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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9月27日,美国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迅速引起轰动,同时也产生巨大的争议。

该书在扉页引用了美国散文家E•B•怀特的一段话,这段话概括了该书的核心哲学思想:

“我对人类感到悲观,因为它对于自己的利益太过精明。

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并使之屈服。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存活机会。

”[1]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森。

《寂静的春天》从初版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50年,在这50年中,这本书又几十次地被重版,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研究和传播。

同时,由它引发的环境保护运动正深刻地影响当今社会,在未来这种运动的力量和规模可能会更大。

作为编辑出版界的研究者,我们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首先这本书有哪些内容和意义,它何以值得出版和广泛传播;

其次,由于存在各种制约因素,有价值的著作不一定都能被出版,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者在出版该书之前如何判断它的价值,在该书的出版中起到什么作用;

再次,从以上两点可以总结出什么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给中国的编辑出版事业提供什么借鉴。

  一、《寂静的春天》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简单地说,《寂静的春天》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农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如何对自然界造成污染,并通过例子证实这种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

这种污染同样存在于工业部门,甚至存在于绝大多数经济生产部门以及一些生活方式中。

作者警示人们,这种生产方式必须改变。

因此,《寂静的春天》改变了人们最根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它还从哲学上为农业生产部门指出另外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

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为解决这种问题提供一种思路,这也是伟大学术经典的共同特征之一。

  作者卡森在书中运用大量证据证实农药的使用,其弊端远远大于利益。

它会对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造成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部。

这一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

”[2]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有时“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再度显现出来时,它们会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受到不知不觉的伤害。

”[3]这种伤害包括急性的中毒死亡以及各种慢性的、不可治愈的癌症和神经系统损伤。

  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化学药品确实可以通过杀灭有害昆虫而使农业增产、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这些药品会容易被不计后果地应用在农业生产上。

化学方法应用于农业还能催生一个利润滚滚的化学工业部门,增加一个国家的GDP,同时这些化学工业又能通过对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资金支持,使一批又一批毒性更强的化学药品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车间,最后流向农业生产部门,污染整个自然环境。

那些利欲熏心的化学企业还通过各种营销手段促使人们使用他们的产品。

  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病虫害问题,卡森主张用生物学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目的,这种思想主张研究各种昆虫之间的食物链关系及相生相克的原理,用一种昆虫来遏制另一种昆虫,这种方法既能达到防治虫害的目的,又能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免遭破坏。

不过生物学方法很难进行赢利性的产业化运作,尽管它是一种更合理的方法,但它却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

因此,卡森还对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科学研究制度也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卡森在这本书里还用一种平等的态度审视一切生物,她告诉读者,从科学的角度看,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中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如果人类总是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一切生物,以自我利益为中心,随意划定生物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最终一定会得到残酷的报复。

从文学角度看,这本书行文清丽优雅,如行云流水,诗意葱茏,还带着女性特有的委婉细腻;

作为科学作品,这些作品的论据和论点又都扎实而严谨,能经得起最严格的科学检验。

  如果没有《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和随之遍及全球的传播与热烈讨论,世界各国可能要再等很多年才能重视环境保护,而那时环境的破坏可能会更加难以逆转。

《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和传播还改变了这样一个严重错误的观点:

发展经济必然要破坏环境,人类生态的恶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和痛苦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本书1962年出版之后很快被翻译成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瑞典语、挪威语、芬兰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并为各国以后的环保立法奠定了基础。

1963年这本书被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随之在日本产生强烈反响。

从1950年开始,日本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农业产出的增长部分得益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

但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使农产品中的矿物性营养素降低,施用农药时还产生了中毒,仅1986年,日本就有2631人中毒。

日本国土狭小,不足38万平方公里,其中70%以上为山地和丘陵,且自然灾害多,地震、海啸频繁,一旦自然环境再受到不可逆转的污染,这个民族的未来生存将会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日本很多有识之士和环保组织以《寂静的春天》为理论依据,敦促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到1992年后,日本政府决意在农业生产中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

农业科研部门开始研制生物有机肥,农民自己也钻研出一些环保的杀灭虫害的办法,比如用适温的热水给稻种消毒,放弃化学除草剂而用纸质多纤维丝膜和除草机除草,还有农民把辣椒和烈酒拌在一起制成生物除虫剂,效果也非常好。

日本农林水产省还鼓励农民在水田中放鸭子以清除掉杂草和害虫。

日本的一位学者认为,日本的土地已经受到严重污染,至少需要200多年的时间日本的土地才能恢复到1950年之前的自然状态,日本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日本环境保护依然任重而道远。

