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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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目前所知的情况而言，因为墙体所包围的范围内除了陵坡墓地以外，再无别的遗迹，所以推测其可能是陵园的围墙。

但根据我们在凤翔县水沟遗址和宝鸡蒋家庙遗址发现的约为同时期的城墙来看，也不能排除是城墙的可能。

此外，现在还没有发现关于西周时期专门为陵园修建围墙的记录，当时是否已经有专门的陵墙也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图一　樊村墓地发掘现场

2004年10月～2005年5月，对陵坡墓地的2座带墓道的大墓进行了发掘。

其中的M18位于墓地中部偏东，墓室长6.8、宽6.4米，东墓道长12.4、宽0.9米，西墓道长7.5、宽1.3米，南墓道长17.6、宽4.2米，北墓道长17.7、宽0.9米，南墓道为斜坡状，其他三条墓道均为阶梯式，墓底四周有宽近1米的生土二层台。

此墓屡经盗扰，墓室内的随葬器物已荡然无存，残留在盗洞填土中的器物有青铜车马器、小件玉器、石磬、原始瓷器等。

借由这些器物，我们判定该墓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阶段。

M32位于墓地近南端，该墓的上部多已被自然冲沟破坏。

墓圹由略近方正的竖穴土坑墓室、阶梯式北墓道和斜坡式南墓道组成。

墓壁规整，墓底四周亦有宽近1米的生土二层台。

北墓道残长9、宽1.9～2.1米，现存13级台阶，阶面宽50、阶高40～55厘米，南墓道残长13.3、宽约5米，坡度40°

。

此墓也多次被盗扰，墓室底部有大面积的火烧痕迹。

墓室内的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盗洞填土中出有若干原始瓷片、残铜鼎耳、铜泡、蚌泡、象牙器等。

数百片原始瓷片中可辨识出器类的有豆、尊、罍等10余种，个体数十件，是目前所知西周墓葬中出土原始瓷器较多的一座。

其中1件原始瓷圈足器的外底刻有5字，可辨“白宫”二字，意不明。

该墓的年代也早不过西周中期。

白草坡墓地位于陵坡墓地以西，两处墓地东西相距约600米，这里应是一处以中型墓葬为主的贵族墓地。

经钻探发现墓葬200余座，其中有3座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

墓口长在3米以上者约占三分之二。

2004年秋，在白草坡墓地抢救性发掘了3座西周墓葬，均被盗，出土2件带铭铜器（簋、簋盖）（封三：

1）及少量玉器，年代属西周中晚期。

樊村墓地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这里过去曾出土过一些先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4]。

2005年秋我们开始钻探调查，新发现墓葬300余座，其中以小型墓居多，也有部分中型墓，还有马坑或车马坑。

2005年秋我们对该墓地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图一），共清理墓葬29座，马坑2座，其中大多数墓葬已被盗，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玉器及青铜兵器和车马器。

墓葬的年代多属于西周早期，个别墓葬可至西周中期。

墓地的埋葬者应是低等级贵族和一般平民。

其他三处墓地未经发掘，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遗址西部的钻探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不排除还有其他墓地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被盗扰的情况非常普遍，真可谓是“十墓九空”。

根据墓葬被破坏的种种迹象分析，这些墓葬被盗扰的时间有早晚的不同。

晚近者为现代的盗墓者所为，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墓葬则是在埋葬后不久就遭到了“盗掘”，这种“盗掘”行为很可能和现在意义上的“盗掘”有所不同。

如果西周晚期的墓葬在当时即被盗扰可以解释为是异族入侵后所为的话，那么早期墓葬的早期“被盗”恐怕就得另作他解了。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日后或可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大型建筑基址

大型夯土建筑群的发现是周公庙遗址考古的另一重要收获。

2003年冬季的调查，在采集到商周时期的砖和瓦的同时，还在一些地点发现了夯土建筑遗迹。

通过2004～2005年的钻探，确认了40余处夯土基址。

这些大型建筑基址主要集中分布于陵坡墓地的西南，建筑群的北端距离陵坡墓地的南端约360米，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

夯土基址的范围：

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90米，另外在白草坡墓地以南区域亦发现有零星的夯土。

2005年秋季和冬季，在夯土建筑群的北部发掘了1500平方米（图二）。

建筑基址地面以上部分及基槽上部多已经被破坏，除发现一段排水沟和少量小型柱洞外，其余所见均为建筑基槽的下部，建筑本体的形制结构已无从知晓。

发掘区域的夯土基槽由40余块夯土分筑而成，这些夯土块均为长方形，大小不一，交错分布，面积为15～35平方米，基槽的深浅也不一致，深者4米多，浅者不足1米。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判断，该建筑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先周晚期，废弃的年代可能不晚于西周中期。

