以这样说:
正因为他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才有那样的勇气向祸国殃民的黑暗王朝抗争,才有那样不折不挠的韧性,支持了十数年孤苦绝望的放逐生涯。
他的死,既是不妥协抗争精神的最后迸发,也是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精神的灿烂升华——这两者的交汇、激荡,才使屈原的死产生了震撼千年历史的大回响。
后世无数的志士仁人,难道不正是因了这才临流扼腕,痛惜于屈原的逝去;
才衔泪含悲,“想见”于屈原之为人?
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
“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老’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屈原问题》）。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无妨可以再引申一句:
在屈原身上,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而其实统一的“屈原精神”即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执争精神”和不为任何摧折而移易的“忠贞精神”。
所以,投影于历史的屈原精神,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
这双重的精神投影,对于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来说,无疑会有某种侧重并有所排斥。
正因为如此,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才会经历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辩,才会发生一次次单向的改造或重塑。
二、从“怨怼狂狷”到“忠君爱国”——论封建时代对屈原精神的单向改塑
屈原对于历史的精神投影虽然是双重的,但在封建时代的评价中,却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单向选择和改塑过程。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
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那“死而不容自疏”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
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先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
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
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
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
愁神苦思,强非其人。
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人们常常指斥班固的这段评判有辱屈原。
其实,班固的评判恰恰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
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
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
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
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颜氏家训·
文草篇》）。
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
“三绌有慑色,即非贤哲模”、“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
“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
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
知命者肯如是乎”（《韵语阳秋》）?
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着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它在同样富于抗争精神的司马迁那里所得到的充分肯定,激起了正统儒者班固、颜之推等辈的严厉反驳,似乎已预告着屈原精神在封建时代的选择方向它那富于抗争的一面将被排除,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只能在另一侧面（即“忠贞”）得到充分的展开。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
他在《离骚后叙》中激烈反驳班固说: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
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
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这是将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
如魏征在《隋书·
文李学传序》中,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
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宣自毁”的“忠”节（见《金镜》,收《全唐文》卷十）。
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说:
“《春秋》枉许止,以惩不子之福;
进荀息,以甚苟免之祸。
夫荀息阿献公之邪心以死,其为忠也汙矣。
惟其死不缘利,故君子犹进之。
而原乃以正谏不获而捐躯,方息之汙,则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引自晁补之《重编楚辞·
序》）。
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
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
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如爱其君...
眷眷不忘臣子之义。
”“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
”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楚辞补注》）。
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
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对这场延续到宋代的论争,作了调解和小结的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他以“醇儒”的眼光,对屈原的思想人品作了两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他极为敬重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以为它可有所交发于“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屈原的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其诗作“辞旨”,更“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
所以,屈原“其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辩说所能全也”;
“欲以原比于‘三仁’,则夫父师、少师者皆以谏而见杀、见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为也”（《楚辞集注》）。
表示了对洪兴祖过分赞扬屈原的不赞成态度。
应该说,朱熹对屈原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理解得要比王逸、洪兴祖深刻得多——他不仅感受到了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可贵和堪足发扬,而且也与班固一样,敏锐地觉察了屈原身上那可怕的忿怼、抗争精神,可能给封建统治带来的危害。
所以大声疾呼人们,“不可”以屈原这方面的志行“为法”。
只是他的话未免说得太露,对统治阶级企图强调屈原的“忠君”精神而加以单向改塑的意愿未能领会。
所以,他的调解和小结,在统治阶层并未得到满意的反应。
相反,对于屈原“忠贞”精神的崇扬,正是在朱熹前后达到了高潮:
唐昭宗天祐元年,屈原被追封为“昭灵侯”;
宋元封六年,封为“忠洁侯”,后又追封为“清烈公”;
元延祐五年,又加封屈原为“忠节烈公”。
统治阶级需要把屈原变为“忠君”的典范而让臣下效法,这是利益之所在。
那么,对于屈原精神中的另一面,即“怨君”、“忿怼”等等有害于君主的部分,就得过过筛子,全给筛去,或者作出新的解释了。
这就使明清之际对屈原的评价,出现了新局面:
与班固、朱熹的强调屈原抗争精神的危害不同,明清之际的儒者则千方百计寻找证据,根本否认屈原带有这种精神。
例如明人赵南星就认为,屈原的志行决非“狂猖”,他的“托为远游、求古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这与《诗经》中周大夫“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是意义相通的;
班固居然斥其为“露才扬已”、“非明智之器”,无异于“怀王之谐臣,而靳尚之知己”,“士君子苟有爱国家、扶世教之心,亦何忍讥屈原哉”（《离骚经订注·
后跋》）里清人沈德潜则针对前人以屈原为“怨君”的说法辩驳说:
“楚辞不皆是怨君”,《离骚》“如赤子婉恋于父母侧而不忍去”,“要其显忠斥佞、爱君忧国,足以持人道之穷矣”（《说诗晬语》）!
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序中也声称:
他在《离骚》中“但见其爱身忧国、迟回不欲死之心,未见其轻生以怼君也”!
“屈子所以先后其君者,必曰五帝三王;
其治楚,奉先功、明法度,意量固有过人者”;
“虽孔子孟子所以告君者当不是过”——活生生把屈原认作了孔孟第二了!
看了这一段论争,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代的儒者们,为了给屈原“洗冤”,不仅对班固的所谓“狂狷”、“忿怼”严词驳斥,甚至对朱熹也大张挞代之词——他们为了给屈原加上“忠君”美名、争得圣贤地位,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最可笑的还得数黄文焕、刘献庭、林仲懿诸家,他们竟然在屈原“忠君”之外,还找到了“孝父”和“中庸”之义!