[4]

  二、编辑出版界的支持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卡森已经是一位誉满全美的科普畅销书作家。

之前卡森也进行过关于DDT的研究,但进展得并不顺利,因为事情过于敏感,即使她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仍然得不到出版界的支持。

1945年7月她向当时最流行的通俗杂志之一《读者文摘》寄过一篇讨论DDT危险的文摘,并希望能在《读者文摘》上讨论有关DDT危害的故事,但遭到杂志方的拒绝。

  1958年1月,卡森的一位朋友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给她寄了一封信,告诉她一件事情:

195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州政府租用一架飞机喷洒DDT之后不久,她家附近的很多鸟儿都死了。

收到朋友的信后卡森深受触动,开始搜集大量材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并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决意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

[5]书稿写好后被《纽约客》杂志分别于1962年6月16日、23日和30日连续三期刊登出来。

但为避免引起太大的争议而影响发行量,同时为了使文章适应《纽约客》杂志的风格及读者阅读习惯,编辑们删去了文稿四分之一的内容,其中参考文献索引和注释全部被删除。

毫无疑问,从学术的角度看,这种处理会影响《寂静的春天》的学术公信力,如果这三篇文章不进行进一步的编辑和重新出版,它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都会受到局限,也不可能成为一部环境保护的经典名著。

  尽管《纽约客》杂志已经进行了淡化处理,但敏锐的《纽约时报》还是意识到这三篇文章的价值,该报在一篇社论中为卡森辩护,认为卡森只是警告公众不要盲目听信化学工业公司宣传杀虫剂百无一害的神话。

社论同时提醒卡森,她可能会被一些组织指责为“危言耸听”或“缺乏客观性”。

但也有媒体持不同观点,《时代》周刊在一篇文章中指责卡森“头脑简单,错误透顶”,是一个“不公正、片面、歇斯底里的偏执狂。

很多令人恐慌的结论显然荒谬。

”[6]当初拒绝卡森的流行刊物《读者文摘》原本准备刊登一篇《寂静的春天》的摘要,但看到情况似乎在逆转,于是见风使舵,改登了《时代》周刊那篇批判《寂静的春天》的摘要。

  然而卡森是幸运的,有一位编辑一直在关注她,并全心全意地支持她,这位编辑就是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保罗•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有多年的编辑经验,他曾经编辑过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文稿。

1962年6月卡森的作品在《纽约客》连载之后,布鲁克斯预见到,这个作品必将会成为深刻影响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文献,它将在最基本的观念上改变人们的看法,影响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

他迅速与卡森取得联系,在与卡森的商谈之后,布鲁克斯请知名的设计专家为《寂静的春天》精心设计插图和封面。

在当时情况下,布鲁克斯所做的一切都冒着风险。

《纽约客》的连载文章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已经开始对化学公司的杀虫剂产生警惕,如果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再重新编辑出版,其影响将会更大,这无疑会影响化学公司的经济利益。

DDT的主要生产商杜邦公司和氯丹杀虫剂的生产商Velsicol化学公司迅速做出反应。

两个公司认为卡森的连载文章已经给他们带来了损失,如果以书稿的形式出版,其造成的损失将更大。

Velsicol化学公司还威胁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如果强行出版,他们将告上法庭。

布鲁克斯和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其他同事一起开始精心准备材料,积极应诉。

1957年卡森已经被确诊患有乳腺炎,此时已恶化为乳腺癌,身体极度虚弱,已无应战之力。

而布鲁克斯和他供职的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始终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经过紧张的筹备,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按计划于1962年9月27日正式出版重新编辑之后的《寂静的春天》。

由于病情恶化,卡森于1964年4月14日去世,年仅56岁。

卡森一生与有毒的化学药品斗争,后来的医学研究证实,夺去她生命的乳腺癌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关系。

  卡森的去世让编辑保罗•布鲁克斯感到无比痛心,他开始收集卡森生前的事迹材料,并专门为卡森写了一本传记《生命之家:

蕾切尔•卡森传》,由哈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于1972年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有关卡森的最权威的传记。

在书中,布鲁克斯怀着温情和敬意记录了卡森的一生,展示了她多方面的才能,还披露了《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后的一些曲折经历。

卡森和布鲁克斯的友谊也会因《寂静的春天》的不朽而一直流传下去,作为该书的一部分,卡森在《寂静的春天》致谢词中表达了对布鲁克斯的谢意:

“保罗•布鲁克斯多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给我鼓励,并多次毫无怨言地推迟他的编书计划以配合我的写作进展。

”[7]