这应该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周代大型建筑基址。

在发掘区域内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空心砖（图三）和条形砖，其中一块可以复原的条形砖长约103、宽32厘米（图四），其大小和过去在赵家台遗址发现的空心砖相当。

可惜这些砖均出自废弃后的堆积中，没有找到直接的使用证据，所以对其具体的用途仍不清楚。

此次发掘虽然对建筑的年代和部分营建技术有所了解，但对建筑的形态特征和具体的功用（宗庙、宫室或其他建筑？

）却仍一无所知。

从调查所获资料判断，整个建筑群的年代可能也不尽一致。

在建筑群的南端发现有西周的板瓦堆积，板瓦的形制特征和周原遗址所见同类瓦的特征相同，据此可以推定附近应有西周偏晚时期的建筑。

（三）作坊遗址

作坊遗址的存在对理解遗址的布局及其性质至关重要。

2004年夏，我们在遗址东北部，即陵地墓地以南约350米的马尾沟东侧发现了铸造铜器的陶范残块，秋季即对该地点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掘面积为128平方米，清理陶窑1座、地穴式房址1座及灰坑14个。

窑的形制结构和通常所见烧制陶器的陶窑不同，或与烘范有关。

出土了数百块残碎的陶范，这些陶范因多数经过使用，破碎严重，可辨器形的有鼎、簋等容器范（封三：

2），刀、镞（图五）等兵器范，马衔、泡、銮铃等车马器范。

工具有陶管、砺石等。

从陶范的纹样、形制及共存陶器的年代特征分析，该处作坊的年代为西周初期，其上限或可早至先周晚期。

这是继洛阳北窑、周原李家遗址之后，第三处经过正式发掘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也是周原地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西周铸铜作坊。

由于发掘的面积小，加之遗址被破坏的程度比较严重，断面暴露的遗迹少，依靠钻探手段也难以了解作坊遗迹和其他居住遗迹的区别，所以暂时还无法对作坊的规模作出判断。

图二　夯土基址

在发掘2003年卜甲发现地点的时候，在15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集中分布的4座陶窑，清理了其中的3座。

这些陶窑的规模和形制大体相同，均为半倒焰式，其中一座陶窑修好后未经使用。

由于这些陶窑的分布比较密集，年代相近，推测其为一处先周晚期的制陶作坊。

Y2窑室内堆积的遗物比较丰富，其中大量的陶片为我们判定陶窑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常见的有高领袋足鬲的口沿、裆部和菱形乳丁纹深腹盆等，它们均为先周晚期的典型陶器，据此推断陶窑的废弃年代不会晚于先周晚期。

在制陶作坊遗址以北还调查发现了制石工具，附近或有石器作坊。

（四）卜甲的发现

继2003年12月在祝家巷村北采集到卜甲之后，2004年春又先后在庙王村北和陵坡南两个地点发现刻辞卜甲、卜骨，并对这三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

祝家巷村北的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新出土了10片卜甲，还有数量较多的陶器、骨器和原始瓷器等。

依据地层关系及各遗迹单位包含陶片的特征分析，这些遗迹单位绝大多数属先周晚期，部分为西周早期，个别单位可晚到西周中期。

此次发掘对2003年发现2片卜甲的灰坑进行了彻底的清理。

该坑（H45）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锅底状，南北残长约4、东西残宽2.65、深0.82米。

坑内包含物中有大量的陶片，其中的高领袋足分裆鬲、连裆鬲、甗、小口折肩罐等都具有明显的先周晚期或西周早期（根据以往先周、西周陶器的编年）的特征。

该坑还被M6、H34、H21打破，这些单位的包含物所显示的年代特征也在商末周初之际。

由于仅凭陶器的材料我们无法准确地划分先周晚期和西周初年的界限，而卜甲的刻辞内容也没有提供直接的绝对年代证据，因此我们只能暂时把该灰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确定在商末周初，而卜甲的年代当不会晚于该坑的形成年代。

该单位年代的最终确定，对于认识所谓商末周初考古学文化的分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六　凤翔水沟城址南城墙

位于庙王村北白草坡墓地南的卜甲出土地点的发掘面积为100余平方米，共清理3个西周时期的灰坑，其中2个灰坑和坑旁现代水渠的填土中共出土卜甲700余片，其中有刻辞者90余片，字数最多的一片卜甲刻辞30字，共计400余字。