黄文焕《楚辞听直》笺注“字余曰灵均”句说:
“顾名思义,当生之日,便是尽瘁之辰。
使为臣不忠,辱其辰,辱其考矣。
此又不得不竭忠之前因也。
远以亢宗,近以慰考,忠也,即所以为孝也。
忠孝两失,而欲靦颜以立于人间,可乎哉?
”刘献庭也说:
“千秋万世之下,以屈子为忠者无异辞矣,然而未尝有知其为孝者也!
其《离骚》一经,开口曰‘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则屈子为楚国之宗臣矣”。
“国事即其家事,尽心于君即是尽心于父。
故忠孝本无二致”。
“是《离骚》一经,以忠孝为宗也”（《离骚经讲录·
总论》）。
林仲懿《离骚中正》则认为,“名余曰正则”二句是“窃取子思之道”,“与《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
这样的牵强附会,真教人啼笑皆非!
怪不得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都要惊讶得大呼:
“是果骚人之本意乎?
”了。
屈原所投影于历史的双重精神,经过封建时代二千余年的争辩,就这样适应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出现了奇特的单向选择和改塑:
那不屈不挠抗争黑暗势力的“怨君”、“忿怼”精神,逐渐被贬斥、否定;
而对于君王、祖国的忠贞精神,则在越来越热烈的推崇和赞扬声中,几经改造,成为臣子“忠正之义”的楷模,而与屈原一起显现在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天幕上。
三、从“帮忙”、“反抗”到伟大的“殉国”者—论近代以来对屈原精神
的重新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
封建时代对屈原的评价,虽然以“忠君爱国”相标榜,但其侧重点却始终落在了“忠君”这一臣子“忠正之义”上。
黄文焕大呼“千古忠臣,当推屈原为第一”;
朱冀忘形地赞叹屈原“忠君到至处,不惜踵顶之损摩”（《离骚辨》）;
蒋骥更称屈子“拳拳之忠,可使薄夫敦。
信哉百世之师矣”。
屈原作为“忠君”楷模的地位,似乎已升达最高的峰巅而无可动摇。
这在封建时代毫不足怪。
但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国大踏步进入反帝反封建革命之途时,对屈原精神的这种改塑和颂扬,便不仅显得触目,简直令人难以容忍了。
鲁迅就是向屈原这一至高无上地位发出挑战的第一人。
1903年,他在充满战叫之声的《摩罗诗力说》中尖锐指出:
屈原的诗作固然“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
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至于屈原之沉江,虽传为壮烈,毕竟未能动摇旧制度之根基:
“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堪足志士仁人“深哀”而已,这一评价,对于妄图用屈原“忠君”偶象来牢笼民众的旧势力来说,无疑是一声不祥的枭鸣!
它表明,立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志士,已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完全不同的斗争道路——他们所要求的,既不是对君王的“竭忠”进谏,也不是“孤伟”自死式的个人抗争,而是唤起民众,从根本上“掀翻”封建社会那摆了二千余年的“吃人筵席”。
故发为文章,也不需要那“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可有可无之作”,而是要震荡千万人耳鼓的“伟美之声”!
在鲁迅看来,这两方面,屈原都不足以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
鲁迅的这一见解,几乎贯串了他的后半生。
1933年,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即以贾府的焦大为例,论及了屈原“怨君”的实质: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是主奴如此,贾府就弄不下去罢了。
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
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如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1935年,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又一次论及屈原:
“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到得宋玉,就现在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
将一位震撼了二千余年厉史的贤哲,比之为贾府的奴才焦大;
将一部光焰万丈的《离骚》,称之为抒写“不得帮忙的不平”之作——初看起来鲁迅对屈原的态度似乎颇为不恭,但正如上文所说,鲁迅是从当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度,来审视和批评屈原的。
他的本意,决不是要贬低屈原,而在于希望当代出现远较屈原更彻底的新的战士,来完成“掀翻”二千年来吃人筵席的使命。
如果把屈原放到他自己的时代,那么,他所表现的对于真理的不倦求索精神,和对黑暗势力的抗争,毕竟也是“孤伟”的。
鲁迅对他也还充满了钦敬之情的。
在上引《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将屈原与“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辈对立,赞扬了他“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勇气。
二十多年后,鲁迅在自己小说集《傍徨》的扉页,更引录《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节,表达了对于屈原不倦求索真理精神的深切缅怀。
不过,在近世的屈原评价中,也确实出现了从根本上否定屈原精神的倾向。
这就是四十年代孙次舟对屈原的一次重大发难,由此引出了闻一多先生对屈原精神的著名分析。
孙次舟在成都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一文,把屈原描述为类似于“王公大人有所爱于色而使”的男宠式人物,“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的“富有娘儿们气息的文人”。
而他的《离骚》,则充满了这位“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屈原对政治关心的着重点,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在“怀王对他宠信不终,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这一种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
所以,屈原的自杀,也与匹夫匹妇的“自经于沟渎”并无二致,并没有多少值得钦佩的地方。
孙次舟的发难,挑起了一场如何评价屈原的大论战。
作为对这场论战的总结,闻一多写了《屈原问题》一文,对屈原精神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
闻一多认为,屈原固然是位文学弄巨,但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个政治家。
从屈原的身份看,近似于楚王的“家内奴隶”。
但是,屈原不是一个顺从的奴隶,而是一个孤高激烈的反抗的奴隶。
孙次舟所说的“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忠款与热情”,并不是屈原最突出的品质,“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和激烈”。
“被馋,失宠和流落,诱导了屈原的反抗性”。
屈原正是在反抗中,从“奴隶”变成了“人”。
所以闻一多得出结论说“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
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
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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