  三、《寂静的春天》对编辑出版界的启示

  在科学的创新方面,大多数创新者除了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之外,还要承受时代的误解和压力。

经济学家熊彼特研究发现,“科学史为下面一个事实提供了强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发现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是极其困难的。

即使习惯的轨道已经变得不适合了,更适合的创新本身也没有呈现什么特殊的困难,但思想还是反反复复回到习惯的轨道。

”[8]

  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更是高歌猛进,被夸大到几乎万能的地步。

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万尼瓦尔•布什在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用尊严堂皇、不容置疑的语气称“没有科学的进步,国家繁荣将衰落;

没有科学的进步,我们不能指望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或者给我们的公民以日益增加的工作机会;

没有科学的进步,我们将不能保持我们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

”[9]经济学家也欣喜地罗列包括农药在内的农业科技成就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肯定科学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并支持科学的发展,这本身并没有错误。

但经济的发展有多种方式,科学的发展也有多种可能的方向,人类需要权衡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寻找一条最适宜的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卡森从来没有否定科学,她只是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为科学的发展建议一条更有益于人类的方向。

但当时,大多数人忽视了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弊害,甚至无视最坚实的证据。

如果有谁站出来列举滥用科技对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的伤害,就有可能被归入“科学敌人”的队列而受到严厉地批评。

卡森幸运地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得到了编辑出版界的支持。

我们从卡森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科学理论创新上,创新者需要来自各个层面的支持,其中编辑出版界的支持是最有力的之一。

  自然和社会都是永远发展变化的,人类有时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有时需要在一定的限度内改造这种变化。

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发现,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

20世纪以来,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日益繁荣,人口迅速增加,包括化学农药在内的科技使农业增产,为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撑。

但化学农药的使用以及其他污染源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

《寂静的春天》就是应对这种挑战的智慧结晶。

作为人类智慧成果的重要鉴定人和把关人,编辑出版者的责任就是和作者一起,“科学地观察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

[10]作为知识传播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出版界应该对社会的发展有更敏锐而深刻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能辨识新知识的萌芽,然后呵护这种萌芽,使之茁壮成长,最后结出有益于社会的果实。

  纵观影响人类思想的经典著作的诞生,每一次都是综合因素促成的结果,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其结果可能都难以预测,在这些综合因素中,出版界是最核心的力量之一。

出版界在传播新知识、拓展深度思维和影响人类价值观方面,具有传播界其他媒介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不会因新媒体的崛起而受到削弱,反而会更加凸显。

这主要“由于书籍非常倚重视觉文化,在一个感官深刻介入的世界里,它就成为拉开距离和保持客观性的手段。

因此在电子时代里,印刷书籍就是养成个人主动性、个人目标和目的的唯一可资利用的手段。

书籍养成的习惯特征,不可能在电子声像和电子信息的环境里培养出来”。

[11]

  四、结语

  2003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

1983年,我国宣布停止使用和生产DDT。

2001年5月23日我国签署了旨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2012年是《寂静的春天》出版50周年,此刻重温这本著作,我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保护环境并为生活营造优美的环境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2]孔子非常赞同弟子曾皙描述的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13]“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是盛唐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盛唐的生态之美激发了无数诗人的璀璨才情。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宋代以后,中国人这种亲近自然的审美已经普及到普通民众,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特征之一。

“只要经济上稍稍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

”[14]在未来,只要能找到并培养一批优秀的作者,选题精当,策划好营销,环保领域将会是出版界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从经营角度来分析,《寂静的春天》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该书出版后几个月内的销量就突破50万册,现在每年销量仍然超过3万册,成了一本典型的“常销书”。

卡森的其他书,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我们的大海》等也都是带来可观利润的畅销书。

《寂静的春天》是一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完美典范。

对于出版界来说,研究这本书的出版和传播历程,有助于我们以更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出版事业,为当前和未来的出版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2][3][7][美]蕾切尔•卡森.吕瑞兰.寂静的春天[M].李长生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11.

  [4]刘少才.日本农业逐渐告别农药化肥[J].湖南农机,2010,

(1):

28.

  [5]余凤高.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雷切尔•卡逊诞生一百周年[J].书屋,2007,(9):

59.

  [6]李继宏,杨建邺.蕾切尔•卡森和她的《寂静的春天》[J].自然杂志,2007,(5):

308.

  [8][美]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M].叶华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10.

  [9][美]V•布什.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解道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53.

  [10]喻国明.一本好的社科学刊[N].光明日报,2004-06-24.

  [1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2.

  [12]陈鼓应.老子今译今注[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169.

  [1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

中华书局,2008:

119.

  [1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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