刻辞内容涉及记时、记事和军事等方面。

其中人名中数见“周公”，地名有“周”、“新邑”、“唐”、“先”、“薄姑”等，这些内容多让人直接或间接地联想到和周公的种种关系，因此也成为有些学者进一步论证该遗址即为周公之采邑的新依据。

根据与卜甲共出的陶片的年代特征，我们初步推定灰坑的形成年代为西周中期，而卜甲本身则应该为西周早期之物。

（五）周边遗址的调查

为了更准确地判断周公庙遗址的性质，我们除了对遗址本身进行系统而细致的调查之外，还有计划地对其周边的相关遗址进行了调查，最重要的收获来自对凤翔水沟遗址的调查。

根据凤翔县博物馆景宏伟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于2004年12月31日开始对水沟遗址进行了为期4天的初步调查，新发现了周长近4000米的夯土城墙（图六），并初步判定其年代为商末周初时期。

2005年冬，对城墙范围内又进行了为期10天的详细调查，对城内遗迹的分布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再次确认了城址的年代。

水沟遗址位于凤翔县城东北约10公里处，属糜杆桥乡，东南距周公庙遗址的直线距离约20公里。

所见城墙遗迹位于水沟村的北部和东部，“水沟”自南而北穿过城的中部，东为玉家岭，西为许家山，城之东侧紧邻由北向南流的干河。

北墙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为1000米，南墙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为900米，墙体依坡势而筑，城圈呈不规则形，周长约4000米，现存夯土墙体（南墙）最高处为6.5米，可见宽度5米有余，夯层厚7～9厘米，夯窝直径3～5厘米，夹板宽约20厘米，城内面积为100万平方米。

从两次调查所获资料看，该遗址最丰富的是仰韶时期的堆积，其次为商末周初时期的堆积，另有少量龙山时期的遗存，鲜见东周以后的遗物。

由于城墙多压在仰韶晚期的堆积之上，墙体的夯土中也有仰韶晚期的陶片，由此可以认为城墙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仰韶晚期。

龙山时期的遗址规模不大，可以排除其筑城的可能。

我们认为该城的始建年代最有可能是先周或西周时期，理由如下：

第一，暴露在外的先周和西周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虽然不很丰富，但在城内有比较广泛的分布，而且基本都在城墙的范围之内，城墙和遗存的情况有比较合适的呼应。

第二，在城内发现数处夯土基槽，夯筑特征和周公庙遗址发掘所见相同。

在城内还采集到与大型建筑密切相关的砖、瓦等建筑用材，砖亦有空心和条形两种，制作工艺及形态特征均与周公庙、赵家台遗址出土者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处地点埋设有陶水管，据当地村民介绍，在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曾在城址的南部挖出连续数十米的陶水管。

我们在调查中亦采集到多件，其中一件基本完整，长近1米，表面施粗绳纹，其上还刻划有一组数字卦符“六一一六六一”（图七；

封三：

3），可以判定为西周早期之遗物。

大规模的排水设施似乎可以进一步说明城内建筑布局的规划性特征。

已经发现的这些遗迹和遗物可以作为城墙存在的重要理由。

第三，城墙夯土的夯层薄、夯窝小的特征及分堵夹板夯筑的技术与周公庙遗址所见几乎相同。

图七　凤翔水沟遗址出土陶水管

此外，在此还可提及的发现是宝鸡市区北郊金陵河西岸的蒋家庙遗址。

2005年冬，我们在该遗址也发现了一座年代与水沟城址相当的城址，城墙的周长为3000余米，城址所在的地形特征和水沟亦十分相似，进一步的工作还未开展。

另外，对劝读、帖家河、赵家台等遗址的调查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线索。

通过上述的田野考古工作，我们不仅对周公庙遗址有了比较具体和深入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个周原地区西周乃至先周时期聚落的分布情况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遗址的年代。

根据调查和发掘所获遗物，我们可以把周公庙遗址的年代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仰韶时期。

大体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

这个阶段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山前坡地的北部，分布面积较广。

第二阶段：

龙山时期。

文化特征接近双庵类型，分布面积与仰韶时期相比较而言，明显缩小。

第三阶段：

先周时期（偏晚阶段）。

陶器群的特征与关中西部地区其他遗址先周晚期的陶器相同，以高领袋足鬲和小口折肩罐为代表，还有一定数量的连裆鬲。

这个时期的遗物分布面积较广，所暴露的遗迹也相对比较丰富，似乎是该遗址最兴盛的时期。

第四阶段：

西周时期。

从发掘和调查的情况看，居住址以西周早期的遗存比较丰富，中期次之，晚期少见，自西周中期开始，遗址呈衰弱趋势。

而墓葬方面所反映的情况似乎与居住址有些出入。

在陵坡和白草坡发掘的墓葬虽然数量很少，但基本上属西周中晚期，而樊村墓地的墓葬则以西周早期墓葬为多。

几处墓地之间和墓地与居住址之间的年代关系尚不清楚。

（2）遗址的规模及布局。

根据调查和钻探的情况分析，遗址的范围大致为：

北起凤凰岭的陵坡，南至祝家巷、周公村一线，东自陵头村西，西至董家台。

南北约2200、东西约1700米，面积约370万平方米。

在此范围内，已知的遗迹分布情况是：

北部东、西两侧分别是以大型墓葬为主的陵坡墓地和以中型墓葬为主的白草坡墓地。

东部自陵坡墓地的南端至樊村墓地的北端约1200米，其间有两处相对独立的墓地，墓地的间隔距离约300米，在两处墓地的周围分布有比较密集的灰坑。

西部自白草坡墓地的南端至周公村西墓地的北端约1500米，在庙王村东北还分布有零星的墓葬。

中部为东北一西南流向的大殿沟，沟东侧的台地上为大型建筑集中分布的区域。

铸铜作坊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北距陵坡墓地约350米。

在去除墓地所占面积和大殿沟、马尾沟之后，居住址的规模可能不足100万平方米。

大殿沟东侧的南北一线还没有进行调查，地下埋藏情况暂时不明。

图八　周公庙及相关遗址分布图

此外，在周公庙遗址的周边还分布有时代相当、规模较小的遗址，这些地点和周公庙遗址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的调查才能作出判断。

（3）遗址的性质。

关于周公庙遗址的性质问题，在周公庙遗址新发现之前和之后都有学者提出过种种意见[5]。

或认为是周公的采邑，或认为是太王所建的岐邑，还有“王季宅程”之说[6]，这些意见都有或多或少的文献和考古依据，所论亦有其合理之处，只是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看，都还不够充分，不论哪种观点都还只是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上。

现在考古材料虽然丰富了许多，对遗址的了解也比过去深入了不少，但要回答遗址的性质问题，依然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新材料的发现当有助于问题的深入讨论。

遗址性质的确定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年代问题，这是讨论或解决属性问题的前提条件。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周公庙遗址先周时期的遗存最早早不过殷墟四期（根据目前本地区先周时期的考古分期与编年），因此，若要把该遗址作为太王所建“岐邑”的话，年代上多有不合。

从目前调查和发掘的情况看，今后发现更早的先周遗存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岐邑”的可能性。

此外，就遗址的规模和内涵而言，似乎也和想像中的都邑遗址有些距离。

尽管大型墓葬、刻辞卜甲、夯土建筑、铸铜作坊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遗址本身的重要性和高规格，但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把该遗址和“岐邑”画等号的条件。

相对而言，“周公采邑说”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因为先周时期的遗存大体和文王徙丰的年代相当，文献明确记载周公受封采邑是在文王“作邑于丰”之后[7]，与遗址形成的年代可相吻合。

此外，卜甲的刻辞内容和稍晚些的一些文献记载也可视为对此说的有力支持。

问题是我们对采邑遗址应有的实际状况还一无所知，比如规模的大小、内涵的构成等，因此仅凭现有的材料也还不能提出任何结论性的意见。

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陵坡墓地的属性和大型墓葬墓主人身份的确定是关键。

总而言之，要解决周公庙遗址的性质问题，尚需时日。

西周考古借由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而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从周原到周公庙，再到水沟，进至蒋家庙（图八），先周至西周时期的大型聚落不断被发现。

这些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周王朝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提供了若干重要的线索，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带来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要寻找并确认周人的早期都邑，并描绘出西周王朝的形成过程，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一两处遗址上，而应该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相关的区域。

不仅要关注大型遗址，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小型的聚落；

不仅要细究单个遗址的年代、分期、内涵和布局结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聚落之间的关系问题。

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接近重构历史的目的。

周原地区考古工作的未来，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1]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5年4月。

[2]　关于此次调查的缘起，笔者已在《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日）一文中有所表述，可参阅。

[3]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待刊。

[4]　祁建业《岐山县北郭公社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祁建业《岐山县博物馆近几年来征集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庞文龙、崔玫英《陕西岐山近年出土的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庞文龙、刘少敏《岐山县北郭乡樊村新出土青铜器等文物》，《文物》1992年第6期。

[5]　曹玮《太王都邑与周公封邑》，《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周公庙西周墓葬群重大发现专家谈》，《文博》2004年第5期。

[6]　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待刊。

[7]　郑玄《毛诗·

周南召南谱》：

“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

” 

来源：

《文物》2006年第8期第55～62页